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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地方与中央之间，也是渐行渐远。地方大族逐渐根深柢固，形成新贵族，包办了察举，也把持了地方，东汉州郡掾属是当地实质统治阶层，所谓“汝南太守范孟傅，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地方逐渐发展主体性，东汉州郡，每有地方的史籍，如《陈留风俗传》、《汝南先贤传》、《益都耆旧传》、《襄阳耆旧记》、《青州先贤传》……诸书多已不存，但仍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及其他史籍的引用。这种心态，正反映了汉代次级系统寻求自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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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人口，极盛时也有四千余万，不下于西汉人众，但人口分布颇不相同。东汉末季，中原州郡人口减少，东南与南方大幅增长，内外的比重，非复旧时。西汉的州部，只是督察单位，刺史权位，不如郡守。但东汉州权大增，刺史统辖属郡，位同方伯。东汉分裂的形势已成。黄巾一起，皇室威信已经荡然，是以皇甫嵩立了大功，阎安即劝他“推亡汉于已倒”，代汉自立。汉祚之移，在于人心已散，不必等待董卓曹操了。及至大乱已成，名豪大侠，州郡守将，风起云聚，四处举兵，汉代的复杂体系，在主轴解纽之后，中国分裂为五六个竞争单位，归结为三国分立……这种发展，正是不稳定系统崩解为若干次级系统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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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的崩解，也可作如是观。罗马由意大利半岛上一个城邦起家，东征西讨，逐步兼并了半岛上的各邦，然后统一地中海沿岸，又北收高卢，东并两河及尼罗河流域。罗马军团兵锋所及，无不臣服。在这一大帝国内，罗马并未建立西汉那样的郡县制度。罗马的统治权，建立在戍守各地的武装力量，及收夺各地资源的殖民政策与贸易活动。这一帝国，也有空间的中心与边陲，也有层级的罗马与属地。但是，罗马的复杂体系，可称为“扩散型”的结构，与汉代的“凝聚型”极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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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型的结构，离中心越远，中央控制越弱，罗马在各处的控制，都以城市为据点。在意大利半岛上，城市之间有密切的来往。地中海各地，如北非及北岸，则城市与城外，族属与文化均不同，颇像中国周代的封建，有国野的截然划分。地中海东部以及海东地区，原是希腊文化的世界，各属地有其各自历史传统，罗马人的戍军及殖民者所建庄园之外，全是土著居民。这些地方，罗马的控制，均须假手当地的势力。举例言之，犹太人也是罗马百姓，但是犹太人治耶稣死罪，罗马的总督置身事外，让犹太人以犹太法律处置。这种次级系统，其原有的独立性，远较汉代州郡的自主性为强。于是，一旦罗马失去控制能力，这些次级系统自然纷纷脱幅，罗马的复杂体系也就崩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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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统治结构，原由城邦制度演变而来。奥古斯都改共和国为帝制，权力集中于皇帝。但是统治阶层的参议院议员，其家族都是富贵显赫的上层。旧日罗马担任骑士的士族，服公职及兵役，但是不易有晋入上层的机会。这一统治阶层的内部分歧，其彼此隔绝，也迥异于汉代察举制作为上下沟通的情形。罗马各地城市，有市民阶层，城外则是农庄主人与辛苦劳作的农民。这三者之间，也缺少了社会流动的机制。于是罗马上下之间，本少交流，其结构是相当松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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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以殖民与戍军维持这一复杂体系于不坠，又以贸易将罗马生产的酒与橄榄油，换取各处资源。罗马不断扩张，壮者从军，内地生产只能由奴隶担任。罗马越是开疆辟土，其本土人口与总人口的比数越小；戍守在外的军团越多，留在本土的人口越少。这一扩散型的体系，终于外强中干，枝强干弱，一旦本土小有变动，各地必定寻求自主。罗马建立东都，原为有效的控制东土。然而，东都皇帝的利益在东方，渐渐不再支持西都的本土。于是，东罗马渐成为希腊化的另一势力，不但不是罗马犄角支援，反而割裂帝国据地自雄。东罗马在西罗马覆亡之后，又延祚将及千年，其实已是另一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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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与罗马帝国的崩解的比较，可知各种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都是崩解过程中的因与缘。