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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族入侵，也常常导致国家灭亡，文化衰落，中国历史上例子多了。西周亡于犬戎；东汉时西羌人侵，中国耗尽国力，以致三国分裂，最后五胡乱华；秦汉帝国的中国文化，经历了南北朝的转型，才得以重组为隋唐的中古文明。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历史，已毋庸征引专著。世界史上的例子呢，举一例言之：白种人入侵新大陆，不仅将美洲大陆上原居民正在发展的历史，一笔勾销，划下了终止号，而印第安人的人口，也削减到只有少数孑遗。这也是大家熟知的史实，毋需征引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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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短缺，当然可以使人口少、结构简单的社会解体。例如，鱼群忽然改变了聚集的区域，可使不少捕鱼为生的社区改业或迁徙。甚至复杂的大型社会，如果太过于依赖某一种资源，这一资源的减少，亦会导致社会崩解，文化衰落。古代埃及是依靠尼罗河泛滥的农业文化；尼罗河的定期涨落稍有改变，影响所及，足以使埃及的统一局面，沦为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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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谋不臧，亦是历史学家，尤其中国史学传统，常用的解释。中国朝代更选，历史上每以奸佞当道，朝失纲纪，以致政治败坏，民不聊生。西方史学中，罗马衰亡也是常见的论题，吉朋的名著，即于帝位更迭，税收太重，贵族与官吏品德败坏，特加注意，以为罗马政府腐败之极，以致蛮族入侵时，无可抵抗，而且人心已死，遂予外来宗教（基督教）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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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单一原因拉垮一个复杂社会的解释，终究不够周全。大多史学著作，在讨论国家衰亡，王朝崩溃时，大体都像吉朋一样，列举众多原因，以解释非垮不可的局面。然而，有了不少原因，是否还需最后触发崩溃的一些因素？这种因素，也许正如机缘，要因缘凑合，一个赫赫声势的文化与社会，方会土崩瓦解。简单的看法，这一个机缘，即是拉垮社会与文化体的原因。世间不少史学著作，其实常误以为缘为因，一些单一因素的解释，每为如此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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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综合众因以解释的史学著作，西文中大约以斯宾格勒与汤恩比两家最为著名。斯氏名著《西方文明的衰落》，将文化体比喻为生命体，经历了童年、成长、圆熟，及死亡的阶段。在“理念”圆熟时，一切都定型了，这一文化体也不再有创造的活力，也不能面对情况的改变，在其晚年，只有念旧的古典精神：精致，却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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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氏以诗一样的笔触，哀婉的道出人类文化体的生命历程。但是，文化体终究不是一般生命体，一代又一代，文化体托身的社会的成员，有其新陈代谢，并不像复杂生命体那样无法超越肉身，也不像复杂生命体那样无法裂解为新的单元。社会体不会有先天注定的生长极限与生命极限。斯氏的看法，毋宁只是叙述，而不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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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比穷毕生之力，成一家之言，他的《历史研究》有十二卷之多，却不是向宿命低头的史观。他用挑战与反应模式，解释人类历史中二十一个文化体的盛衰兴亡。一个文化体必须面对各种挑战，每通过一次挑战，这一文化体即成长一些。文化体托身的社会体，渐渐会有若干精英，成为“当权者”的少数。在文化体面对挑战时，通过成功的因应与调适，这些少数精英获得了权力与地位。但是，社会内部却势必有不满的分子（汤氏称为内部的普罗阶级），社会的外部也有觊觎的外族(汤氏称为外部的普罗阶级)。一个文化体在内外交迫之下，如果能脱胎换骨，即可能更上层楼，有更多的文化成就。反之，内外冲突的后果足以拉垮文化体。汤氏将这脱胎换骨的过程，当作文化精神的提升。因此，汤氏的史观毋宁比斯氏为积极，竟可说是重视“精神动能”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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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Tainter也是全面的讨论文化体的崩解与衰亡。不过不像斯氏与汤氏，诉之于文化的精神动能。他借用经济“报酬递减”的现象，说明文化体系托身的社会，习惯于若干措施与策略，以组织其成员的情形。但是，一切措施与策略，都有效果递减的情形。在到达边际效应的临界点时，输入的能量不但不会产生前此的功能，而且会逐渐减少。在正向转为负向时，这一社会体，犹如不断亏蚀的老店，终于一步一步走向崩解。一个社会提高本身的复杂程度，也是提高调适能力的策略。不过，复杂的结构也不能因为不断提高其复杂程度，而取得相应的效果。到了复杂组织边际效应的临界点时，这一结构本身即不免成为负担。换句话说，复杂组织本身可以压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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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氏与Tainter的观点都可以称之为“疲倦理论”之列。