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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49 再以政治制度作比较。埃及地方不大,河谷的聚落,都可借水道一苇相通。是以,埃及的中央政权,号令不难下达,贡赋也不难收集转输。可能正因为河谷之内不易发展自主的地方势力,也无须发展多层次的封建制度,埃及王权十分集中,地方受中央的控制,一代比一代彻底。即使有双中心之制,也不过使中央的权力更能下达地方。反之,中国疆域广袤,在交通与通讯工具未发达之时,中央极难一条鞭打到底。殷商王国已有分封的雏形,诸侯与方国,裂土分疆。周代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政治控制与宗法维系的双重网络,将广土众民的中国,笼罩于一个高度整合的体系之内。西周的封建,在东周散为列国,地方的自立性又压倒了中央的控制。即使西周时代的列国,也已必须将就当地风俗习惯,发展其独特的典章制度。周人策命遂多注意及此,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不外乎强调其融合不同的文化背景,铸为新的共同体。是以春秋时代的各国,其政府组织早已不是周室的模式,而因其个别的演化,发展为许多不同的形态。战国时代,则又因各国都经历政制改革,竟以实际需要,渐渐趋同,终结为秦代统一之后的专业文官。但是,中国的专业文官阶层,要到战国始出现;而埃及的文官,则在中王国时期已是行政的工具。新王国时期的专业文官,更是政府的中坚。埃及似乎早已发展了类似秦代的郡县制,只是我们至今并不知道埃及文官的选拔方式。埃及文学中,有数篇“训子篇”一类的作品,父亲谆谆教训子弟,学书学数是功名之阶,这倒与战国时代的情形十分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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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51 周代有祝宗卜史,可算是相当于僧侣的专业人士,而周王既有郊天及祭祀百神的宗教特权,又有宗法系统中祭祀祖先的宗长地位,周王实为最高的宗教首长,身系天人两界以和谐。在这一点言,埃及法老是太阳神之子,其地位也与周王之为天子相当。然而周王的宗长身份,不是专业的祝宗卜史可以取代;埃及的神庙祭司与僧侣,以其专业地位,都可以取得宗教的发言权,甚至浸假而形成政教对立的形势。Akhenaton的文化革命,遂因专业僧侣的抵制,而功败垂成。两河与埃及都有政教分离的现象;地中海世界及西欧,在基督教发展为主流以后,也有国家与教会的对抗及冲突。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传统,而且以政领教,毋宁是相当特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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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53 埃及古代的多神教,其原始形态可能也是许多地方族群的保护神;但在尼罗河谷文化整合为一之后,这些地方性的神祇,叠合为以分职任事的功能神,例如太阳神即为Re与Amon两位神祇叠合为Amon-Re。这种整合的方式,世界各地往往有之,中国古代亦将若干地方神及族群神整合为各有专职的功能神。神界反映人间秩序,也有一位最高的尊神,为百神之首;这是中国与埃及古代宗教共同之处。两大古代文化的宗教信仰,到底仍各有其发展的方向。中国的“天”,在周代已取代商人的帝,成为最高的尊神。天为自然现象的神格化,监临人间,光照上下,是神,也是超越的观念。因为“天”是超越的观念,“天”遂具有普世性;西周天命观念:天命靡常,唯德是亲,为中国文化的普世性格,踏出了第一次的突破启端,将普世与道德两大超越的观念,融合为一;后世儒家的发展,可谓由这一步的突破,于是中国文明与犹太希腊,同为人类的枢轴文明之一。埃及法老Akhenaton的Amarna文化革命,如果能贯彻始终,也未尝不能成为旋转乾坤的大突破。他事奉的大神Aton,不再是最高的尊神,而是独一无二的神;Aton也不仅有神格,也是超越的观念,不是人的形象,而以日光的光线象征生命的来源。Aton是普世的;一切生物,甚至一株小草,都因为Aton而有生命。这种普及万物的一神信仰,实开后世犹太与基督教一神信仰的先河。但是Aton信仰只注意大神的恩惠普及万物,并未将道德的价值观念加入这一普世的信仰,遂不似中国“天命”观之融合普世与道德为一个超越观念。其实,埃及文化中本有Maat的观念,其原意为各种事物的特殊属性,而且在第一中间时期,Maat更具有公义及真理的引申义。同时,中王国时期,埃及人也相信,冥王的裁判,根据死者生前的行为,而决定其在幽冥世界的奖惩。然而,Aton的普世真神观念,竟未与Maat及赏善罚恶两种观念融合为有如中国天命的普世与道德的超越观念。Aton信仰之未能发扬光大,遂使埃及文化失去了跻身枢轴文明之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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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55 综合言之,周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模式,较为接近于埃及古代文化的模式,而与两河文化的模式差异较多。埃及文化的法老与周代的天子,都承担天人之际的联系。两个文化都有相当程度的普世性格。但是,周代的中原,四通八达,不能闭关自守;周代以“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又必须戒慎恐惧,不敢自满自大;于是周代的王国体制与文化格局,都具有包容万有的气度,而且以变化为常态,发展为《易经》自强不息的开放心态。周人遂能以其封建与宗法的结构,凝聚古代诸种族群,合而为华夏民族,而且以此为普世天下的核心,开启中国不断扩大的契机。