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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一堂上的威尔逊先生的课，他是美国埃及学大师布累斯台德（James Henry Breasted）的学生，布氏死后，他算是新大陆上埃及学的首座了。我记得在他课堂上，只听见他对这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对那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有一位日本来的学生听了这种“不知道”的答案近一个学期后，终于向他询问：“究竟我们知道的是些什么呢？”威尔逊先生回答得很妙：“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这位日本同学颇有怏怏之色，以为先生在调侃他。我当时却忽有所悟，悟出了一个关闭型文化与一个开放型文化的区别：前者只追寻答案，后者则是追寻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固是诚实的态度，到底还须以“知道自己未知”为前提的。我现在已把埃及王朝的年表忘去不少，但是威尔逊先生的这一句妙语恐怕我今生是忘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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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勃尔先生的指示似乎只是一张地图，威尔逊先生的那一句话竟像是在地图上划了一条指路的红线，我从此对于美国社会的观察就有准则了。我开始发觉在美国文化的后面有一大排巨人支撑着这个巨大的结构。这些巨人的名字包括：存疑、尊重别人与不专断，而这个巨大的结构是政治上的民主和思想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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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曾得到一个很巧的机会，得以一偿宿愿把先天的残疾经过一番矫治。为了我的病例太稀少，芝加哥大学的骨科决定给我免费治疗，主治大夫则是美国骨科名医赫却医生。住了前后十几个月，出院入院五次，现在总算是把脚治得放回正常部位了。1957年圣诞前夕，我被推进手术房，准备接受第一次手术。赫却医生穿扎得只剩两眼露在外面，走到我的麻醉房来，一面找手套，一面和我握着手。他俯着瘦长的身子，对我说：“我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宗教，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愿意相信有一位主宰的存在。你如果信教，你可以向你的神祈祷，我呢，我也向我的神祈祷。我将以全力为你矫治，但是我不说有百分之一百的成功机会。”后来在住院期间，我又有一次和他谈起宗教，尤其是他的“主宰”。他花了很多时间让我了解，他在麻醉房的话一部分是顾全我的信仰，而他自己的“主宰”则是医药科学上过去所有摸索得来的知识和理智的能力，但是他仍旧了解知识与理智的限度还仍在摸索的路上，因此他才说他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他始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在医药科学已知的知识，而在于那股向前摸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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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却医生的一位助手叫做爱克逊医生，是一个年轻的主任住院医师。整天他们师徒几位忙着手术和查病房，尤其老赫医生，似乎一天只睡五个小时，晚上十二点刚见到他，次晨六时又听见他在手术房打电话来催护士洗涤病人要开刀的部位了。只有星期日，除紧急开刀外不动手术，爱克逊医生就会来病房和我聊聊天。我曾经告诉他，台湾有不少因种种不同缘故而残疾的儿童，社会上还没有注意到如何由社会负起治疗与教育的责任。他看看病房里那些由州政府付钱接受治疗的残疾儿童，问我何以中国的政府或民间集团没有想到负起这个责任；我只好以“穷”字塞责。他向我保证，若是我有朝一日在台湾能组织一个与芝大医院附设的“残疾儿童之家”一类的机构，他愿意来台湾担任医生的工作。我向他道谢，并且表示佩服他愿意为中国人服务的热忱。他却说，人就是人，不会因为国籍而改变体质的，并且说他根本就没有想为“中国人”服务，他想到为世界上一个医生不足的地域的人民服务而已。我听了他的解释，不能不为之汗颜，至今我已可以排除好几层思想中的偏见，但是我始终过不了民族思想这一道关。偏激的民族观念恐将是世界大同道路上难以跨越的一道难关。怀念老友，我不知道何日可以实现组织他所说的那种机构，但是我对他“民吾同胞”的胸襟始终是心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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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勃尔先生回到他的学校后，曾经数次邀我去访问。我也曾去过两次，那是一个中西部小镇上的一家小大学。全校不过六百多学生而已。有一次，我应邀在该校讲话；碰巧一班历史系的学生在讨论“不同文化的不同法律观念”，是一个单元讨论会的一部分。我就向他们讲了些中国古代“赏疑唯厚，罚疑唯轻”的观念。第二天，柴勃尔自己将担任法庭的陪审员，邀我去旁听。那天的案子因为证据不能作百分之一百的肯定，陪审团只好把一个恶名昭著的流氓判无罪。我回芝城后，柴勃尔先生把法官的判词寄来，其中引经据典，引用了好些Learned Hand（刚去世不久的法学家）的话，大意则不外是宁纵毋枉四个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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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学生好提问题，我自己在堂上也逐渐学会了举手发问。