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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的古人寻求个人的生死之间的意义。中国古人则寻求天命的集体性，昊天对每一个人都是监临督察的主宰。由天命观念为基础，开有周八百年的文物制度、道德基础，而且为孔子时代主要的文化突破奠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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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突破的阶段发生在春秋战国时，当时礼坏乐崩、宗法制度崩溃，旧有的体制无法满足实际需要，必须寻求新的突破。孔子为当时的人找到了新定点。孔子这一次“突破”在于将人道普遍化了，将本来行之于贵族的礼乐观念普化于大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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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礼坏乐崩”的情势，基本上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崩溃，西周开创的文化已经僵化了。雏形的文官制度也渐渐取代贵族的统治。封建宗法制度的原动力已经不足维持其运作。单凭德性的天命观无法解释社会的种种现象，时代需要有一套新的思想。中国长期的思想混乱，到了秦汉时儒家和刑名法家合一，才真正重新整合。整个春秋战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变动期。这一时段，中国受到外来的文化影响很小。即使有南方楚国文化的刺激，但严格说来楚文化的基础原来就是中国新石器文化，算不上是“外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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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统合，在政治上的统合比思想的统合久，罗马世界政权和宗教是分开的。所以当人们问起宗教和政权的关系，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基督教的传布是由边缘进入核心，而中国文化的传布则由核心扩散四方。儒家官员始终带有传教士的任务，传播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政治和思想体系是整合的，内圣外王思想即为政治与思想整合的说明。秦至西汉，配合统一的帝国体系，中国的思想界也费力整合思想于一个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学术著作上，《淮南子》、《吕氏春秋》、《春秋繁露》都是思想整合的产物，在政制上，郡县制度更为中国打下近二千年的基础。但是罗马帝国又不是如此了。罗马和帝国各省及属地之间的关系，因地而异。它们是和罗马帝国各别订立条约，厘定其对于罗马的权利及义务。两相比较下，整合的观念深深影响中国人，于是中国总希望一切井然有序。整齐划一的形式，往往易于导致僵化。中国文化的僵化，每每从内部产生。传播文化的儒生，无法和政治分开，他们变成社会上阶级最高的既得利益者。本来良好的察举制，在东汉竟一变而为贵族维护权力的工具。思想上，经学成为官学（正统之学），一般士子沉溺于旧思想中，无心旁求新思想泉源，旧思想既无法满足一般人的需要，自然不再能维系人心，天下遂面临崩溃。因此东汉的灭亡，固然黄巾、羌乱是原因之一，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东汉内部僵化所致。党锢之祸是东汉儒生士大夫的大劫。但是其中的领袖也不过孔融或刘表一流人物，并不足以旋转乾坤。当时真正的杰出人物是在正统思想体系之外的荆襄集团。所以在儒家僵化之后，东汉是非灭亡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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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又是一次历史大转变的时期，变动的剧烈只有春秋战国时代和近代的大变化可和它相比。此时，秦汉完成的整齐划一的体制崩溃了，佛教的影响填入空白，导致儒家思想的变化，为宋明理学之兴起开下先河。南北朝时期，为转变的前期，变动最大，而转变的完成是在唐朝。外来的文化与思想传入，使得中国思想又一次的大突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外来文化也未能完全征服中国的思想领域，外来思想仍配合中国思想同步发展。就整个历史来看，十八、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很少再有如南北朝时如此激烈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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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大转变和地中海世界相比，其结果甚不相同。罗马帝国在灭亡后，欧洲未再出现真正统一的大帝国，而中国则经过南北朝的长期混乱又出现了隋唐统一的帝国。在思想上虽然儒家思想不再一枝独秀，儒、道、佛三家却有相当程度的交换与整合，而形成新的中国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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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有三原色，这三个因素当是中国能再统一的原因，亲缘组织团体使中国人在动乱时期仍可凝聚在一起，团体发挥了保护个人与控制个人的功能；精耕细作的农业也不允许任何奴役制度长期存在。精耕细作的高度生产力，端赖耕作者的自发工作意愿。