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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谓政治的统一和文化的协同性，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基调。可以说，自秦朝统一以后，中国人的意识中一直有大一统的观念。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并不统一，其余时间号称是统一，但稍加研究，就发现实际并非如此。每一个统一时代都有地方半独立的状况，或是独树一帜的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挑战，或是民间的叛乱和起义，还有外族的侵略。所以说，真正全国统一在一个旗帜下，没有分裂、没有内战的年份甚少。但中国人说来奇怪，自古以来就认为统一是中国的常态。这个现象很特别，在欧洲找不到。日本也是如此，他们也有这个观念，国土分得乱七八糟，他们也认为是统一的。中国的统一观念与事实不符，但又在现实中持续这样久，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中国的文化发展，自殷商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核心区的文化经过不断的扩展，慢慢形成了中心，这个中心就成了国家的首都，或者国家最重要的腹地。有了这个中心后，地区性的差异就通过中心区的辐射成为大同小异。中国的核心文化不是道家就是儒家，这两家有矛盾，也互相补充，两者结合成普遍性的力量（universal power）。它没有人种的限制。不管儒家还是道家，都自己肯定自己的观念是具有普遍性的。相对地讲，印度文化的等级差别很突出。再看犹太教，也有种族差别的概念。然而，中国文化的这个核心，可以对人人发生作用而不会有抵触。所以，统一观念的形成是势在必然的。在文化统一之下，还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是人才的任用制度，从汉代开始实行人才选拔到以后唐朝的科举制度，中国的人才选拔一直是全国性的，且相当公平，不受一族一姓的限制。欧洲的天主教则不然，前不久在电视上看到教皇封了二十四个红衣主教，在二十四个红衣主教中，有一半以上是意大利人。再如中古和近古的西欧社会，人才均是由皇室挑选的，和皇室有特殊关系、沾亲带故的人，容易被选上。中国历史上不仅没有皇室种族的限制，而且对各地的选拔还规定了名额人数。官僚制度选拔人才的途径和方法也成了加强统一观念形态的力量。另一因素是中国的语言文字特点：方言很多，但文字只有一种，这是人所皆知的一种统一。人才选拔和文字这两个因素，就成了文化统一及普及的重要原因。中国统一形象固定地扎根人心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交换。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性和出产，这些地方性的产业构成了全国性的交换。太平盛世时，地区间的交换限制最小，因此会形成经济上的统一。这种统一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互相促进，使大家认为统一是一种常态。但问题并非一直如此，中国的文字没有分裂过，儒家正统除了细节上有争执以外，基本上也没有分裂过。可是，官僚制度却有不少的分裂，地方性的官僚有时可以僭越中央政府的权力，这就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和协调的问题。中国地域辽阔，古时在交通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央政权的控制必然有限。另外还有一个民族问题，中国的方言不同，是因为其它民族语言的影响，在每一种方言中，我们都可以捕捉到其它远族语言的影子。地区广大，交通不便，再加上方言差别，使得全国统一的官僚制度在运作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于是出现了中央的若干权力被地方分享的现象。分权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中央主动授权地方，另一种是地方把中央的某些权力截下自用。中央委托权力，形成了各省各区的划分与治理；地方的僭越，则造成割据与分裂，这是就政治权力而言。就官僚制度来讲，地区小还容易治理一些。以民国为例，山西的内政不错，东北的内政不错，广西的也不坏，这就是以一个省为地区的统一。官员的操守、命令的下达、消息的传递，不管哪一方面，地方总比中央做的要好，因为官员觉得自己是为家乡服务，所以更为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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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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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〇七 雅斯贝尔斯的枢轴时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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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是否有意识地认知自己的历史呢？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时代枢轴论（Axial Age）认为只有在某些人类文化中，“古人”曾有意识地认知历史的意义。他归纳了若干古代文明的演变，指出在公元前第六世纪前后，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士德、犹太的以赛亚，以及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诸贤几乎同时现身，这是历史上的枢轴时代。在中国、印度、波斯至希腊间的中东，人类的文化进入了文明，由此分化衍生遂有后世的各种文明。公元前第六世纪前后的第一次突破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机，故名之为历史的枢轴。在史前时代，人群不过浑浑噩噩地度日，生老病死，全无意义；人之异于禽兽，只在于人掌握用火的能力，因此雅斯贝尔斯称史前时代为普罗米修斯的时代；接着，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有些地区的人类发展了农业、文字及国家，这是古代文化的时代。雅斯贝尔斯认为若干古代文化，例如埃及文化始终没有完成第一次突破而发展出枢轴时代的文明。各个枢轴文明在近世逐渐合流为近代科技文明，雅斯贝尔斯称科技文明为第二次普罗米修斯的时代。人类已掌握了更多更复杂的谋生手段，但是还没有找到新的历史意义。第二次的突破有待人类再一次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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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曾讨论由史前时代转变到古代文化时代有什么征象？他指出文字的发明是古代文化的共同特征。几个古代文化都有文字，至少三个文化几乎同时进入枢轴时代。究竟有什么条件呢？雅斯贝尔斯以为不能单用演化论来说明，因为几个古代文化之中，只有中国、中东及印度三处有枢轴时代的文化，他不认为同源传布论可以有力地解释这个历史现象。因为上述三处的民族不同，文化渊源迥异。他引用韦伯（Alfred Weber）的观察，以为当时有一群能驱车乘马的民族由中亚分别进入上述几个地区，因而造成一番刺激。雅斯贝尔斯却不认为这种单一原因的解释足以说明如此复杂的文化转变。