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113594
1707113595
汤氏与Tainter的观点都可以称之为“疲倦理论”之列。金属弹簧可因金属疲倦而出失去弹性，终于断裂。毛绒纤维，成线成幅，日久纠结性疲倦，织物也会敝败。不过，汤氏理论的疲倦主体是少数当权者，尤其这些人的意志与能力。Tainter理论的疲倦主体则是结构性的自我累积，导致负性效应。Tainter的理论似乎更有说服力。若两种理论相合，则一个复杂结构的少数当权者，贪恋权力，滥用权力，并且当权层长期缺少足够的新陈代谢，又因依附权力的臣属增加，享用造成的资源浪费……以致一方面上层负担加重，头重脚轻，另一方面缺少更新功能，无法开展新的应变策略。积累的后果，即是Tainter所指陈的“报酬递减”效应。
1707113596
1707113597
再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一个复杂系统，往往是若干异质系统的组合，用Herbert Simon的辞汇，一个复杂系统是由本来可自主而且稳定的若干单位凑成一个复杂系统。
1707113598
1707113599
这些几乎可能离解的部分（nearly decomposable system）能合而为一，端赖有一个掌握枢纽的主要单位，也就是汤恩比所说的少数当权者代表的核心部分。这一部分，在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时，各个构成的单位（可称为次级系统），共享复杂系统的集合功效，会选择留在大系统之内。一旦核心部分不再能发挥其原来作用，甚至成为次级系统的负担时，亦即相当于西周末期的“王纲解纽”，则其次级单位，不再留在系统内，终于裂解分离为若干独立的系统。这些独立的系统，因为掌握的资源不及原来大系统的取精用弘，其能够成就的业绩也就不免逊色。社会体崩解后文化体衰微，本是相联并生的现象。以上所举诸例，有的是庞大帝国，有的是考古文化代表的复杂社会体，并不是只从任何一类发展形态讨论。
1707113600
1707113601
一九九七年
1707113602
1707113603
1707113604
1707113605
1707113607
历史分光镜 一一四 良渚文化衰亡原因之推测
1707113608
1707113609
良渚地区的核心区，社会的层级，显然易见。统治上层以宗教的诉求，建立其合法性。“琮”代表的具体意义，不在其是否象征天地的相近，而在于其宗教权力合法性的“法器”。“琮”本身有精粗大小差别，则代表的权力，也可能有差等。良渚大墓中，有象征权力的“钺”，而没有戈矛弓箭之属，则良渚的权力，似乎不是由武力产生。“钺”只是代表刑罚的权力，未必代表征伐的指挥权。如果良渚文化的复杂社会体系是因应集体合作治水的需求而生，即毋须诉之以武力的征伐。于是，负责组织与社会上层，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与一定的阶段，对于整个社会体系而言，可以具正面的协调与组织功能。但是，如果社会的上层滥用权力，狂妄的提高自己的地位，浪费社会体系共同的资源，则其上层能贡献的正面功能，即可能转变为负面的负担。良渚遗址中，那些土堆的人造小山与广大土台，必须动员大量劳力；那些精美的玉器，又须消耗不少资源。这种现象即是魏复古（Wittfogel）注意到水利社会中可能出现的腐化过程。Josephy Tainter的报酬递减理论也指出，有效的措施与因应策略，在一定的规模与一定的时间内，可以产生正面效应，超过了一程度，投下更多的资源与劳力，效应即不能有预期的增长。于是，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与劳力，所得不如所失，原有为了因应需求而设立的机制，即由正面功能转变为负面的负担。过重的负担，终于会拉垮原有的复杂社会体系。
1707113610
1707113611
良渚社会体系的危机，可能正在其文化最为鼎盛之时出现。在大量劳力投入浩大工程，建筑宫殿、陵墓与祭祀中心时，在精工巧匠耗费心力，取得贵重玉材，制作精美玉器时，良渚社会上层领导功能就消失了。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样一个历时久远、地方广袤的复杂社会体系，即使已有足够崩解的因，还须有最后的推力为缘，促使社会体系的改变。良渚文化末期面临的机缘，可能即是当时的新形势。新形势之一，海退已有千年之久，淡水冲洗的将不少原来斥卤的沼泽转变为肥沃的土壤，良渚文化发展的水利社会已不须有同样的规模。地域性的社区力量，已是以自己处理小规模的水利，例如开沟灌溉排水之类的工程。这一种新形势只能推测，可惜不易有直接证据。