相对的说,埃及自囿于尼罗河谷的自足环境,太早即发展至其封闭格局的极限,其文化的自我完足与自满自信,发展为保守主义的心态。埃及在闭关自守时,颇能在安定中求取文化内涵的丰富,却不能面对域外文化的冲击。于是,埃及疆域的扩张及外来族群的入侵,引发了埃及人对多元文化的迷惘,也导致埃及文化因丧失自己特点,而终于澌灭。埃及的核心,不能扩张,也遂不能吸入容纳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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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57 埃及的模式,俨然中国在秦汉以后的大一统格局,有郡县,而无封君。三次统一,夹杂三次中间期,分合之势,以统一为常,分裂则为纷扰,却不见列国并峙的形势。于是,尼罗河谷之内,只能在分合之间反复。这一完整的格局中,没有可以修正与适应的余地;所有的刺激均只能来自外面的挑战。挑战的力量不够,即不足以改变原有的格局;一旦挑战的力量消失,改变也随之消失,一切又回复原状。挑战力量强大,则改变十分彻底,甚至使原有的主体消失不见。在保守与失去主体之间,几乎不见弹性。商周时代的中国则不然。中原四周,经常有性质不同的文化,迫使中原文化适应调节;甚至在吸纳这些异质文化之后,仍难免经历东周的列国体制,加强彼此的竞争,终于因为千岩竞秀,万谷争流,使中国文化的内容更为丰富,格局更为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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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59 商周两代,超过千年的经历,竟如埃及在Menes统一上下两埃及的先史时期可能发生过的过程。埃及在相当短暂时间内,即完成其统一格局的准备,仍由于埃及尼罗河各地方不大,又是封闭的形势,遂早熟而不能再有继续开展的余地。究其根本,埃及文化茁壮成长的地理环境,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一则尼罗河谷幅员太小,很快即已充满同质;二则埃及两河太远,又为沙漠阻隔,不易交通,遂未能有切磋激励之效果。中国在秦汉以后,发展为类似埃及的模式,又何尝不是因为中国已有自然完足的地理范围内,也已充满同质,而中国与地中海世界及印度次大陆之间,也不易有充分的交通与接触。中国的改变,终究要在先后与印度、中东,与欧洲三地的文明接触之后,始有中古、近古与近代的三次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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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67 历史分光镜 一四三 春秋霸主制与希腊联盟制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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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69 雅典曾领导底洛斯联盟,团结希腊诸邦,抵抗波斯帝国的侵略。嗣后,斯巴达,底比斯……也组织其联盟,控制了希腊的一部分,甚至其大部分。联盟逐渐演化,都渐成为其领袖城邦的工具,浸假而为近于领土国家的政治单位。最后统一希腊的国家,马其顿,则未尝经历这一演化过程,即径由王权领导的领土国家,迅速扩张,成为庞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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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71 春秋时代,周室东迁,王纲解纽,封建体制一变而为列国,霸主制度应运而起。正因王室权威已经凌夷,列国都尽力扩张,中原诸国,壤土相接,不可能有多少扩张的空间。中原四周的各国,则以华夷杂处可以兼并不属于华夏系统的各种族群,既有攘夷的借口,又有扩张之实惠。东边的齐国是第一个霸权的国家,即以伐狄存卫,伐山戎救燕周,取得华夏列国的领导权,然后率中原诸侯伐南方新兴的楚国。齐桓公的霸业(公元前681—前682年),以保卫华夏体制为盟会的理由,盟誓则谆谆以维持华夏体制的秩序为言。九会诸侯,均以盟会的方式,还没有明白的确立霸主制度,也没有延续到第二代。此后宋襄公的霸业,并未成功。秦晋在西方与北方,各自力求扩张,也不过在局部地区建立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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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73 真正霸主制度,由晋文公建立。晋文公也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团结中原诸国,遏制南方楚国北上发展的威胁。晋国领导的中原与南方集团对抗,战场上各有胜负,而晋国的霸权则经历八世,由文公至平公,维持了至少八十一年之久。列国有定期的朝聘会盟,各国之间有所争执,盟主可以裁决曲直是非,若有战争,各国会师戍守。盟主可以向各国要求派遣师旅,组成联军;诸侯列国也以贡币输纳于盟主。分派的军力,以国家的等级与实力,有一定数字的兵车;贡赋多寡,也有相应的配额。这些贡赋逐渐成为参加盟会诸国的负担,不仅贡赋本身的价值不菲,甚至输纳运送的费用也相当沉重。晋国的霸权之外,南方楚国也有其与国,则更是等于楚的属邦了。同时,齐秦各在其邻近地区,团结与国,实在西方与东方的次级霸主。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发起弭兵。晋楚的与国,都向对方的盟主朝聘,齐秦也仍旧拥有其各自的与国。