金属弹簧可因金属疲倦而出失去弹性，终于断裂。毛绒纤维，成线成幅，日久纠结性疲倦，织物也会敝败。不过，汤氏理论的疲倦主体是少数当权者，尤其这些人的意志与能力。Tainter理论的疲倦主体则是结构性的自我累积，导致负性效应。Tainter的理论似乎更有说服力。若两种理论相合，则一个复杂结构的少数当权者，贪恋权力，滥用权力，并且当权层长期缺少足够的新陈代谢，又因依附权力的臣属增加，享用造成的资源浪费……以致一方面上层负担加重，头重脚轻，另一方面缺少更新功能，无法开展新的应变策略。积累的后果，即是Tainter所指陈的“报酬递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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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一个复杂系统，往往是若干异质系统的组合，用Herbert Simon的辞汇，一个复杂系统是由本来可自主而且稳定的若干单位凑成一个复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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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几乎可能离解的部分（nearly decomposable system）能合而为一，端赖有一个掌握枢纽的主要单位，也就是汤恩比所说的少数当权者代表的核心部分。这一部分，在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时，各个构成的单位（可称为次级系统），共享复杂系统的集合功效，会选择留在大系统之内。一旦核心部分不再能发挥其原来作用，甚至成为次级系统的负担时，亦即相当于西周末期的“王纲解纽”，则其次级单位，不再留在系统内，终于裂解分离为若干独立的系统。这些独立的系统，因为掌握的资源不及原来大系统的取精用弘，其能够成就的业绩也就不免逊色。社会体崩解后文化体衰微，本是相联并生的现象。以上所举诸例，有的是庞大帝国，有的是考古文化代表的复杂社会体，并不是只从任何一类发展形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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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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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一四 良渚文化衰亡原因之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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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地区的核心区，社会的层级，显然易见。统治上层以宗教的诉求，建立其合法性。“琮”代表的具体意义，不在其是否象征天地的相近，而在于其宗教权力合法性的“法器”。“琮”本身有精粗大小差别，则代表的权力，也可能有差等。良渚大墓中，有象征权力的“钺”，而没有戈矛弓箭之属，则良渚的权力，似乎不是由武力产生。“钺”只是代表刑罚的权力，未必代表征伐的指挥权。如果良渚文化的复杂社会体系是因应集体合作治水的需求而生，即毋须诉之以武力的征伐。于是，负责组织与社会上层，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与一定的阶段，对于整个社会体系而言，可以具正面的协调与组织功能。但是，如果社会的上层滥用权力，狂妄的提高自己的地位，浪费社会体系共同的资源，则其上层能贡献的正面功能，即可能转变为负面的负担。良渚遗址中，那些土堆的人造小山与广大土台，必须动员大量劳力；那些精美的玉器，又须消耗不少资源。这种现象即是魏复古（Wittfogel）注意到水利社会中可能出现的腐化过程。Josephy Tainter的报酬递减理论也指出，有效的措施与因应策略，在一定的规模与一定的时间内，可以产生正面效应，超过了一程度，投下更多的资源与劳力，效应即不能有预期的增长。于是，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与劳力，所得不如所失，原有为了因应需求而设立的机制，即由正面功能转变为负面的负担。过重的负担，终于会拉垮原有的复杂社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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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社会体系的危机，可能正在其文化最为鼎盛之时出现。在大量劳力投入浩大工程，建筑宫殿、陵墓与祭祀中心时，在精工巧匠耗费心力，取得贵重玉材，制作精美玉器时，良渚社会上层领导功能就消失了。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样一个历时久远、地方广袤的复杂社会体系，即使已有足够崩解的因，还须有最后的推力为缘，促使社会体系的改变。良渚文化末期面临的机缘，可能即是当时的新形势。新形势之一，海退已有千年之久，淡水冲洗的将不少原来斥卤的沼泽转变为肥沃的土壤，良渚文化发展的水利社会已不须有同样的规模。地域性的社区力量，已是以自己处理小规模的水利，例如开沟灌溉排水之类的工程。这一种新形势只能推测，可惜不易有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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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新形势则是青铜文化的冲击。良渚文化层叠压在马桥文化层的下面，两者是衔接的，虽然马桥文化的年代数据到不了距今四千年，离良渚晚期年代还有一段差距。不过，史前文化演变缓慢，文化差异也须有一段时期，才见其差异。马桥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出现了小件青铜制工具，如刀、凿、箭镞之类。