奴隶制不足以臻此。所以南北朝时期，有一次次的解放奴隶。唐代虽仍有社会阶层化的现象，但不论如何唐代没有大量人口转化为奴婢。中国国家和社会间，有紧张的制衡关系，然而所有的资源经由全国性的经济网络成金字塔状集散，中国的文官制度，配合了经济网络，使人才也作全国性的周流。同时，文官体系的意识形态，始终统摄于儒家思想之下，其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及天下一家的观念，也是促使中国保持统一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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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近一次的大转变发生于鸦片战争以来，而且至今尚在进行之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否会崩溃一直是一争论的问题。当前大陆史学家也讨论资本主义是否曾在中国出现。若没有资本主义会如何？若有资本主义的出现会维持多久？而鸦片战争以后的改变，是否使中国有转变成另一国家形态的可能，还是中国有可能被外来的势力击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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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意见认为，传统中国的体制到了清代已在改变。此时经济开始走下坡，生活水平因人口过多无法提升；单位生产量虽高，却赶不上人口的增加；在政治上，整合愈整齐，思想也日益僵化。在思想中虽有明清之际少许的反动，但基本而言，从乾嘉以后，除了做补注的工作外并无活力创造新成就。学术的繁琐化也可和东汉时的经学相比。甚至艺术品也缺乏活力而由装饰的技术所取代。所以我认为到了19世纪中国文化已经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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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清以来一连串的内乱，也看得出来中国固有的思想无法给予他们充分的回答。不少叛乱的集合都有邪端异教作为理论基础，实在因为正统思想不能满足现世大众的思想需要，而邪端异教另一个“来世”却是另一种承诺。（事实上这种对现世的不满，追求另一精神的凭借，不仅在历史上实现。现在的台湾也因此出现许多新教派。甚至美国也是，相信“盖亚那”集体自杀的事件大家一定都还有印象。）总之，从19世纪以来，中国体系的崩坏到现在，已有百年的历史。在这转化的过程中，如西方文化，对我们而言，是一大冲击，但西方文化本身也正面临僵化的趋势。我们今日的文化改变，实际上遭逢了双重僵化的问题。总之，世界的未来，也在另一突破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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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〇五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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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新石器时代，约在黄河流域中游（靠北），陕西、三峡及汉水中游（均非泛滥平原上），这是中国人类农业村落最早发生的地方。这三个地点正说明中国的文化不是从哪一个地点辐射出去，而是至少几个地区齐头并进的。此一现象大家必须注意，因为后来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即循此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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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传统不断延伸下去。如：（一）黄河流域，从岐山、裴力港延伸到仰韶、龙山，演变期间长达三四千年。（二）从大地湾延伸到陕西陇山。（三）汉水上游，三峡附近延伸下去成为嘉陵文化。（四）山东半岛的大汶口地区，代表当地的文化，此文化也在五六千年以前。由此可知，至少有四个相当古老的文化，各自发展其特性。唯彼此间仍经常不断的交换，构成缓慢的转移。也就是说无论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其变化的过程也是非常缓慢的，虽然有独立的传统，可是互相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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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在四五千年以前出现一些东西，我们从浙江省余姚县附近发现世界上最早稻米作业之处，其分布地为长江三角洲到杭州湾沿海地带，这一支和北边大汶口之间，关系深远，相互影响。此外，我们发现中国最早的木结构建筑。虽然我们有这几个独立的传统，但是没有一个传统是孤立的，其相互间的影响，模仿及交流，最后构成中华文化的底盘。虽然此时尚未有“中华”二字，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在新石器时代，由于这种互相交流影响，已经构成共同有的大系统，这一点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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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古老的文明，如西亚细亚两河流域，也有古老的传统，但其传统所到达的范围是非常小的，其范围为我们大系统的五分之一左右。