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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以历史河流为比喻，我们可注意到第二个问题，即除了做比较研究以外，我们还必须注意河流与河流之间的交会、分歧与彼此之间的干扰。换言之，就是我们必须讨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相互的影响。我目前所从事的比较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着眼点就是—文化与文化接触时，发生了什么事？如：两河流域与爱琴海文化接触时，地中海东岸发生了什么现象？又如希腊接受大陆的影响；罗马世界接受了基督教后，印度世界接受了伊斯兰教后，中国接受了佛教后，他们发生什么现象？这些都是所谓的“交会点”。对于这些交会点是不可以轻易忽视的。而最后一个交会点，便是近代。西方基督教传统，发展到重商文明，又在近代侵入别的文化世界，在别的文化世界发生了什么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文化在交会点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是一大串交会点发生的问题。讨论到这种交会时，我们可以看见，在一些交会点上，是否可归纳成若干一定的形态—如它们有没有抵拒，或接纳、重叠的形态？有没有确定的方向可寻？此时，每个文化河流的基本性格便显现了出来，有的容易接受、融合，有的则否。只有在比较研究工作上，才可以使我们看到，哪些文化接触时所发生的反应是很特殊的？哪些则否？在只做一个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会将一些特殊的现象视为普遍，而将该视为当然的平常现象视为特殊。唯有做比较研究时，才可以免于这种流弊。例如，佛教的进入中国，中国的接纳；与伊斯兰教的进入印度，印度的接纳，这两种情形便迥然不同。这当然可归结到佛教与伊新兰教基本性格的不同；印度前期文化与中国前期文化的基本假设要件与取舍的不同。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看见，中国与印度那样的选择并不是常态的。这样我们才能发现每个case都有它本身独立存在的本质。所以，该推究的是它的因果而不是它的模式。这就是做比较研究的第二个问题—用“交会点”来做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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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工作是，一个历史河流本身在它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它转变的方向，重生的力量，有时候可以看它凝结成什么样的制度。当然，一个制度由新生到凝结的过程，纯度愈高愈好，内部和谐性与坚固性愈高愈好。但，如儒家在中国的发展，往往一个制度发展到很完美的地步时，同时也失去了弹性，失去继续挣扎的时间与空间。我个人在研究古代文明时，发现印度文明中有几个Harappa文明，在印度河流域有两三百个据点，都发展得很完美，纯度与和谐性都很高。但当雅利安文明侵入时，它们相对地因僵化而不能适应，在面对新形势时不能够产生新的调节作用。因此，在做比较研究工作时，除了比同、比异，比其内容与交会点，我们还要比较它的dynamic(动能)。它内部的情况愈复杂，动能就愈大；情况愈单纯，动能就愈小，这是我个人所推演出来的观察结果。做比较研究就是视整个世界为一盘棋。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有些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有些却是当代的人在当时、当地所做的决定而使其如此地发展。以此为基础，才能对每个文化本身单一发展的过程、特性有更深刻的看法，对世界历史才能有整盘全体性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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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二二 印度难以统一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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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地区位于印度次大陆上（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两个河域一边是印度河流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五天竺，另一边是恒河，两条河并不怎么能相通，而两条河的外面绝大部分是德干高原，又干又热，往北是喜马拉雅山，西北方向，兴都库什山在这边和帕米尔中间形成通道，一直连到中亚细亚这一带，在胡马南下时无险可阻。