先生对学生的论文，或讨论报告，也是很认真的批评。课堂上是仇人一样，但是课堂下是朋友。刚辩论得面红耳赤，隔一阵又在一起喝咖啡，谈闲天，可是一触到刚辩过的题目，双方仍可以面红耳赤吵下去。在那里，先生不能以“师道尊严”四个字占足身份。我曾经在好几处小大学讲演过，最常碰到的讲题是中国的现况。幸亏我对此道弄惯了，讲时总有实在资料，所以从未被问垮过。最紧张的一次是面对七十几位新闻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让他们盘问三小时，竟也侥幸未垮。我有一位印度朋友，就曾在一个相似场合中硬是垮下来。他的失策在于他略觉难以回答时，撒出了撒手锏：“我是印度人，印度事我当然比你们知道得多。”这句话一出口，举堂哄然。有一位美国学生站起来说：“羌德勒先生，我们佩服你的勇气。但是请你注意，我们只接受理论和证据，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判断。”这一着，我奉劝将出国的朋友们也该注意检点，让我们用“理”来服人，不用“你不懂”三字来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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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容忍别人但不服从权威的精神，在华府之游时我见到了它的来源。那时我站在杰佛逊纪念堂的里面，远望是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三个建筑物成为一直线。杰佛逊纪念堂的墙上镶着四块铜刻，其中有《独立宣言》及他在佛吉尼亚州订下的宗教自由法案。读着那些词句，堂外有满天晚霞，映在堂前池中，我徘徊不能离去。离堂不远，就是刚去过的档案局，那里面陈列着美国开国诸人草拟《独立宣言》及宪法时的各种草案及来往信札。我那时候顿然了解了美国文化的精神基础。容忍、爱人、不专断、不盲目服从权威，这一切都是建筑在对人权的尊重。威尔逊先生，老小两医生，那位法官，以及问垮印度人的学生，都不过自小濡染其中，气质中不自觉的包含了这些成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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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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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二九 麦克阿瑟与艾森豪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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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拿近代的将领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两位大将，一个是艾森豪威尔，一个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是天才的将领，从西点军校读书起，就是天才。麦克阿瑟是战略家，兵对他服得很，拿他当天神一样看。但艾森豪威尔是平庸的一个将军，在西点军校读书，三百个毕业生，他大概第二百五十名，没有一个人怕他的，而且他也没什么大的战略。可是拿这两个人比较，谁适合派到欧洲战场上指挥联军，面对不同国家的军队、不同国家的将领，及面临一个极为强大的敌人，有一个非常坚固的防线，有非常难以登陆的海滩？结果不派天才的战略家，派了艾森豪威尔。因为天才战略家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他不敬；而艾森豪威尔，事事都谨慎，最后艾森豪威尔得到的成功远比麦克阿瑟大。今天有人拿麦克阿瑟打的仗算一算，麦克阿瑟太平洋战打的是钞票战，要不是有那么多的炸弹去炸的话，他不见得赢得那么快。他这个战略家，也不见得是真正了不起的战略家，是靠钞票撑出来的。最近波斯湾战争的史瓦兹科夫，老实讲，也是靠钞票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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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将领，刚刚讲的这些条件从头到尾都是最平凡的做法，最谨慎的做法。每一句里面，他强调的是，你要注意失败，要注意敌人，绝对不是单单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步步为营，一步步进展。而他的管理，始终注意条理、次序明白，赏罚明白、规定也明白，在明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很好的组织，这是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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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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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三〇 关于韦伯命题的三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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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讨论为什么近代西欧这一特定的时空会出现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主题是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联。