两者崩解的原因，都在其结构方面，是不够稳定的次级系统，勉强系附于主系统，一旦内部各成分彼此不能协调，即是失去运作功能。主系统失去控制能力，复杂体系也就崩解为若干独立的次级系统。汉代中国有一个相当整合的市场网络，将全国农业与制造业经济有机的联系于整体的流动转输。这一经济体系，也可以分裂为若干独立的次级系统。然而，中国是一整片土地，南北东西，互通有无，则彼此互利。各个独立系统，若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终于还会整合为一个笼罩全国的庞大体系。这一现象，加上儒家文化的渗透各地，中国的庞大复杂体系，虽经过中古的崩解，还是越来越凝聚，成为稳定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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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汉代的情形，罗马的世界，也有互通有无的经济网络。制造业大多在城市之内。城乡之间少有共同的利益。罗马各行省与各属国，都有其自己四周的经济圈，不必依赖于罗马帝国的交易网。加上在基督教成为正统后，罗马文化不再是广大地区的主流。基督教文化能够整合地中海世界，甚至能扩散到欧洲及中东地区。但是基督教会与帝国政权，分多合少。是以罗马崩解后，地中海世界有天主教与东正教两个是可以取代帝国的教会秩序，却不是罗马帝国政治体系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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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帝国崩解的表面现象相似，两者结构又不相同。似乎崩解之原因，均在结构本身核心部分有了分裂，遂不足以维系不十分稳定的次级系统。但是凝聚型的结构，终于有复合的能力，扩散型的结构则一旦分散，即不再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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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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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四一 从结构上看东汉与西罗马帝国的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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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伤外感的征象，无疑削弱了东汉与罗马两大帝国的力量，但是，若没有结构性的缺陷，这样庞大而复杂的政治体系，仍会有移东补西的救济能力（例如移民就食，或运粮赈灾），俾有休养生息的复健功能。只有在结构上发生了问题，始有崩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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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有一个核心地区，及广大的外延，形成权力层级结构与空间的内外结构。在汉代中国，前者为郡县，后者为“中原”与外州；在罗马，前者为行省与属国，后者为意大利半岛与外地。两个帝国都是结构体系。由一个主体系领有若干次级体系，结合为不是十分稳定的整体结构，用Herbert Simon的辞汇，这种复杂体系系由原本可以独立的系统合成，主体系有能力控御次级体系，复杂体系各部分有其互补互利的功能，一旦主体系失去控御能力，各次级体系即可能纷纷脱离。因此，这样的复杂体系并不稳定，时时在将崩解的边缘（nearly decomposable condition）。于是，关键在于核心地区中的主体能否长期保持一定的实力，俾整个体系整合融铸为不能分裂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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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继承西汉已经组合的体系，以察举制度晋用各地的人才，参加中央政府的运作，可称之为“凝聚型”的体系。在核心部分，西汉体制是君权与相权合作操持统治功能。相权代表全国的文官系统，而文官系统则由察举制晋用儒家知识分子提供人才。儒家意识形态为皇帝天命及文官的服务功能提供了政权的合法性。汉代的精耕农业与农舍手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必须有市场网络为全国物资提供周流转输的功能，人才与物资的流通周转，使汉代的中国结合为一个庞大的复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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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相当稳定的体系，在东汉时有了相当程度的变化。东汉削弱相权，以三公代替了丞相，三公任轻，机事专委尚书，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内朝与外朝的两橛结构，使西汉君相共治二元权力中心，分解为内外对抗的二元权力。东汉外戚宦官，其实都依附君权而取得权力。