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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想提供另一种角度，把以上的因素摆在一起来看问题。但千万不要相信历史主义，误认传统是不可改变的。我讲这三个原色，是想使研究时有线索可寻，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历程中，往往有许多可能性和许多机会，并不一定是非走哪一条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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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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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二七 世界几大文明对生命意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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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古时来说，在几个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区，每一地区的人类都提出了不同的问题来，那么提问题的过程也是逐渐逐渐浓缩，终于逐渐集中到一两个重要题材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题目问的是人活着为什么？譬如说：在两河流域的古文明，他们希望寻找自己的生命意义时，他们问：人是要死亡的，没有人逃得过死亡，我们能否找到永远不死的秘诀？有很多故事在说要寻找生命的意义，要寻找永恒的生命，不过这个故事里最有名的叫Gelgamosh的故事，故事中的英雄历经千辛万苦，找不着长生不老的秘诀，也找不着为什么人要死亡的秘诀时，最后只好面临无可避免的死亡，于是，他就自己给了自己一个答案，他说：“也许我可做的事是，我的生命不能永远延续，但要让人家记得我，让人家记得我曾经做过好君主，让人家记得我曾做过一些平常人不能做到的事，也让人家记得我曾建设了这么美好的城市。”这话就是中国人说的不朽—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而这位英雄只是在“立功”的不朽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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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在犹太教、基督教的这条线索上，古代的文明也继续不断在问：为什么我们来到这世界？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后，他们为何还有生活的意义？在继续不断的挣扎，挣扎到后来，我们看得见，在摩西的“十诫”里，犹太人得到了一个答案：我们生活的意义是“敬事上帝，在上帝的神恩里，我们活得才有意义”，所以我们生活的意义是用人的生活来体会，也表现神对我们特别的恩赐和特别的眷爱，这就是犹太人对生活的一种解释。等到耶稣基督改变犹太教成为一种新宗教时，教义就变成用“爱”与“上帝的意志”之间画了个等号，整个一系列的基督教的道德观、伦理观，都是从这个古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到世界上？出了伊甸园后，我们还有没有生活的意义？去寻求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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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印度教也相同，他们的问题是我们和自然之间有什么关系？大自然的风、雨、雷、电，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山川河流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它回答这个问题，说我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人”在自然里，不过是其中很小的部分，和其他的动物一样共享大环境的一部分，我们的生命意义就是寻找我们与自然间的关系，重新肯定、重新建立我们本来跟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这就是印度教给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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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讲的是这三个其他文明系统，寻找出来的答案。为什么我未提到中国呢？我自己是在儒家的传统之下长大，所以我认为这是自己的东西，放在后面，作为我要讨论的最重要的主题。从三个古代文明的例子可以看到道德规范、生活的意义等等，是在生活之中慢慢增加，慢慢抽衍。为什么抽衍这个东西？假使每个人都像鲁宾逊那种孤立的生活，他就不需要问这些问题。鲁宾逊最要紧的事情，是在那荒岛上怎么活下去？他也有个问题要问，他也有个问题要答，他的问题是说：“怎么样能在这个荒岛上熬下去？到最后回到文明？”为什么他眷恋文明？我们每个人不是鲁宾逊，为什么像鲁宾逊这样孤独的人，他也要眷恋文明？文明是从我们人类合群的生活里，慢慢地发展出来的东西，因为人合群，我们才发展出文明，所以人类不能离开文明过日子，也因此像鲁宾逊必要在荒岛上苦熬，熬到有一天回到人间来。大家记得鲁宾逊在他的木柱上继续不断的刻画到荒岛上有多少天了，为什么他要画？他要晓得他回到文明去时，他究竟离开了多久？他要在时间空间上都不迷失，虽然空间上他已迷失了，他到了荒岛，但是他绝不能再迷失时间，以使得他将来可以回到空间上，回到人类文明时，他晓得时空两个坐标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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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即使在孤立时，基本上也无法脱离合群的需求。