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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交近攻”成为秦国国策始自战国，但在春秋时期，“远交近攻”就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各个国家制定国家战略方案时优先考虑的策略。春秋时期最喜欢打仗的两个二等强国是宋国和郑国。他们始终在打仗，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国家紧挨着。宋国依附的是晋国。郑国大部分时间依附楚国，少部分时间依附晋国。宋郑两国之间互相攻打，然后远交鲁国、齐国、卫国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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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间的同盟或分化，也受到战略地缘关系所制约。有一个成语，叫“秦晋之好”，指的就是秦晋两国之间的结盟。晋文公重耳能当上晋国国君，是由秦穆公一手策划的。秦穆公在把女儿嫁给重耳的同时，派兵护送他回晋国，颠覆了晋怀公政权，让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秦穆公这样的举动当然不是出自对晋国的感情，而是在晋文公身上投注感情成本，以便日后获得晋国回报，为秦国东进中原、称霸天下提供便利。但事实证明，秦穆公失算了，白折腾了。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都是这样——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晋文公同样也是利益至上，尽管娶了秦穆公的女儿，依靠秦穆公的资助夺位成功，但是他仍然站在晋国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晋国的立场就是要独霸中原，不容许他人染指。因此晋文公一定要死守函谷关，不能让秦国东出。尽管在核心利益上秦晋两国互不相让，但由于有较为老练的政治家晋文公从中斡旋，秦晋两国也不至于撕破脸，晋文公在位时始终维持着表面的和平，因而“秦晋之好”这个成语也就流传了下来。然而，晋文公去世后，其继承者的做法就很冒失了。两国矛盾迅速激化，并且一直发展到兵戎相见，彻底破裂。崤之战就是标志，“秦晋之好”变成了“秦晋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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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齐国为什么和晋国结盟，一起对付楚国呢？第一，齐国和晋国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利益追求，都是中原文化圈的主要成员。第二，出于战略地缘关系的考虑，齐国和晋国不会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两国之间还隔着郑国、宋国、曹国、卫国等许多国家。第三，两国都觉得楚国是最大的威胁，因为在其眼中，楚国人受周礼的影响不深，不按规矩出牌，难以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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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大国战略格局的变化，从战略地缘关系的角度看，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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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千年古今一线牵”的穿越性思维看问题，我们就能够发现：春秋列国的战略地缘关系，实际上就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缩影。它对今天世界上的大国，尤其是当今的中国来讲，至少具有三个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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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明白国际战略的大势，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能妄自尊大，又不可妄自菲薄。在战略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要能够做到“藏巧守拙”“韬光养晦”，不要急于“亮剑”“秀肌肉”，所谓“时不至，不可强究”。但这种忍耐，这种内敛，决不是被动、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攻势防御，是以时间换空间，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敢于展示大国的力量，“得时无怠”。就像当年的楚庄王那样，“南方有鸟，三年不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而要能够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关键在于“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懂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生活常识，立足于自己的发展，做大做强自己，“卧薪尝胆”，坚韧不拔，就像当年楚国所走的立国之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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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正确对待对手，不能以自己的价值观、文化观为区分文明高下、文化优越的标准。这对当今世界上的“龙头老大”美国来说，尤其必要。就像当年的楚国虽是中原列国“尊王攘夷”的对象，但楚庄王的识见、格局、功业，较之于齐桓公、晋文公，可谓毫无逊色，他“止戈为武”的卓识让他人望尘莫及；他在邲之战后反对筑“京观”炫耀武功的做法，反映了他崇尚和平的胸襟；而他对“武有七德”的诠释（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制止暴力、消弥战争、保障强大、成就胜利、安定民生、团结大众和繁荣经济）更是历久弥新的崇高理念和正确道路，堪称春秋大国关系处理上的伟大准则。总之，楚庄王的许多做法比中原那些诸侯国更加有人道关怀精神。