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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三九 周人的天神与两河、埃及神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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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发展之初有两点：一是历久不衰的亲缘意识，一是天命观念。将这两点与其他伟大文明的发展过程相比，可以显示中国文明的特色。两河流域有许多城邦，一个城邦包含若干聚落，最大的聚落是城邦的核心。城邦有一位保护神，这位保护神的神庙便是城邦的中心，也是城邦经济生活的神经中枢。城邦与城邦之间和战分合，关系不定，逐渐演变为城邦的联盟；而联盟之内又必有一个居领导地位的城邦。两河历史上的“朝代”即居领导的各城邦的名称。联盟各邦的保护神在传说中合组为一个神祇会议，而由居领导地位的城邦保护神居首。各城邦的保护神在会议中为其城邦的代言人。神祇之间，有争吵，也有欺骗，神祇的行为并无道德与公义可言。例如，有一位女神是明星之神，也许是后世维纳斯的原型，她的行为任性而变化无常。从中国人的道德标准看，明星之神只能说是荡妇，其他诸神也不比她好多少。两河城邦联盟逐渐演化为国家。在巴比伦王国时代，众神之中有一位无可争议的最高统治者。这位至高无上的神祇是众神在神廷危急时推选出来的。每位神祇送他一些特殊的能力，他便成为法力最大的神。这神祇有权力，却不是道德的守护者，因为他不是以德服人。在古代两河流域的神权中，没有道德的观念。《圣经•旧约》提到以色列人在尼尼微流亡，尼尼微的巴比伦人崇拜两河流域的尊神马道克。这位神祇不是以宗神、保护神，或城邦的神祇形式出现；他是生命之神，掌握最高的权力，只差一步就可以演化为至高无上的上帝。但是马道克只是生命之神，而不是道德之神。正因为有这一步之差，两河流域最终停留在前文明阶段而没有进入文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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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与古埃及的神祇比较，尼罗河流域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地理环境。在尼罗河上、下游未统一前，沿河发展的聚落各有神祇。尼罗河统一成为一个王国后，这些神祇经过融合，有的成为传统中的亲属，有的变成有两个名字的神。譬如说，日神既名为亚蒙，又名为瑞，又名为荷莱士，即是几个不同神祇的融合；又譬如，奥赛列斯与赛特，在传说中是兄弟，而荷莱士是奥赛列斯与艾赛斯的儿子。日神的神廷上，有各种不同神祇分掌不同的职能。正如人间的皇廷，天上也有皇廷。但是埃及的神祇世界不具特殊的道德观念，只在艾克那敦王时代曾一度有一种新宗教，而且这种新宗教所崇尚的独一真神（日神）颇具普世性格。不过艾克那敦的新宗教很快就消失了。至于这一新宗教是否与后来古犹太教的一神信仰有历史渊源，此处无法申论。埃及的古代文化颇多可以称道的地方；但整体说来，古代埃及仍处于前文明阶段，因为古代埃及还没有道德判断的明确观念。即使在古埃及的信仰中，有奥赛列斯担任阴间的裁判者；然而，这位冥王裁判的是个人，而不是天下，埃及人也不认为政权必须由有德者掌之。古埃及的原宗教已演化为正式的宗教，可是宗教并未与政治结合为一个以道德为主体的政治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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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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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四〇 比较东汉与西罗马帝国崩解之内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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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是一个朝代，自有其明白的起讫年份。然而，东汉上承秦代与西汉的典章制度，作为一个政治体，其上限不能不溯及公元前第三世纪。东汉帝祚之终在献帝之世，但是董卓进洛阳，天下开始纷扰，东汉代表的秩序已经解体，则东汉之崩解实际上应在公元1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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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上承由罗马城邦建立的罗马共和国。公元前264年，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公元前165年，罗马灭马其顿，确立地中海霸权，执希腊文化圈的牛耳。公元前30年，屋大维掌握政权，公元前27年，屋大维称奥古斯都，共和国改为帝国体制。公元第三世纪（公元193—284年），罗马帝国经历几乎长达一世纪的混乱，沿边烽烟四起，军人拥立皇帝，皇位更迭频繁，更有一年之内数易帝主（如在公元238年、253年等），内战不绝，政治败坏，百姓愁苦。至Diocletian（284—305年）及Constantine（306—337年）才恢复治安。公元364年，罗马分东西两都。从此，地中海世界分裂为二。西罗马的正统至公元476年终止，东罗马则又延续了千年之久。