我们必须合群，人能够在种种的禽兽里独树一帜，变成地球上的主人，变成万物之灵，不是靠我们天生的体能，而是靠我们能合群与合作，靠语言与文字使得我们的集团能一天天变大，也使我们共同的技艺及知识可以继续不断扩大，才使得我们经由知识的能力，经由我们集体技艺，将我们每个个人的能力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个超越其他生物所能得到的生存力，于是我们变成万物之灵。因此，人假如变成人，他就必须在文明及合群两个条件下才能变成一个人，才能变成今天我们所谓文明生活里的一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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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们得到了这个答案后，各处的人都在寻求这个答案，各处人得到不同答案，得到了各别的答案后，我们每个地区的人群，都活在一定的规范下，他的生活好像就有一定的目标。譬如说印度人，他说他的目标是“归向自然”；犹太、基督教他们说：“我们归向上帝”；古代希腊他们说：“我们是寻求真理”；而我们中国呢？可以说从商周开始，我们继续不断地在追寻这个问题，我们得到的答案是我们人跟人怎么相处？中国人寻求答案的方式，以及得到的答案、假定的答案都是根据“人是合群”的条件抽衍出来的，也就在一个人文的规划下生活的方法。再从时间的直线来说，从祖宗到子孙，时间的坐标上，我们人类继续生生不绝；在横的坐标上，我们人群的坐标上，我们从一个扩大到近邻、近亲，逐渐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推衍到共同的人类社会。这个坐标都是在人作为合群的群体上，我们中国人寻找的意义，是比另外几个族群寻找的意义更直接、更贴身。直接就没有拐弯抹角拐到别的上面去，贴身因为是从自己身上开始。于是在中国，我们也有一段很长的时候，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说，生活的意义在哪里？生活的意义是为自己，也为别人；生活意义是为了个人，也为群体。所以在传统文化环境上，我们生活意义大致是相当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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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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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二八 美国文化中的容异与存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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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半前，海黄轮离开基隆码头，我眼看着分隔着送行人与轮船之间的海水逐渐加宽，加宽到成为不再可以逾越的一片水域。等到不再能看见岸上送行家人时，我走回房舱，把自己留美的目的用浓墨写在记事册上。当时记下的是两大条：读些近东古代史和设法医治自己的残疾。今天我若再要在记事册上记下的项目下加些字，我必须加上更粗重的一行笔迹：认识西方文化在美洲大陆上这一个旁支。这一点应该说是我留美最大的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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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启发我这一点的是一位叫柴勃尔的美国朋友。他大约也是我第一个交结的美国朋友了。当我第一天上课，走进东方研究所的埃及史课堂时，我发觉自己到得太早了。可是室内居然还有一位更早的仁兄，胖胖的身材，塞在椅子里颇有把椅子胀破的可能。注视着他发光的秃头，我一时猜度不到他的年纪。交谈之下，我才知道他是一家小大学的政治系主任，适逢“六年休假”的假期，特来芝加哥大学选修几个学分，使自己不致完全禁囿在自己的小范围内。课后我们又一起去咖啡间各取了一杯咖啡，谈了一个钟头。对于这一位老前辈，一个初履异邦的外国学生当然想讨教一番。等我问到他该如何读书时，他反问我是在美长住还是短住。我告诉他只是来此读书而已，他的答案是：“那么，把读书的时间留下一些来看看你四周的人与物吧，因为你将来可以在台湾的图书馆找到这里该读的参考书，但是你回台湾后可再找不着一个活的美国社会让你观察了。”此后，我在美国的生活几乎无时不受了他这句话的影响。我愿借他这句话转赠将要出国的青年朋友们，到美国以后，别把时间都放在书本上去，也要张开眼睛，看看人家生活方式背后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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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一堂上的威尔逊先生的课，他是美国埃及学大师布累斯台德（James Henry Breasted）的学生，布氏死后，他算是新大陆上埃及学的首座了。我记得在他课堂上，只听见他对这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对那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有一位日本来的学生听了这种“不知道”的答案近一个学期后，终于向他询问：“究竟我们知道的是些什么呢？”威尔逊先生回答得很妙：“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这位日本同学颇有怏怏之色，以为先生在调侃他。我当时却忽有所悟，悟出了一个关闭型文化与一个开放型文化的区别：前者只追寻答案，后者则是追寻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固是诚实的态度，到底还须以“知道自己未知”为前提的。我现在已把埃及王朝的年表忘去不少，但是威尔逊先生的这一句妙语恐怕我今生是忘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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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勃尔先生的指示似乎只是一张地图，威尔逊先生的那一句话竟像是在地图上划了一条指路的红线，我从此对于美国社会的观察就有准则了。我开始发觉在美国文化的后面有一大排巨人支撑着这个巨大的结构。这些巨人的名字包括：存疑、尊重别人与不专断，而这个巨大的结构是政治上的民主和思想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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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曾得到一个很巧的机会，得以一偿宿愿把先天的残疾经过一番矫治。