今天的中国也一样，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价值观比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所强调的普世价值毫不逊色。“和而不同”“亲善友邻”，是受到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高度赞赏的。当年，晋国一味打压，到头来，是自我毀灭，走上“三家分晋”的末路，而给秦国提供了坐收渔利的机会。今天的欧美西方世界，最好不要沉湎于所谓“历史终结”的幻觉之中，重蹈当年晋、齐的覆辙，而应该理性地对待和包容，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和平发展的双赢、多赢的理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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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国家核心利益的追求过程中，大国有矛盾乃至冲突，是正常的、必然的。应该选择正确的方针策略去应对，对冲突进行有效的控制，要善于妥协，懂得在国际关系处理上，妥协是最大的政治与战略智慧，要善于做到漫天要价而就地还钱，用对话、谈判为主要手段来处理分歧，解决问题，尽可能避免诉诸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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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46年“向戌弭兵”的成功，就是当时大国关系处理上的一个很好范例。在今天看来，向戌所倡导的弭兵运动之实质，是典型的春秋时期“G2”，是所谓的晋、楚“共治”天下，是当时中原长期角逐的两大主角晋、楚正视现实，承认战略均势，互相妥协，分享权力。在这次“弭兵大会”上，晋、楚两个大国终于达成共识：中小诸侯国对晋、楚要同时朝贡，“晋、楚之从交相见”，楚国的盟国要到晋国去朝聘，晋国的盟国也要前往楚国去朝聘。唯有齐国、秦国这两大列强享受特殊的待遇：“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应该说，这是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平衡上的最好选择。即使在今天，依然让人们遐思不已，悠然神往，从中汲取有益的启迪！换言之，我们何不把春秋战国这段历史，各国彼此间的关系布局、格局，控制要害的战略和思维运用起来，作用于当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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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都是虚名惹的祸——夫差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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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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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吴国的末代君主夫差，在吴越战争中先赢后输，最终一败涂地。他不仅亲手葬送了曾经一度强盛、称雄于天下的吴国基业，自己也落得个魂归黄泉的黯然下场，可谓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人生失败者。千百年来夫差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人奚落、嘲讽的反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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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差在吴越争战中之所以渐落下风，直至败亡，其原因人们多有考究。最有市场、最能忽悠芸芸众生可同时也是最不可靠的说法，就是所谓的“红颜祸水”论。即夫差在吴越夫椒之战大捷之后，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受伯嚭等佞臣的蛊惑，未能“尽敌为上”，一举灭掉越国，诛戮勾践，以致纵虎归山，留下祸根，铸成“一日纵敌，百世之患”的大错。更致命的是，凯旋之后，他始终沉湎于胜利的荣光，进取之心日衰，享乐之心日长，爱美人不爱江山，迷恋美色，寻欢作乐，徜徉温柔之乡而不能自拔，以致荒废国政，为敌所乘。总之，是大美人西施的妩媚妖娆，让夫差脚不旋踵地走上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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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来分析和解释夫差的败亡，当然属于“小说家言”。虽然这种说法最容易迎合大众心理，但是，这实在是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故事化了。其只能被视为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与严肃的历史研究并不相涉。换言之，如果将夫差败亡的原因归结为他贪图享乐、醉生梦死，将越国灭吴的主要功劳记到“西施们”头上，这真可谓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毫无疑问，这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生态主导下的历史叙事逻辑和大众接受社会心理机制。难怪乎，让一些有识见的女子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了：“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徐氏《述国亡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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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学研究的层面看，关于夫差失败、吴覆灭的原因，比较通行的观点是夫差在赢得夫椒之战这一决定性大捷之后，让胜利冲昏头脑，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刚愎自用。这导致了夫差昧于对战略局势的判断与分析，在战略方向选择上犯下大错，拒绝伍子胥提出的除恶务尽、一举灭越的正确战略建议。他没有趁着夫椒之战的胜利一举剪灭越国，而是过早地实施战略重心转移，把“北威齐晋”、称霸中原作为战略目标。