东汉教育，较之西汉，多了地方学校与私家讲学，《后汉书 •儒林列传》中，名师宿儒，从学者动辄千百，于是汉代知识分子的数字大增，其中不能挤入文官行列者也为数不少。这些知识分子，遂成为权力结构之外的一股社会力量。清议月旦人物，乡评里选，知识分子自己取得了评定等次的自主权。西汉察举制代表的参与问政，遂一变为儒生批评时政。政权与学术成为对立面。党锢之祸是政权与社会精英对立的极化。汉代复杂体系的领导阶层，因此而丧失功效（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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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覆亡，在中国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秦汉秩序，曾经历过嬴政新莽两次变局，但是汉承秦旧，光武也是“中兴”，原有的格局体制，均未崩坏。东汉之亡，中国进入完全不同的情势。范晔著《后汉书》以前，已有谯周、谢承、薛莹、华峤、谢沈、司马彪、袁山松、袁宏、张璠诸家著作，实即反映了三国以至南北朝间，历史学家对于东汉覆亡，有极深的感受，都企图对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变故，提出一番解释。范晔在其《狱中致甥侄书》，自白其撰作的心情，引《过秦论》为比喻。汉初著作，于嬴秦之亡，多所讨论。贾谊一论，著名当世，长留史策。范晔以此自况，也是为了对一段划时代的大变化，有所解释。《后汉书》列传，列党锢、宦者，两传当是他于汉亡原因，特加注视的问题。西羌一传，又有长论，也是为了解释羌乱对于汉亡的影响。循吏、酷吏两传，也许是沿《汉书》之例；但是他将郭躬、陈宠合为一传，代表专业文官，邓彪、张禹等人合为一传，代表与世浮沉的官僚，则似乎是说明文官体制的正负两个面貌。王充、王符、仲长统合为一传，特别大段征引仲长统的议论，崔骃传中，附列入崔实的议论，凡此都可以解释为范氏自己的历史解释。相对言之，黄巾起事，是汉末大事，范氏却只在灵帝纪、皇甫嵩、朱儁、卢植诸传有关纪传中叙述，并未列为专传，可能反映范氏史法，以为民间起事，是朝代覆亡的病象，而不是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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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言之，范晔的解释东汉之覆亡，当在宦官外戚败坏朝政，而于维护儒家理想的力量（如特立独行之士），及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如党锢），又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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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有识之士，颇有人已经注意当时的问题。王符《潜夫论》，指陈朝廷用人不当，效率不彰，贵臣用事，社会风气浮奢。仲长统注意到政府荒废庶政，宠任贵戚，四夷侵略，而豪人货殖，平民困穷，百姓离散，人口减少，田无常主，民无常居，朝廷用人施政，事归台阁，不在三公，外戚宦竖，作威作福，饥馑疾疫，重之以军旅扰攘，人不聊生。当时似已有一种末世的无力感，是以崔寔感叹，“方今承百王之敝，值戹运之会”，认为是由于升平日久，俗敞政衰，盼望复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他的意见，大致仍将衰败的原因，归诸政事不良，贤人不用，贵贱不齐，贫富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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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当时人的意见，汉之将衰，大致由于政治与经济的原因，导致社会上财富集中、亲贵专权、豪族擅利、百姓困穷的局面。这些弊病，与西罗马内部的情形，也十分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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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形，当是东汉衰亡之内伤征象。在“外感”的征象部分，西羌的动乱，使中国大受其困；董卓兴起，也是羌乱的背景下，始成凉州军之祸。不过，羌人的力量其实不大，既不具备有力的国家组织，人口总数也不多。羌人起事，大多是边吏不善抚循，官逼民反，众羌蚁聚狼奔，并无军旅组织，也没有良好的装备。东汉能够有力量击败强大的匈奴，却困于西羌，则实在说不过去。同理，西罗马能够征服高卢，占领东欧及中亚，罗马军团，东征西讨，无往不胜，自然有相当的战斗力。日耳曼部族，也与西羌相似，最初只是附塞的族群，据估计，日耳曼部族人口，不过罗马人口百分之五。人口不多，单位散漫，对罗马有骚扰之患，而不致于使罗马崩溃。至于天灾，罗马曾有火山爆发，土壤恶化。中国曾有北旱南潦，灾荒不断。公元第二世纪大疫，从中东Parthia开始，向东西双向蔓延，东西地均受其害。罗马帝国与汉代中国都是广土民众，跨州连圻，一时一地的灾难，史不绝书，人口增减也是区域性的现象，不是全面的减少。因此，天灾如饥馑疾疫，即使在西罗马与东汉，确实相当扰人，却也未必能造成持久而广泛的伤害，足以拉垮庞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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