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气候热而湿，植物也容易生长。这是世界上土壤堆积最厚的地区，但它的资源却不足，新石器文化所需石块来源，主要在兴都库什山，而印度河流域距离较近，所以印度河产生哈拉本文化，有点类似城邦，猜想大概是两河移过来的文明留下的影响。可是哈拉本文化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其文化的一致性极强。一个遗址可以大到几万平方英尺，小的有千把平方英尺，但不论遗址大小，布局都很像，一边高一点的，上面有神庙与仓库、公共集会场，另外一边平原上靠河的地方，是居住的地方，有街市与民房。由遗物的图形与纹饰看不出遗址与遗址间有严重差别，哈拉本文化兴起很快，消失也很快，原因大约即在一致性太强，太过整齐划一了，而无法适应新的要求和新来的挑战。当然有关哈拉本文化消失的推测很多，如瘟疫、战争等等都有可能。但我认为从西北口进来的征服者才是主要的原因，这些征服者包括有亚洲人和印欧民族的祖先雅利安人。哈拉本文化所代表的是农业地区的小村落，因为植物成长太容易了，所以不用走向精耕的趋向，农具极为保守，耕作方式也极为保守，长期保有一个个单独的地区。印度是割裂的次大陆，不是很完整的，河流漫流的下游被小河流切割成一块一块，中游以上的支流虽多，但不能变成通畅的交通通道，反而成为隔绝的障碍。一个一个村落，全区都是割裂区域的小农区，破裂性很强。再往南走是被德干高原分隔的个别地区，交通更不方便，印度次大陆上显著的缺少统一的条件。为什么冲积平原上有这样大的割裂性？原因是河流受到季节性雨季的影响，雨季一来水量充沛，水流洪大。不但不能顺河交通，连跨河都难，所以竟因河流造成了割裂性。印度西北暴露，无法与中亚细亚隔开，而中亚地区干旱，生活条件差，当粮食缺乏或是气候改变时，中亚的人就长驱直下侵入印度，因而在印度次大陆上有一波又一波的征服者进入。大概从公元前一千六百多年开始，至少八百年中不断的有侵略者入侵。第一波侵略者变成主人，不与当地人混合，第二批来的人又不愿意与第一批混合，一波又一波的进入，造成一层又一层的阶层性。纵的方面讲是阶层化，横的方面讲是割裂化。到今天印度的国家与社会仍不能摆脱这些特征。印度没法统一，因为每个地区的地区性太强烈，即使小地区的统一也经不起外来的刺激，人种上有很大的不一样，这种割裂性和阶层性是到今天还难以有效统一的主要原因，也是没法扩展的原因。印度宗教文化可以扩展，可是国家不能扩展，每一次印度有大帝国出现时有两大特性：第一是由外来民族建立的，第二是帝国没法延伸到别处去。但印度文化没有尼罗河流域的排他性，吸收性很强，变动性也大。一方面印度文化有地区的分歧，另一方面变动性很强，新的、外来的东西可以生根，不管是伊斯兰教文化，还是英国人、蒙古人带去的东西，都可以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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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二三 埃及文化经不起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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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位处尼罗河流域狭窄的河谷，两边都是石灰石山崖，此外就是沙漠。这块地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并不多。尼罗河谷的人利用冲积平原上的土壤来发展新型的农业。其中最要紧的事就是保有每年冲积的同一地方可以继续耕作，于是出现集体的所有权，因为个别的个人没有办法宣称这块地是我明年还要种的。在集体所有的原则下，每年重划土地，才能保有这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也是一种组织的需求。两河的组织需求是要获取新的物质，而尼罗河的需求是要在同一块土地上保有长期的使用权。尼罗河作为交通路线是非常便利的，使上游下游连接为一体，易于一统天下。对外却有很难跨越的阻隔，所以对内的认同很容易建立，这种情况之下造成尼罗河谷自成单位的现象。于是古代埃及人感觉到自己是选民，上帝造了这个地方给他们住的；他们自负甚高，而且认为神圣王权和神的世界是不分开的，除了神圣性外，古埃及文化也有排他性。他们以为没有别人应该享有埃及人所受的权利，同时也不去学别人的东西。这种群体缺少可以扩展的潜能及愿望。