在公元第五世纪，西罗马北边与西边的日耳曼部族纷纷入侵，割裂疆土，建立政权，欧洲终于出现了多国体制。以上西罗马变化，在时间上与东汉以至三国魏晋平行。东汉末年的扰攘，三国分立，以致五胡纷纷进入中原，中国长期分裂。两个古代世界崩解的情势也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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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衰亡是欧洲史上一大课题。从吉朋（Edward Gibbon）以来，论著不断。吉朋的经典著作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对于罗马帝国的覆亡，提出全面的讨论：内乱外患，天灾人祸，都在不同的时期，扰乱了也削弱了罗马的国力。他在第三十章中，综述了覆亡的几项原因。他特别注意到基督教及其对罗马精神的影响。教会与国家两个分立体系也使罗马社会难以整合。在其他方面，吉朋以为罗马低估了边疆外族的威胁，指出罗马疆域内各地区利益与传统的多元性，也观察到文明腐蚀了罗马人的精神与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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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罗马史的专家Michael I. Rostovtzeff则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罗马衰亡的原因。他指出罗马社会的分化，一方面罗马世家大族与一般百姓之间的隔绝；另一方面由于罗马世界的都市文化，有城乡之间的对立。终于，以城市文化为基础的罗马，被底层文化拉垮了。Frank William Walbank也从社会结构分析罗马的覆亡，却采取生产力的理论，以为罗马低效率的奴隶生产制是罗马崩解的原因。Ramsey McMullen将罗马覆亡归咎于战争的负担及军人势力的膨胀。A. H. M. Jones认为罗马早期扩张及后期的外患，导致罗马财政困难，及外重内轻的失衡，因此，外族的压力是罗马覆亡的重要原因。也有以为自然灾害及生态变化，导致罗马帝国农业衰退，人口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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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吉朋的著作，他在不同的章节，提出不同的原因，以说明罗马帝国的崩解。用中国历史学家处理朝代覆亡的说法，末世的现象，必是天灾荐臻，政治败坏，内忧外患，人谋不臧，百姓愁苦……一大串的“并发症”，遂致天命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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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地方与中央之间，也是渐行渐远。地方大族逐渐根深柢固，形成新贵族，包办了察举，也把持了地方，东汉州郡掾属是当地实质统治阶层，所谓“汝南太守范孟傅，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地方逐渐发展主体性，东汉州郡，每有地方的史籍，如《陈留风俗传》、《汝南先贤传》、《益都耆旧传》、《襄阳耆旧记》、《青州先贤传》……诸书多已不存，但仍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及其他史籍的引用。这种心态，正反映了汉代次级系统寻求自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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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人口，极盛时也有四千余万，不下于西汉人众，但人口分布颇不相同。东汉末季，中原州郡人口减少，东南与南方大幅增长，内外的比重，非复旧时。西汉的州部，只是督察单位，刺史权位，不如郡守。但东汉州权大增，刺史统辖属郡，位同方伯。东汉分裂的形势已成。黄巾一起，皇室威信已经荡然，是以皇甫嵩立了大功，阎安即劝他“推亡汉于已倒”，代汉自立。汉祚之移，在于人心已散，不必等待董卓曹操了。及至大乱已成，名豪大侠，州郡守将，风起云聚，四处举兵，汉代的复杂体系，在主轴解纽之后，中国分裂为五六个竞争单位，归结为三国分立……这种发展，正是不稳定系统崩解为若干次级系统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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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的崩解，也可作如是观。罗马由意大利半岛上一个城邦起家，东征西讨，逐步兼并了半岛上的各邦，然后统一地中海沿岸，又北收高卢，东并两河及尼罗河流域。罗马军团兵锋所及，无不臣服。在这一大帝国内，罗马并未建立西汉那样的郡县制度。罗马的统治权，建立在戍守各地的武装力量，及收夺各地资源的殖民政策与贸易活动。这一帝国，也有空间的中心与边陲，也有层级的罗马与属地。但是，罗马的复杂体系，可称为“扩散型”的结构，与汉代的“凝聚型”极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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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型的结构，离中心越远，中央控制越弱，罗马在各处的控制，都以城市为据点。