为了我的病例太稀少，芝加哥大学的骨科决定给我免费治疗，主治大夫则是美国骨科名医赫却医生。住了前后十几个月，出院入院五次，现在总算是把脚治得放回正常部位了。1957年圣诞前夕，我被推进手术房，准备接受第一次手术。赫却医生穿扎得只剩两眼露在外面，走到我的麻醉房来，一面找手套，一面和我握着手。他俯着瘦长的身子，对我说：“我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宗教，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愿意相信有一位主宰的存在。你如果信教，你可以向你的神祈祷，我呢，我也向我的神祈祷。我将以全力为你矫治，但是我不说有百分之一百的成功机会。”后来在住院期间，我又有一次和他谈起宗教，尤其是他的“主宰”。他花了很多时间让我了解，他在麻醉房的话一部分是顾全我的信仰，而他自己的“主宰”则是医药科学上过去所有摸索得来的知识和理智的能力，但是他仍旧了解知识与理智的限度还仍在摸索的路上，因此他才说他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他始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在医药科学已知的知识，而在于那股向前摸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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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却医生的一位助手叫做爱克逊医生，是一个年轻的主任住院医师。整天他们师徒几位忙着手术和查病房，尤其老赫医生，似乎一天只睡五个小时，晚上十二点刚见到他，次晨六时又听见他在手术房打电话来催护士洗涤病人要开刀的部位了。只有星期日，除紧急开刀外不动手术，爱克逊医生就会来病房和我聊聊天。我曾经告诉他，台湾有不少因种种不同缘故而残疾的儿童，社会上还没有注意到如何由社会负起治疗与教育的责任。他看看病房里那些由州政府付钱接受治疗的残疾儿童，问我何以中国的政府或民间集团没有想到负起这个责任；我只好以“穷”字塞责。他向我保证，若是我有朝一日在台湾能组织一个与芝大医院附设的“残疾儿童之家”一类的机构，他愿意来台湾担任医生的工作。我向他道谢，并且表示佩服他愿意为中国人服务的热忱。他却说，人就是人，不会因为国籍而改变体质的，并且说他根本就没有想为“中国人”服务，他想到为世界上一个医生不足的地域的人民服务而已。我听了他的解释，不能不为之汗颜，至今我已可以排除好几层思想中的偏见，但是我始终过不了民族思想这一道关。偏激的民族观念恐将是世界大同道路上难以跨越的一道难关。怀念老友，我不知道何日可以实现组织他所说的那种机构，但是我对他“民吾同胞”的胸襟始终是心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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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勃尔先生回到他的学校后，曾经数次邀我去访问。我也曾去过两次，那是一个中西部小镇上的一家小大学。全校不过六百多学生而已。有一次，我应邀在该校讲话；碰巧一班历史系的学生在讨论“不同文化的不同法律观念”，是一个单元讨论会的一部分。我就向他们讲了些中国古代“赏疑唯厚，罚疑唯轻”的观念。第二天，柴勃尔自己将担任法庭的陪审员，邀我去旁听。那天的案子因为证据不能作百分之一百的肯定，陪审团只好把一个恶名昭著的流氓判无罪。我回芝城后，柴勃尔先生把法官的判词寄来，其中引经据典，引用了好些Learned Hand（刚去世不久的法学家）的话，大意则不外是宁纵毋枉四个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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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学生好提问题，我自己在堂上也逐渐学会了举手发问。先生对学生的论文，或讨论报告，也是很认真的批评。课堂上是仇人一样，但是课堂下是朋友。刚辩论得面红耳赤，隔一阵又在一起喝咖啡，谈闲天，可是一触到刚辩过的题目，双方仍可以面红耳赤吵下去。在那里，先生不能以“师道尊严”四个字占足身份。我曾经在好几处小大学讲演过，最常碰到的讲题是中国的现况。幸亏我对此道弄惯了，讲时总有实在资料，所以从未被问垮过。最紧张的一次是面对七十几位新闻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让他们盘问三小时，竟也侥幸未垮。我有一位印度朋友，就曾在一个相似场合中硬是垮下来。他的失策在于他略觉难以回答时，撒出了撒手锏：“我是印度人，印度事我当然比你们知道得多。”这句话一出口，举堂哄然。有一位美国学生站起来说：“羌德勒先生，我们佩服你的勇气。但是请你注意，我们只接受理论和证据，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判断。”这一着，我奉劝将出国的朋友们也该注意检点，让我们用“理”来服人，不用“你不懂”三字来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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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容忍别人但不服从权威的精神，在华府之游时我见到了它的来源。那时我站在杰佛逊纪念堂的里面，远望是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三个建筑物成为一直线。杰佛逊纪念堂的墙上镶着四块铜刻，其中有《独立宣言》及他在佛吉尼亚州订下的宗教自由法案。读着那些词句，堂外有满天晚霞，映在堂前池中，我徘徊不能离去。离堂不远，就是刚去过的档案局，那里面陈列着美国开国诸人草拟《独立宣言》及宪法时的各种草案及来往信札。我那时候顿然了解了美国文化的精神基础。容忍、爱人、不专断、不盲目服从权威，这一切都是建筑在对人权的尊重。威尔逊先生，老小两医生，那位法官，以及问垮印度人的学生，都不过自小濡染其中，气质中不自觉的包含了这些成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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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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