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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土地转让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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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试言近年探索夏文化的由来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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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也忝居高校教师之列，也时不时会想到一个问题：一位老师的水平高下体现在什么地方？其实，这是多余的遐想。因为老师的高水平在任何地方都是能够得到反映的，讲课精彩、成果丰硕固然是水平，考试出题到位同样也是水平。子耀师的这张试题卷，就是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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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加体味，子耀师的四道题，把握了先秦史学习与研究的两个最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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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先秦史学习上内容重点的掌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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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先秦史研究中方法要领的掌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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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先秦史学习的内容而言，夏文化探索，关系到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了解与认识，其重要性固不待言。礼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孔子云：周因于殷礼，其所损益可知也。故讨论殷礼，并进而认识西周礼乐文明，也是先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历史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尽可能复原历史的真相。殷商年代邈远，复原真相最为不易，从研究殷商先公先王谱系入手，则是最具有典型性意义的工作。连殷商的历史都能复原，遑论其余？实可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土地制度的演变是经济史乃至整个历史演变的基础，把握了土地制度的发展脉络，则整个社会形态的递嬗及其规律、影响亦可思之可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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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的方法论而言，子耀师的这份试题也同样渗透着他高明的治学理念，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讲，就是所谓的“预流”。众所周知，研究先秦史的最大难题，一是资料贫乏、文献遗阙；二是有限的文献资料真伪混糅、年代界定困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学术界特别重视用地下考古发现新材料来弥补文献记载不足的缺憾。换言之，如果没有地下考古新材料的支持，先秦史研究就难以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的的确确是无可动摇的先秦史研究最佳方法、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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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1925年有明确的论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陈寅恪先生后来更简洁地概括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即是一种把新出土或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自提出之后，便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服膺，被公认为一种高度科学的学术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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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耀师对文献熟悉的程度是惊人的。98岁辞世前，在双眼患白内障无法看书的情况下，他仍以口述的方式，撰就《周易密义》《老子密义》等多部学术专著，旁征博引各种文献，全凭记忆。但是，他一样很关心和重视地下考古新发现，而且认为初学者尤其要掌握正确的治学方法。这在先秦史研究中，就是要以了解和运用“二重证据法”为起点，一开始就走上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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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不但在讲课过程中苦口婆心加以强调，而且也在考试中有意识地予以倡导。四道试题，都包含了“二重证据法”方法论运用上的具体要求，都是地下出土资料与文献记载互为印证的案例。这种良苦用心，是他对学生负责的具体体现。至今念及，犹为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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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年转眼就过去了，我已不记得当年我是怎么回答这四道试题的，也不清楚子耀师当时是否满意我的答案，究竟给我这门课的考试打了多少分……及格大概是肯定的，否则我在1985年也就无法正常毕业了。但是，所幸的是，当年的试题，我保存了下来，成为我手中难得的子耀师遗墨。这张试题纸颜色已渐渐转黄，质地也越来越松脆，可是我脑海中子耀师的音容笑貌却始终是那么的清晰。他的学识，他的人格，他的情怀，他的境界，永远是我这个弟子所不可企及的巍峨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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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小小的试卷，贮存着太多了的历史记忆，让我睹物思人，无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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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第一章 有人欢笑，有人忧——帝王的权谋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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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重演——春秋争霸与大国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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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文化对话，增强包容理解，化解分歧对立，深化互信合作，是普遍的共识，也是正确的选择。历史的经验是重要的资源。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的时代特征，就值得高度重视，充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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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有三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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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动态性。政治上有大的变革，大国争霸，诸侯称雄，王权下移，争战无已。经济上也在变革，原有的井田制被瓦解，新的生产关系在建立，原有的城乡格局——国野制也被打破，新的城市兴起，人口增长，商业发达，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军事上更有重大的变化，战争的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大到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一带，步兵、水兵，甚至还有少量骑兵的加入，这就改变了原本以车战、阵地战为主的作战模式。另外，此前的战争讲究堂堂正正之阵，现在的战争却是《孙子兵法》中所讲的“兵者诡道”“兵以诈立”这一套大行其道。文化领域也同样动荡，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学术下移，私学勃兴，各种思想学派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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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征是过渡性。春秋时期的前脚已经跨入了新时代，也就是与战国时代无缝接轨。实际上，春秋后期的战争、政治变革和战国时代的战争和变革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后脚还停留在旧的时代，即那个讲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礼乐文化时代，是西周古典文明的自然延续。当时核心价值观乃是“尊王攘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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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时代特征是不平衡性，地区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春秋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国家，同楚、吴、越这些国家的发展观念、文化观念、道德伦理是很不一样的，地区性的特征非常明显。这种地区间的差异性使得春秋历史显得很复杂，但同时也使得春秋时期的文化呈现出特别丰富多彩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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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今天的世界，其现实的特征同样可以用动态性、过渡性和不平衡性来概括。这就是旧的格局业已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旧的主宰者不甘心退出中心位置，新的势力发展势头已无法抑制。大国关系正在重组，利益结构正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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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诸侯国众多，但一等强国只有四个：第一个是晋国，即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第二个是齐国，即山东北部和河北的一部分。第三个大国是现在陕西、甘肃一带的秦国，最后一个是以湖北为中心，包括湖南、安徽和河南一部分的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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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一等强国很像当前国际对峙格局中的四个国家。用并不怎么恰当的比喻来形容：晋国相当于美国，他是中原文化的中心，是所谓中原地区“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的体现者、诠释者，是最强大的头等大国。中国的境遇似乎接近于楚国，被中原那些自以为是的诸侯列国看作是南夷、南蛮。在他们眼里，“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是对旧有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而楚国“观兵周疆，问鼎之轻重”的进取姿态，更加深了他们的恐惧。所以，所谓“尊王攘夷”的“夷”首先针对的就是楚国。这些守旧的诸侯总是千方百计勾结在一起来和楚国作对。但楚国同时又是新兴的大国，拥有强大的国力，让周边各国忌惮。唯一能跟晋国拍板顶牛、挑战晋国霸主地位的就是楚国。秦国在这四国中扮演的是搅局者角色。他的力量偏向哪一方，往往会对当时“国际”战略局势变化产生很大的作用与影响。因此秦国就有点像今天的俄罗斯，看似综合实力不强，但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的。而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法，往往强硬而坚决。齐国好像类似于当今的英国或者欧盟，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唯晋国马首是瞻，但同晋国有时也会发生一些矛盾，但总的趋势是进行战略合作，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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