而其对手勾践，则利用了夫差的战略错误，得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喘息良机。勾践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在随后的吴越争战过程中，彻底打破“军礼”传统的束缚，不按正常的游戏规则出牌，突破道德的底线，同时在国际竞争大环境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实现了越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具体地说，就是奉行“结齐、亲楚、附晋、厚吴”的方针：“且鸷鸟之击者，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祸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勾践诱使夫差四面出击，到处树敌。这使得夫差自陷于孤立无援、顾此失彼的窘境，一脚跌入了勾践给他预备的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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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样来释读吴王夫差的败亡，从逻辑与史实上是讲得通的。然而，在我看来，这并没有能完全说明这一历史现象发生的历史内在逻辑性，也没有能真正揭示夫差之所以犯如此重大战略抉择失误的深层原因。这里还存在着进一步分析与讨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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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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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而舍之”“又能舍服”，在“古司马兵法”中是一项基本的战争规则，也是春秋时期列国军事活动中被普遍奉行的行为方式。这在《左传》《司马法》等先秦典籍中有着相当充分的反映。《司马法·仁本》云：“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左传·僖公十五年》载：“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左传·文公七年》云：“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左传·宣公十二年》言：“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所说的，都是这一层道理。在此基础上，“军礼”还倡导“正复厥职”，如鲁昭公十三年（前529），楚“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其举大得舆论肯定，认为是合乎“礼义”的正确举措，深受《左传》作者的赞赏，称之为“礼也”！所以，强调“克己复礼为仁”的孔夫子也特别推崇“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理念，认为这是实现社会和谐、外交和平的合理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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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看，吴国在取得夫椒之战的胜利后，放过越王勾践，允许越国以吴国的附庸国、仆从国形式存在，继续其统治，乃是合乎“军礼”的传统做法，也是能够为人们所普遍认可的选择，于理有据，与史相契，事出有因，无可厚非。反之，如果违背“穷寇勿迫”的兵学规则，以斩尽杀绝为宗旨，汲汲致力于“堕其城，隳其国”，对越国“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使得越国君臣民众“子孙为隶而不夷于民”，那反而是比较难以想象的举措。毕竟，吴王夫差作为周室泰伯、仲雍的后裔，其多少会受周文化的浸染与熏陶。这些都决定了其战争行为会相对有所节制，这也是殆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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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礼”的道义层面讲，彻底灭越在夫差看来，固然是一种将陷自己于不遵循“礼乐”文明的错误选择，而就现实的战略利益考量，剪灭越国也不见得是“合于利”的取舍。越国地处吴国之南，距离中原更为遥远，经济、文化比吴国明显落后。吴国“战胜攻取”，剪灭越国，在各诸侯国中也产生不了巨大影响，对吴国争霸中原的助益并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或许正是鉴于这样的认识，吴王夫差才没有将一举灭越、根绝后患作为优先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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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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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夫差之所以会做出这种在今天看来明显存在严重问题的抉择，其实也是有其行为逻辑上的必然性的。从根本上讲，他的决定属于春秋时期战争性质规范下的合理反应，是春秋大国争霸条件下的逻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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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春秋历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大国争霸。换言之，“取威定霸”是当时有作为的大国领袖“念兹在兹”的理想追求与事业目标。所谓“争霸”，核心标志是充当“霸主”，成为中原诸侯列国的“领头羊”，主要通过召集诸侯大会，歃血为盟，让中原诸侯列国承认自己的盟主地位。然后在此基础上，其攫取“霸主”名分，并有效地确立起作为“霸主”的法定权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霸主地位觊觎者所依赖的是其强大的武力后盾，同时也是以必要的军事胜利为前提的。而列国诸侯围绕“霸主”名分、地位的争取或维持而展开的有限战争活动，就是所谓的“争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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