1707113612
1707113613
另一种新形势则是青铜文化的冲击。良渚文化层叠压在马桥文化层的下面，两者是衔接的，虽然马桥文化的年代数据到不了距今四千年，离良渚晚期年代还有一段差距。不过，史前文化演变缓慢，文化差异也须有一段时期，才见其差异。马桥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出现了小件青铜制工具，如刀、凿、箭镞之类。在江苏宁镇地区发展的湖熟文化，吸收中原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但其祖源，也与马桥文化一样，是良渚文化的一支继承者；湖熟文化的青铜器，不仅有青铜工具，还有用于炼铜的陶缽、陶勺，显示已有自己的铸铜工艺。
1707113614
1707113615
良渚文化折入马桥文化与湖熟文化，显然青铜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中原青铜文化影响及于东南，也当有其渐进的过程。江西新淦大洋洲的青铜器物，有明显的商代青铜文化影响，也有当地发展的土著风味。新淦文化的年代尚不会早于二里岗商文化之晚期，新淦与江南浙江之间，距离不远，有了新淦这样的青铜文化，足知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已远达东南。良渚文化圈的余裔不会不受到这一存在于近处新事物的冲击。当然这一过程也是逐渐的。
1707113616
1707113617
当然，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不必只由江西一路及于东南，山东沿海以至江北淮南，也可是东南感受青铜文化影响的路线。更重要的因素，当是青铜原料的来源。近年来，在皖南江西都发现古代几个遗址。例如，江西瑞昌夏畈镇铜岭地区发掘一座大型采铜遗址。开采时期，从商代二里岗文化时期始，现在一般视为商代早期延续到战国时代，有竖井平巷，斜巷的复杂，发掘路线以木柱木框为支撑结构。皖南地区的先秦古代铜矿遗址二十余处，主要分布于铜陵、南陵、繁昌、贵池等地的小丘陵地带，年代当可上溯至商代，下逮战国；一般而言，冶炼甚至铸造工作，即在铜矿当地进行。由于铜铁共生，因此这些古代矿址，在后来也即是铁矿所在。江西安徽的铜矿分布甚广，该区距离浙江不远，而且河川繁密：由鄱阳湖与长江水系的河川上溯，越过不高的分水岭，即可进入钱塘江上游的新安江，也可经由长江下流进入太湖周围。这条道路，自古即有物资流通。举例言之，良渚文化的玉材，出自江苏溧阳天目山余脉小梅岭的透闪石矿。从溧阳到皖赣都不是难事，能由天目山余脉运玉到江南，也就能从皖赣运铜到太湖。皖南古代铜矿发现的许多陶器中，有黑皮陶，印纹硬陶的印纹，有云雷纹、米字纹、麻纹……，也有原始青釉的原始瓷器；凡此都是江南土墩墓中常见之物。皖南铜矿与江南的交通，昭然无疑。
1707113618
1707113619
如果良渚文化的晚期，土地开辟，自然环境良好，江南人民已不难在自己当地生活，不须再依仗大地区的协调与合作，与水争地。同时，统治广大人众的上层阶级，却好大喜功，不断征调劳力，构作陵墓宫殿与祭祀中心，也耗费人力，制作精美玉器，以保证这一统治阶层获得神佑。这一复杂社会组织的君民上下已不能相契，而且原有组织也已不再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良渚文化代表的复杂社会体系已有足够要裂解的“因”。
1707113620
1707113621
如在这个时机，别处青铜文化的信息进入江南，而且即在不远的江西皖南也有铜料可以供应江南。这时，青铜制作的斧锛刀凿，锐利易用，品质超越了原有的石制工具。良渚文化圈的边缘地区，如宁镇，即可有湖熟文化出现的契机，太湖地区即可有马桥文化出现的契机。这是促使良渚核心区失去领导权的“缘”，也因为良渚的核心不再能聚集足够的资源与人力，良渚文化的创造能力，也就因为因缘相生，从此而消失。
1707113622
1707113623