在意大利半岛上，城市之间有密切的来往。地中海各地，如北非及北岸，则城市与城外，族属与文化均不同，颇像中国周代的封建，有国野的截然划分。地中海东部以及海东地区，原是希腊文化的世界，各属地有其各自历史传统，罗马人的戍军及殖民者所建庄园之外，全是土著居民。这些地方，罗马的控制，均须假手当地的势力。举例言之，犹太人也是罗马百姓，但是犹太人治耶稣死罪，罗马的总督置身事外，让犹太人以犹太法律处置。这种次级系统，其原有的独立性，远较汉代州郡的自主性为强。于是，一旦罗马失去控制能力，这些次级系统自然纷纷脱幅，罗马的复杂体系也就崩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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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统治结构，原由城邦制度演变而来。奥古斯都改共和国为帝制，权力集中于皇帝。但是统治阶层的参议院议员，其家族都是富贵显赫的上层。旧日罗马担任骑士的士族，服公职及兵役，但是不易有晋入上层的机会。这一统治阶层的内部分歧，其彼此隔绝，也迥异于汉代察举制作为上下沟通的情形。罗马各地城市，有市民阶层，城外则是农庄主人与辛苦劳作的农民。这三者之间，也缺少了社会流动的机制。于是罗马上下之间，本少交流，其结构是相当松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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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以殖民与戍军维持这一复杂体系于不坠，又以贸易将罗马生产的酒与橄榄油，换取各处资源。罗马不断扩张，壮者从军，内地生产只能由奴隶担任。罗马越是开疆辟土，其本土人口与总人口的比数越小；戍守在外的军团越多，留在本土的人口越少。这一扩散型的体系，终于外强中干，枝强干弱，一旦本土小有变动，各地必定寻求自主。罗马建立东都，原为有效的控制东土。然而，东都皇帝的利益在东方，渐渐不再支持西都的本土。于是，东罗马渐成为希腊化的另一势力，不但不是罗马犄角支援，反而割裂帝国据地自雄。东罗马在西罗马覆亡之后，又延祚将及千年，其实已是另一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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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与罗马帝国的崩解的比较，可知各种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都是崩解过程中的因与缘。两者崩解的原因，都在其结构方面，是不够稳定的次级系统，勉强系附于主系统，一旦内部各成分彼此不能协调，即是失去运作功能。主系统失去控制能力，复杂体系也就崩解为若干独立的次级系统。汉代中国有一个相当整合的市场网络，将全国农业与制造业经济有机的联系于整体的流动转输。这一经济体系，也可以分裂为若干独立的次级系统。然而，中国是一整片土地，南北东西，互通有无，则彼此互利。各个独立系统，若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终于还会整合为一个笼罩全国的庞大体系。这一现象，加上儒家文化的渗透各地，中国的庞大复杂体系，虽经过中古的崩解，还是越来越凝聚，成为稳定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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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汉代的情形，罗马的世界，也有互通有无的经济网络。制造业大多在城市之内。城乡之间少有共同的利益。罗马各行省与各属国，都有其自己四周的经济圈，不必依赖于罗马帝国的交易网。加上在基督教成为正统后，罗马文化不再是广大地区的主流。基督教文化能够整合地中海世界，甚至能扩散到欧洲及中东地区。但是基督教会与帝国政权，分多合少。是以罗马崩解后，地中海世界有天主教与东正教两个是可以取代帝国的教会秩序，却不是罗马帝国政治体系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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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帝国崩解的表面现象相似，两者结构又不相同。似乎崩解之原因，均在结构本身核心部分有了分裂，遂不足以维系不十分稳定的次级系统。但是凝聚型的结构，终于有复合的能力，扩散型的结构则一旦分散，即不再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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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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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四一 从结构上看东汉与西罗马帝国的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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