在江苏宁镇地区发展的湖熟文化，吸收中原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但其祖源，也与马桥文化一样，是良渚文化的一支继承者；湖熟文化的青铜器，不仅有青铜工具，还有用于炼铜的陶缽、陶勺，显示已有自己的铸铜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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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折入马桥文化与湖熟文化，显然青铜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中原青铜文化影响及于东南，也当有其渐进的过程。江西新淦大洋洲的青铜器物，有明显的商代青铜文化影响，也有当地发展的土著风味。新淦文化的年代尚不会早于二里岗商文化之晚期，新淦与江南浙江之间，距离不远，有了新淦这样的青铜文化，足知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已远达东南。良渚文化圈的余裔不会不受到这一存在于近处新事物的冲击。当然这一过程也是逐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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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不必只由江西一路及于东南，山东沿海以至江北淮南，也可是东南感受青铜文化影响的路线。更重要的因素，当是青铜原料的来源。近年来，在皖南江西都发现古代几个遗址。例如，江西瑞昌夏畈镇铜岭地区发掘一座大型采铜遗址。开采时期，从商代二里岗文化时期始，现在一般视为商代早期延续到战国时代，有竖井平巷，斜巷的复杂，发掘路线以木柱木框为支撑结构。皖南地区的先秦古代铜矿遗址二十余处，主要分布于铜陵、南陵、繁昌、贵池等地的小丘陵地带，年代当可上溯至商代，下逮战国；一般而言，冶炼甚至铸造工作，即在铜矿当地进行。由于铜铁共生，因此这些古代矿址，在后来也即是铁矿所在。江西安徽的铜矿分布甚广，该区距离浙江不远，而且河川繁密：由鄱阳湖与长江水系的河川上溯，越过不高的分水岭，即可进入钱塘江上游的新安江，也可经由长江下流进入太湖周围。这条道路，自古即有物资流通。举例言之，良渚文化的玉材，出自江苏溧阳天目山余脉小梅岭的透闪石矿。从溧阳到皖赣都不是难事，能由天目山余脉运玉到江南，也就能从皖赣运铜到太湖。皖南古代铜矿发现的许多陶器中，有黑皮陶，印纹硬陶的印纹，有云雷纹、米字纹、麻纹……，也有原始青釉的原始瓷器；凡此都是江南土墩墓中常见之物。皖南铜矿与江南的交通，昭然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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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良渚文化的晚期，土地开辟，自然环境良好，江南人民已不难在自己当地生活，不须再依仗大地区的协调与合作，与水争地。同时，统治广大人众的上层阶级，却好大喜功，不断征调劳力，构作陵墓宫殿与祭祀中心，也耗费人力，制作精美玉器，以保证这一统治阶层获得神佑。这一复杂社会组织的君民上下已不能相契，而且原有组织也已不再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良渚文化代表的复杂社会体系已有足够要裂解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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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这个时机，别处青铜文化的信息进入江南，而且即在不远的江西皖南也有铜料可以供应江南。这时，青铜制作的斧锛刀凿，锐利易用，品质超越了原有的石制工具。良渚文化圈的边缘地区，如宁镇，即可有湖熟文化出现的契机，太湖地区即可有马桥文化出现的契机。这是促使良渚核心区失去领导权的“缘”，也因为良渚的核心不再能聚集足够的资源与人力，良渚文化的创造能力，也就因为因缘相生，从此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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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假设，也许可以说明良渚玉琮不再在马桥文化与湖熟文化遗存中出现，因为这是良渚领导中心的专用象征。领导中心失去了维系复杂系统的功能，纲断而网散，一个大型的系统即裂解为许多从此独立发展的次级系统。一个独立的次级系统，也可能仍会模仿沿袭原有领导中心，借用其权力符号，也保持其文化资料。只是这些“小朝廷”具体而微，不可能掌握足够的资源，再造原有的精美与宏伟。于是，假如再进一步推论，土墩墓是小社区领导阶层，为了模仿反山瑶山的土山，但是缩小了规模，也不能再制作玉琮玉璧及以人殉葬。相对地，原始瓷器出现了，其光莹可以仿佛玉质；硬陶出现了，其花纹足以模拟青铜器的铸纹。于是，良渚文化的光华敛去，却化作点点繁星，撒在这些江南的土墩上。毕竟，几个村落的人力，就地取土，也很能够堆筑一个土墩了。至于那些分布在太湖周边的小土墩呢？如果这些小土墩不是墓葬，而又似有长墙连结，则是否可能某种边界的标志？土墩墓代表的社区系统，终究还是为聚合为较大的复杂系统。后来的吴越两国，在分别接受中原与楚国的影响，终于凝聚为春秋时期快速发展的国家。他们的组织形式，可能来自外方的刺激；他们凝聚实力的基础，则是良渚复杂体系裂解以后，却继续承其文化动力的无数社区系统。江南地区的百姓，在良渚社会上层离解后，生活的水平，似乎并不降低，甚至还在不断提升。夹砂陶的用具外，又添了硬陶与原始瓷的器用。在青铜文化的农具工具，应比石制更合用。农业、丝织继续发展。东南人民在良渚时代显露的创造能力，并不减低。西周以后，以东南所受青铜文化的影响说，东南并不只是输入外来产品，也有当地自制仿制品，及完全自制当地发展的纹样形制。东南精工巧匠，更在铸剑工艺，发挥尽致，创造了非凡的成就，吴越的国家组织，虽受晋楚的影响，但都在短期内即能腾跃为霸权；若没有东南长期累积的资源为基础，也不可能有如此实力。良渚文化如耀目的星爆，本身一闪即过，由此储积的文化能力却为后世继承，蔚为东南文化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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