但等到需要扩张的时候，则是与两河地区的国家有了接触时，别人打到门口来了，或是自己具有足够的力量要去获取别人的资源，就不得不来往了。对埃及人来说，扩张等于文化自杀。因为扩张，埃及文化丧失了他的选民性及自信心，以至于变得无所适从，这样一种不能扩展的文明扩张太多或太快，或是外面的人进来太多，遂难免就灭亡。今天的埃及文化并不是古代埃及的后代，而是两河的后代，人种上虽是古埃及的后代，但文明已经消失了。埃及文化是排外的、自负的，也因此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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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二四 两河流域人群结合的方式与普世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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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拿几个主要的古代文明来观察它们的发展过程。第一个是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是位在底格里斯（Tigris）河和幼发拉底（Euphrates）河之间，为什么我们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这个字呢？这个字是水中央，这两条河上游发源很近，中间下面稍为远一点，更下游又接近以至合成一个三角洲（delta），中间这块就称为“美索不达米亚”。这块地区是面积并不很大的冲积平原，从札格洛斯（Zagros）和安那托利亚（Anatolia）两个山系冲积下来的泥沙和沙漠里刮过来的沙合在一起而造成。当然我们谈两河文明的范围不该只谈美索不达米亚，旁边的山地即地中海末段的山地也该包括进去，不过文明出现，形成城邦，是在两河流域，所以还是以这里作为美索不达米亚的腹地。腹地数百里内没有丘陵，没有石头，往下挖也挖不出石头，要石头就得上山，到安那托利亚或是到伊朗的札格洛斯，或是到黎巴嫩去找石灰石。美索不达米亚的下游是三角洲的冲积平原，也是沼泽地，河流缓慢得找不出河道，长满了“阿拉伯苇草”，可是河中与沼泽地带，水产还相当丰富。要在这种生活环境下生存并不容易，热风常常吹袭，由上冲下来的雨水并不稳定，旁边山坡上本来居住环境相当好，可以种植麦子，但是日久地瘠了，就只好移到河域来。各位过去念到的“肥沃月湾”，其实月湾一点都不肥沃，荒凉不堪，连造房子的材料都没有，除了泥沙还是泥沙，两河文化的人们要在这个情况下，突破新石器时代的天然环境，另外创造一个环境。这地方最初出现的村落遗址并不很大，可是慢慢地村落与村落之间发生联盟，因为有许多工作是要大家一起做，做石器的石头，需要从远处取得，长途获取原料是很重要的工作。先是取硬石头，后来则是为了获取铜、锡、木材，而作长程的贸易。他们发现一个两个村落应付不来，只有大家合伙派人远征，派出去的远征队所带回来的东西是大家用，不是只有他们几个要用而已。远征队出去时所带的食粮和家里的生计都是大家供给的，所以带回来的东西也不能待价而沽。于是为了大群体的共同利益就构成了超级村落。超级村落就是后来城邦的前身。城邦之成为国家，则是附近若干小一点的城邦屈服于大一点的城邦之下。从第一个王国的出现，可以看到大城邦和小城邦之间，存在着隶属关系，不完全是一字并肩的地位。换言之，就是人类感觉到需要拿团体的力量去获取资源，而这些资源有些是远征队带回来的，有些是集体交换的。但是拿什么东西去交换？种粮食、捕鱼……再以交换本地缺少的物资。长程的交换为贸易，在美索不达米亚是很重要的一点。其中神庙是最大的“贸易公司”，神庙派最多的人出去，神庙也是银行，也是屯聚与分配粮食的中心，城邦里真正的生产交换关系是以神意象征的集体利益。资源共享是分配最主要的事情，最早的泥版文献之一就是神庙分配物资的记录。这种国家的特点就是共享的与合约的。合约造成民主的现象，反映在神话里就是他们的神祇常常开会，譬如有个神说我要毁掉那一座城，而那座城的神说不行，于是大家必须会议决定，神的集会也一样有派系之争，开起会来热闹得很，一定要大家多多少少的取得协议才能执行。神的会议就是人间会议的反映，人间的城邦有长老院和市民大会，这种城邦的民主结构是由于生活需要而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很特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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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城邦的人群结合原则是什么？不是亲缘，而是合约的：它是地缘的，因为它有个中心，以城邦本身为中心，地点固定，当地财富的收集也固定。