然而，他归结了五项大事，认为是若干人类文化进入枢轴时代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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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了权力集中及文官系统的国家组织，使大河流域有灌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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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了文字，知识分子遂成为行政机构中不可或缺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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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了自群意识，遂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及共同的生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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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代文化的后期有领土广袤的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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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了车马，人类征战与交通的距离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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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枢轴时代本身的特点，雅斯贝尔斯列举了三个重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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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不再只是为活着而生活，人有意识与反省，这是人类精神上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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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以理性的能力发展工艺与技术，摆脱环境的约束与限制，以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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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上有信服的对象，或为统治分子，或为圣贤型的精神指导者，人因此有所景从，不致于没有自觉而找不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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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项发展导致历史的意识。几个枢轴时代的文化遂有了各自的特色，及此后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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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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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〇八 “崩坏论”不宜说明枢轴时代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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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条件激发了第一次的突破？魏尔（Eric Weil）认为人类历史有多次突破，每一次突破之前先要有一次崩坏。魏尔的观念颇似“穷则变，变则通”的想法，不过崩坏往往意味着此困境更急剧地恶化，以致原有的秩序全面地垮下来。细察几个枢轴文化的历史过程，以中国而言，殷周之际是一个大变局，以子姓诸族为主体的商王国文化虽高，却不能凝聚他族，终于在周人的挑战下覆亡。周人以蕞尔小邦君临中国，建立了一套崭新的制度，不仅开八百年的周代，而且凝聚华夏诸族铸成中国文化的主体。这是大崩坏之后的新局面。平王东迁，王纲不振，礼坏乐崩，列国扰攘，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余年，中国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过程，这是另一次崩解之后的新局面。举凡社会、经济、政治、观念等各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变化。这两次崩坏之后的新秩序，哪一次可算是“第一次突破”呢？但以魏尔的理论来说，与中国的历史颇可合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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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古犹太教，对耶和华的信仰在摩西立下十诫之后始有神学系统。出埃及是新秩序的建立，以色列人在埃及时说不上有什么旧秩序，更谈不上旧秩序的崩坏。及至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个王国，先后为新巴比伦王国及波斯帝国所征服；以色列人分散四处，耶和华的一神观念遂由部族神转化为普世的唯一真主。以色列人在颠沛流离中，为了解决信仰的困境替全人类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宗教境界，使后世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有继长增高的基础。以色列文化的大转变发生于宗社覆亡、人民离散之际，自然符合魏尔“穷则变，变则通”的假设。魏尔身为犹太人对此特别有感受，他的理论大致是受以色列文化的历史启示而触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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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以魏尔的理论观察希腊文化及印度文化的转变过程，则崩解却在若有若无之间。印度河流域的哈拉本文化文物灿然，与两河流域有相当的关系。文化水平较之中国的商代及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也不算逊色。这个古文化今天只能在颓垣残壁之上，由考古学家重建大致轮廓。哈拉本文化虽有文字，然至今未能通读。在印度次大陆出现的枢轴文化是雅利安人在恒河流域逐步发展出来的另一种文化。雅利安文化与哈拉本文化之间的承袭关系不甚明显。直至最近，印度史家认为雅利安人将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化摧残殆尽，无所孑遗。近来虽然此说颇有修正，有人以为印度河流域古代文化的痕迹若隐若现，仍保存在土著文化的底层。雅利安梵文文化终究是一个新缔造的文化。因此，如以魏尔的理论来说，梵文文化虽是突破，前面的崩坏之局却未必与后面的突破有直接的关系。至于佛教文化的出现可算是一大突破；但梵文并未有全面崩坏的情势；则崩坏导致突破的说法在印度历史来说，未必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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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历史上，更没有所谓崩解的时期了。希腊人由小亚细亚的城邦开始承袭了地中海的迈锡尼文化与亚洲大陆的两河文化，终于发展为光彩夺目的古希腊文化。波斯帝国扩张时，希腊人深受威胁，忧患兴邦，促成了伯里克里斯时代的灿然文化。这是突破，前此却未有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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