但是，由于韦伯必须从事比较研究，所以也讨论中国的宗教、犹太的宗教，以及印度的宗教。所有这些比较的研究，都不外为了求证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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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韦伯的理论在东亚大行其道，不时有人讨论东亚经济发展与儒家伦理的关系。我现在不谈这一主题，且先回到他原来的命题。实际上，韦伯讨论中国的问题自有其专章专节，我们并不需从《新教伦理》这本书引申。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韦伯着意将中国与西欧对比，指出三种差异。第一，中国是一个普世的帝国，而西欧则有多国的竞争。第二，中国是有文官制度运作的社会，而西欧则有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第三，他说中国有入世的理念，而西欧则有苦修的宗教。大家最近讨论韦伯理论云云，儒家伦理云云，都集中在第三条。事实上前两条是不容忽视的。在普世帝国与多国竞争的对比上，普世帝国有一个庞大的政治体制，这体制的运作令全国的财富得到适当的调节，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可以独肥，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独瘦。秦越肥瘦的问题在普世帝国时就不出现了。在传统中国，某区有饥馑，国家不是移民就粮，就是移粮赈民。经过不时的互通，无论什么地方也难有长期累积的资源，更不用说由别处剥削而来的累积财富。再就个人的累积资金来说，中国当然也有贫富之差；但是，中国人的理想总不赞成财富太集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也不利于资金的累积。相形之下，西欧世界国与国之间不断竞争，一个国家是一个主体，不必顾他国的死活。在近代资本主义屹起之际，英国与西班牙战，与法国战，武力掠夺而得的财富可以集中于一国。国际贸易得来的利润也可以集中于一区，凡此都可转变为发展经济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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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对比是文官制度与城市经济，此处集中讨论中国的文官制度。韦伯以为世上有两种文官制度：一种是所谓理性的文官制度，另一种则是父权的文官制度。其实，近代文官制度的发展已有不短的时间。今天回顾历史，世上大概并没有真正“理性”的文官制度。不要说国家的文官制度，就是大型企业制度在管理变得过大，历时太久时，体制内部即有种种弊病产生，既有尾大不掉之患，也有运作困难之弊。不少公私管理系统，日子久了，工怍效率就降低。我在匹兹堡住了二十多年，眼看着联邦钢铁公司一度是世界钢铁业盟主，却最终败落。这家公司的没落主要原因在于管理制度越来越头重脚轻，最后成为有十三位副总裁，而每一位总裁又有一大群部属的机构。公司负担沉重，公事层层转递，处处会议，决策及执行者都麻木不仁；这就是霍布斯所说的巨兽，一个难以转动、又吞噬资源的庞然大物。联邦钢铁公司不是唯一的个例，美国所有的大企业无不如此。这些企业都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理性”的文官组织尚且运转不灵，美国最近经济一蹶不振，管理组织败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之大，朝代延续之久，焉能避免文官制度的臃肿腐败？管理系统以政治权力宰制社会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又怎能在中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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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再比较入世理念与苦修。韦伯讨论资本主义的伦理以为卡尔文教派新教徒因为冀求神恩而有强烈的工作意愿。余英时先生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商贾伦理的研究。中国的商贾伦理是由儒家伦理发展而成的，经营致富有道，也有强烈希望成功的动机。中国的入世理念转化为慎独功夫，何尝没有强烈的“紧张”感，而这一分“紧张”其实也像卡尔文教派强调的“紧张”一样，可以驱使个人发而为成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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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韦伯关于中国与西欧的三重对比，似乎入世理念并不是严重的障碍。大帝国内部缺少列国竞争，也许会阻遏资本的累积。第二个主题即文官制度的负作用是近代资本主义未在中国出现的重要因素。我以为近代资本主义未能行于中国，与中国重视亲缘组织有关。中国社会中的亲缘团体，不管是大家族还是现代的家庭都是社会的基石。亲亲的观念使中国人爱有差等，在爱有差等的影响下，交易就不能完全公平与开放。亲属之间固然也有“亲兄弟，明算账”的说法，但卖货给亲友，价码总是会客气些。近代资本主义的特质是市场竞争，价格与利润都取决于自由而无差别待遇的公平竞争。中国的爱有差等就难做到真正的六亲不认。于是，近代资本主义也就难在中国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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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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