以上的假设，也许可以说明良渚玉琮不再在马桥文化与湖熟文化遗存中出现，因为这是良渚领导中心的专用象征。领导中心失去了维系复杂系统的功能，纲断而网散，一个大型的系统即裂解为许多从此独立发展的次级系统。一个独立的次级系统，也可能仍会模仿沿袭原有领导中心，借用其权力符号，也保持其文化资料。只是这些“小朝廷”具体而微，不可能掌握足够的资源，再造原有的精美与宏伟。于是，假如再进一步推论，土墩墓是小社区领导阶层，为了模仿反山瑶山的土山，但是缩小了规模，也不能再制作玉琮玉璧及以人殉葬。相对地，原始瓷器出现了，其光莹可以仿佛玉质；硬陶出现了，其花纹足以模拟青铜器的铸纹。于是，良渚文化的光华敛去，却化作点点繁星，撒在这些江南的土墩上。毕竟，几个村落的人力，就地取土，也很能够堆筑一个土墩了。至于那些分布在太湖周边的小土墩呢？如果这些小土墩不是墓葬，而又似有长墙连结，则是否可能某种边界的标志？土墩墓代表的社区系统，终究还是为聚合为较大的复杂系统。后来的吴越两国，在分别接受中原与楚国的影响，终于凝聚为春秋时期快速发展的国家。他们的组织形式，可能来自外方的刺激；他们凝聚实力的基础，则是良渚复杂体系裂解以后，却继续承其文化动力的无数社区系统。江南地区的百姓，在良渚社会上层离解后，生活的水平，似乎并不降低，甚至还在不断提升。夹砂陶的用具外，又添了硬陶与原始瓷的器用。在青铜文化的农具工具，应比石制更合用。农业、丝织继续发展。东南人民在良渚时代显露的创造能力，并不减低。西周以后，以东南所受青铜文化的影响说，东南并不只是输入外来产品，也有当地自制仿制品，及完全自制当地发展的纹样形制。东南精工巧匠，更在铸剑工艺，发挥尽致，创造了非凡的成就，吴越的国家组织，虽受晋楚的影响，但都在短期内即能腾跃为霸权；若没有东南长期累积的资源为基础，也不可能有如此实力。良渚文化如耀目的星爆，本身一闪即过，由此储积的文化能力却为后世继承，蔚为东南文化的谱系。
1707113624
1707113625
一九九七年
1707113626
1707113627
1707113628
1707113629
1707113631
历史分光镜 一一五 中国文明的起源不必在大河
1707113632
1707113633
从小学的教科书开始，大家不断的读到世界古文明都从几条大河流的流域开始发展，中国人则更是经常以为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都与黄河有脱不开的关系。于是台湾的校园歌手，拨弄着吉他，唱出《龙的传人》，大陆有一部电视片，将中国的问题归约为黄河的问题。
1707113634
1707113635
其实，真正从人类古代的文明史看，河流有其作用，却未必是一句话就有结论的。亚洲西部两河流域的农业，并不真由河边开始，麦类为人培育的农作物，实际是在离河岸颇远的水坡上。埃及的尼罗河，诚有灌溉之利，使沿河一条泛滥地带，累积了一层肥沃的土壤，而在下游尼罗河入海的三角地带，沼泽遍布，却又不是良好的农业区。印度的恒河发展较晚，农业也是由山坡地逐步向印度五天竺发展，然后才向肥沃的恒河流域延伸。
1707113636
1707113637
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在中国今日的领域上遍地开花。至今已可大致确定的情形，在高原、湖泊、山地、河旁，均有自成体系的新石器文化茁长，然后互相影响，经过交流与刺激，汇合成后世中国文明的远祖。中国文明的源头，其实不必是在任何大河。
1707113638
1707113639
大家误以为古代文明与大河有关系，一部分的原因是将农业发展与灌溉相联，一部分的原因则是将国家的起源与大灌溉相联。前者之误，在于将各种生产方式排列为演化的程序。实则草原上的文明，并不依靠农业，一样也有不凡的成就。丛林中出现的人群，也一样可以发展相当高度的文明，而以畜牧—农业—采集的三结合，作为其生产的方式。
1707113640
1707113641
国家起源与灌溉的关系，以为农业依赖大规模的灌溉，而建设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则又促成了能够动员与管理大批劳动力的政治权威。这一说法，在考古学及史学上均站不住脚，中国历史上的大型水利建设，经常被这种水利国家论者，取为佐证。然而中国古代的水利网，大率由地方性的政治权威建设，如西门豹、史起诸人，其时间远在有效率的国家威权出现之后。国家不是由建立水利而出现的。大禹治水传说，当然更是水利国家论者的佐证。然而如果大禹果有其人，治水果有其事，以当时（新石器时代）的条件而言，一个政权，命令之所及，不过几个或几十个村落，一场洪水，也不过是地区的泛滥，谈不上建立王国的规模。中国的农业，灌溉以井及池塘为最普遍，这种小规模的水利体系，占了中国农业水利结构上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古代，以黍稷为主要农作物，稻米与麦类的重要性是后世才逐步发展的。黍稷为旱地作物，对于灌溉水利的依赖就更小了。
1707113642
1707113643
一九九一年
[
上一页 ]
[ :1.70711359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