地缘性可以扩张，因为它是合约式的、共享式的，可以一个城邦与另一个城邦联盟，可以许多城邦联盟成一个国家，甚至可以从王国变成帝国，到最后可以统一两河，并超越两河到达以外的地区。这样的团体有扩展的潜能，每次扩张的过程中，又都要有新的合约、新的协议和新的共享，包括神与神重新订定的关系，本来不相干的两个城市可用神与神之间拟定的新关系结合成一体，如有些神的地位升高，升高成新的大神，或则新被征服者要接受原有的大神作为他的保护神，也把新被征服者的神容纳在神的系统内，这整个过程有可以扩展的潜在可能，可以继续不断扩大的，到最后可以成为普世帝国。中东最终所表现出的普世帝国就是波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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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二五 以色列与犹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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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蕞尔小国，面积不过与美国的新泽西州相仿，也与台湾在伯仲之间，而且大半为贫瘠的干地，人口只有三百万多一点，国小人少，却能卓然自立于强邻环伺的包围圈中。论民族，犹太人在语言及体质两方面，都属闪族，原与阿拉伯人是同一族属，例如：阿语与西伯来语的问候语“夏隆”还出于同一字根，发音不过卷舌与不卷舌而已。但是数千年来，犹太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不与闪族其他支派旅进旅退。凡此，都属于历史上罕见的特例，只能归之于人定胜天。犹太人硬是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硬闯出自己的历史，不断的肯定自己的存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抽出犹太人的成就，不仅欠缺了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名字，连整个西方文明源头的基督教文化，也将不见。这一个小小民族也就足以自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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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之能够做到这一步，答案仍须从犹太人的历史中去寻找。以色列的位置，在古代是两河流域与埃及南北两大之间的通道。俟希腊罗马与波斯兴起，东西争衡，以色列的地理位置又在海陆交接处。这是四战之地，中国古代战略名词称之为“午道”的交点。在这一地区，自古有不少民族来往。在古代以色列建国之前，此地有过别的国家，在古代以色列覆灭之后，此地也有过不少别民族建国。古代以色列在覆亡以前，不过中东若干小国之一；甚至在大卫与所罗门两大名王的时代，以色列号为兴盛，也至多当得了中东的第二级强国，论文化与武力，都不能与南北或东西的头等大帝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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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化之脱颖而出，不在其鼎盛的时代，而在其艰难困苦的时候。犹太教的一神信仰，诚然为古代中东各族中绝无仅有的特色，然而其由一神信仰的基础发展出一套犹太人特有的伦理与人生观，也是在宗社覆灭之后。犹太人自从所罗门王的子孙分裂祖业，一分为二，国力骤衰。此后一亡于巴比伦，再亡于波斯，三沦为希腊的属邦，接着被塞琉西王朝及罗马帝国统治，在罗马手上，耶路撒冷夷为平地，犹太的孑遗从此四散流亡，达一千九百余年，直到1948年才得以重建今日的以色列。每一次亡国之后，犹太人在悲痛之余，却也反省自己的遭遇，最后归结为上帝对自己的选民，有特严的考验。各种耻辱与苦难，都是上帝磨炼犹太人的德性与能力。秉此信念，犹太人父以教子，长以教幼，莫不加意培养训练子弟刻苦勤奋，在种种逆境中求生存。犹太人家教严，凡有犹太友人者，都熟知所谓“犹太妈妈”对子女的鞭策与督促。千百年来，犹太人以返乡建国为愿望。老实说，那一块土地土壤贫瘠，世上更好的地方比比皆是。这一番返乡建国的憧憬，其实是犹太人自我鞭策的象征而已。今天，以色列已在故土再建，却又有强邻虎视鹰睨，遂使犹太人依然必须鼓足了勇气，以在危局中求生存为目标，究其实际，仍是在艰难困苦中，继续保持其文化的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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