这次弭兵之议,事实上确认了四个霸主的势力范围,也建立了四个势力范围和平共存的模式。此后,吴越代楚而为南方盟主,晋分三家,田氏取齐,秦有三世之乱:春秋遂一变而为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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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75 春秋时代的霸主制度,与希腊的联盟,发展的过程颇为相像:都是在抵抗外乱的口号下,同一文化圈的列国,在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领导下团结为联盟;同时,霸主也都因此逐渐巩固领导权,将临时性的分摊兵力与贡赋,逐渐制度化为长久的义务与负担。这一过程,实是列邦体制走向“帝国”的凝聚过程。中国古代与希腊古代,都有个分崩离析的列邦体制,只是希腊是从未经过统一,中国则是周室封建制度崩解之后的局面。霸主与联盟,都是收拾分崩离析的中间步骤。凝聚过程也不仅发生于政治权力的渐趋统一,同时也意味着各地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因应凝聚过程的开展,渐由交流而终于同化。希腊各邦若未经这一联盟之间的竞争,马其顿将不能那么容易完成统一希腊。霸主制度也不仅使华夏诸国的文化差距减少,甚至经此交往,同化了楚国与吴越,扩大了华夏文化圈的范围。春秋以后,战国时代虽然征伐不已,七强之间,几乎已无复华夏蛮夷的区别。最后,秦统一天下,不仅因其武力的征伐,主要原因在于孟子所谓“天下定于一”的观念,已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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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77 本文从城邦与霸主两项,讨论中国与希腊之间发展的异同。希腊城邦是由小地区的生活共同体,发展而为政治单位。希腊在城邦时代,只有文化归属的认同,未曾有过政治上的统一;于是,虽然联盟制度是为了抵抗波斯而生,却为希腊的统一,发挥了中阶段的凝聚。中国的封建诸侯,虽以城邑为中心,其“国人”实系“驻防”的成员,不同于希腊的公民。更须注意者,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列国,在西周时并无完整的主权。周室东迁,虽然各国已实质上拥有自主的权力,在名分上仍是周室封建的一部分。霸主如齐桓晋文,也必须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凝聚已经分散的华夏诸国,尊王仍是政权合法性的依据,攘夷则是文化的认同。霸主制度,经过晋侯累世的经营,遂不是临时的组合,而演化为相当明确的政治权力中心。春秋一变而为战国,诸国内部权力及政府组织的重组,实系霸主制度的第二步发展。中国与希腊的列邦制度,经联盟霸主之制度,遂能逐步将其文化圈凝聚,终于扩散而及于各自古代世界。再下一步,希腊世界有地中海希腊化的时代,中国则有战国的华夏世界,遂致各自发展为罗马的普世秩序与秦汉的普世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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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85 历史分光镜 一四四 中国历法与伊斯兰教历法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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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87 伊斯兰教的历法,基本上是太阴历,以十二太阴月为一年,而无闰月,每三十三年,月份在冬在夏经历一周。是以,伊斯兰教历对于太阳运行,并非其关心的重点。al-Biruni在测定方位的专论中,也说明了其目的在决定各地面对麦加祷告的方向(qibla),也为了确定其故乡Ghazna的方位,俾以此地为各地定位的参考点(犹如今日的格林威治)。是则其着眼点在地理而不在天文。他屡屡提到古代希腊的定位方法,但正因为玛蒙藩王不慊于古希腊的泛举成数(五百节的距离相当于子午线上一度),伊斯兰教天文学家始有实测之举。是以伊斯兰教世界似乎也既未由印度学来实测,又未有为了天文而实测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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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89 反之,中国的天文历法,均与太阳运行有极大关系。星宿的位置,系于天北极的相对关系。太阳年与太阴月两个周期的相配合,又非考虑到回归年的长度不可。中国自古使用圭表,以日影长短测定一年的岁实;用太阴的朔望,计算一月的朔策。圭表的使用,遂为中国天文学重要的方法。《周髀算经》则更将圭表与勾股原理(a2+b2=c2)合而为一。同时,由观察太阴运行,中国天文学早就注意到黄道与赤道的区别。自贾逵以来,黄赤交角,或称黄赤大距,即以黄赤交角为计算五星位置的依据,也是确定地面方位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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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197 历史分光镜 一四五 文化交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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