以印度古代文明来说，Hyderabad（海得拉巴）是比梵文文化更古老的文明，其分布地区是今巴基斯坦五河流域，也是非常小的地区。换言之，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构成大的文化体系，其范围之广，内容之复杂，且各单元之间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少见的，原因何在？或可解释说，我们中间没有很难跨越的地理障碍，或其基本居住的条件类似。此一现象有很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体系成形得那么早，其一致性虽未达完全一致的地步，可是已经显示出不能分割的特性，此一特性就构成中国文化统一性极强的性格，虽然政治上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情况，可是到了最后总是有很强的文化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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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〇六 中国文化统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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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谓政治的统一和文化的协同性，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基调。可以说，自秦朝统一以后，中国人的意识中一直有大一统的观念。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并不统一，其余时间号称是统一，但稍加研究，就发现实际并非如此。每一个统一时代都有地方半独立的状况，或是独树一帜的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挑战，或是民间的叛乱和起义，还有外族的侵略。所以说，真正全国统一在一个旗帜下，没有分裂、没有内战的年份甚少。但中国人说来奇怪，自古以来就认为统一是中国的常态。这个现象很特别，在欧洲找不到。日本也是如此，他们也有这个观念，国土分得乱七八糟，他们也认为是统一的。中国的统一观念与事实不符，但又在现实中持续这样久，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中国的文化发展，自殷商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核心区的文化经过不断的扩展，慢慢形成了中心，这个中心就成了国家的首都，或者国家最重要的腹地。有了这个中心后，地区性的差异就通过中心区的辐射成为大同小异。中国的核心文化不是道家就是儒家，这两家有矛盾，也互相补充，两者结合成普遍性的力量（universal power）。它没有人种的限制。不管儒家还是道家，都自己肯定自己的观念是具有普遍性的。相对地讲，印度文化的等级差别很突出。再看犹太教，也有种族差别的概念。然而，中国文化的这个核心，可以对人人发生作用而不会有抵触。所以，统一观念的形成是势在必然的。在文化统一之下，还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是人才的任用制度，从汉代开始实行人才选拔到以后唐朝的科举制度，中国的人才选拔一直是全国性的，且相当公平，不受一族一姓的限制。欧洲的天主教则不然，前不久在电视上看到教皇封了二十四个红衣主教，在二十四个红衣主教中，有一半以上是意大利人。再如中古和近古的西欧社会，人才均是由皇室挑选的，和皇室有特殊关系、沾亲带故的人，容易被选上。中国历史上不仅没有皇室种族的限制，而且对各地的选拔还规定了名额人数。官僚制度选拔人才的途径和方法也成了加强统一观念形态的力量。另一因素是中国的语言文字特点：方言很多，但文字只有一种，这是人所皆知的一种统一。人才选拔和文字这两个因素，就成了文化统一及普及的重要原因。中国统一形象固定地扎根人心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交换。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性和出产，这些地方性的产业构成了全国性的交换。太平盛世时，地区间的交换限制最小，因此会形成经济上的统一。这种统一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互相促进，使大家认为统一是一种常态。但问题并非一直如此，中国的文字没有分裂过，儒家正统除了细节上有争执以外，基本上也没有分裂过。可是，官僚制度却有不少的分裂，地方性的官僚有时可以僭越中央政府的权力，这就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和协调的问题。中国地域辽阔，古时在交通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央政权的控制必然有限。另外还有一个民族问题，中国的方言不同，是因为其它民族语言的影响，在每一种方言中，我们都可以捕捉到其它远族语言的影子。地区广大，交通不便，再加上方言差别，使得全国统一的官僚制度在运作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于是出现了中央的若干权力被地方分享的现象。分权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中央主动授权地方，另一种是地方把中央的某些权力截下自用。中央委托权力，形成了各省各区的划分与治理；地方的僭越，则造成割据与分裂，这是就政治权力而言。就官僚制度来讲，地区小还容易治理一些。以民国为例，山西的内政不错，东北的内政不错，广西的也不坏，这就是以一个省为地区的统一。官员的操守、命令的下达、消息的传递，不管哪一方面，地方总比中央做的要好，因为官员觉得自己是为家乡服务，所以更为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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