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711443e+09
1707114430
1707114431
1707114432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1707114247]
1707114433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都是虚名惹的祸——夫差之死
1707114434
1707114435
1707114436
1707114437 春秋时期吴国的末代君主夫差,在吴越战争中先赢后输,最终一败涂地。他不仅亲手葬送了曾经一度强盛、称雄于天下的吴国基业,自己也落得个魂归黄泉的黯然下场,可谓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人生失败者。千百年来夫差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人奚落、嘲讽的反面典型。
1707114438
1707114439 夫差在吴越争战中之所以渐落下风,直至败亡,其原因人们多有考究。最有市场、最能忽悠芸芸众生可同时也是最不可靠的说法,就是所谓的“红颜祸水”论。即夫差在吴越夫椒之战大捷之后,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受伯嚭等佞臣的蛊惑,未能“尽敌为上”,一举灭掉越国,诛戮勾践,以致纵虎归山,留下祸根,铸成“一日纵敌,百世之患”的大错。更致命的是,凯旋之后,他始终沉湎于胜利的荣光,进取之心日衰,享乐之心日长,爱美人不爱江山,迷恋美色,寻欢作乐,徜徉温柔之乡而不能自拔,以致荒废国政,为敌所乘。总之,是大美人西施的妩媚妖娆,让夫差脚不旋踵地走上不归之路。
1707114440
1707114441 这样来分析和解释夫差的败亡,当然属于“小说家言”。虽然这种说法最容易迎合大众心理,但是,这实在是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故事化了。其只能被视为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与严肃的历史研究并不相涉。换言之,如果将夫差败亡的原因归结为他贪图享乐、醉生梦死,将越国灭吴的主要功劳记到“西施们”头上,这真可谓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毫无疑问,这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生态主导下的历史叙事逻辑和大众接受社会心理机制。难怪乎,让一些有识见的女子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了:“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徐氏《述国亡诗》)
1707114442
1707114443 从历史学研究的层面看,关于夫差失败、吴覆灭的原因,比较通行的观点是夫差在赢得夫椒之战这一决定性大捷之后,让胜利冲昏头脑,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刚愎自用。这导致了夫差昧于对战略局势的判断与分析,在战略方向选择上犯下大错,拒绝伍子胥提出的除恶务尽、一举灭越的正确战略建议。他没有趁着夫椒之战的胜利一举剪灭越国,而是过早地实施战略重心转移,把“北威齐晋”、称霸中原作为战略目标。而其对手勾践,则利用了夫差的战略错误,得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喘息良机。勾践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在随后的吴越争战过程中,彻底打破“军礼”传统的束缚,不按正常的游戏规则出牌,突破道德的底线,同时在国际竞争大环境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实现了越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具体地说,就是奉行“结齐、亲楚、附晋、厚吴”的方针:“且鸷鸟之击者,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祸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勾践诱使夫差四面出击,到处树敌。这使得夫差自陷于孤立无援、顾此失彼的窘境,一脚跌入了勾践给他预备的万丈深渊。
1707114444
1707114445 应该说,这样来释读吴王夫差的败亡,从逻辑与史实上是讲得通的。然而,在我看来,这并没有能完全说明这一历史现象发生的历史内在逻辑性,也没有能真正揭示夫差之所以犯如此重大战略抉择失误的深层原因。这里还存在着进一步分析与讨论的空间。
1707114446
1707114447
1707114448
1707114449 “服而舍之”“又能舍服”,在“古司马兵法”中是一项基本的战争规则,也是春秋时期列国军事活动中被普遍奉行的行为方式。这在《左传》《司马法》等先秦典籍中有着相当充分的反映。《司马法·仁本》云:“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左传·僖公十五年》载:“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左传·文公七年》云:“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左传·宣公十二年》言:“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所说的,都是这一层道理。在此基础上,“军礼”还倡导“正复厥职”,如鲁昭公十三年(前529),楚“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其举大得舆论肯定,认为是合乎“礼义”的正确举措,深受《左传》作者的赞赏,称之为“礼也”!所以,强调“克己复礼为仁”的孔夫子也特别推崇“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理念,认为这是实现社会和谐、外交和平的合理追求。
1707114450
1707114451 从这个意义上看,吴国在取得夫椒之战的胜利后,放过越王勾践,允许越国以吴国的附庸国、仆从国形式存在,继续其统治,乃是合乎“军礼”的传统做法,也是能够为人们所普遍认可的选择,于理有据,与史相契,事出有因,无可厚非。反之,如果违背“穷寇勿迫”的兵学规则,以斩尽杀绝为宗旨,汲汲致力于“堕其城,隳其国”,对越国“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使得越国君臣民众“子孙为隶而不夷于民”,那反而是比较难以想象的举措。毕竟,吴王夫差作为周室泰伯、仲雍的后裔,其多少会受周文化的浸染与熏陶。这些都决定了其战争行为会相对有所节制,这也是殆无疑义的。
1707114452
1707114453 从“军礼”的道义层面讲,彻底灭越在夫差看来,固然是一种将陷自己于不遵循“礼乐”文明的错误选择,而就现实的战略利益考量,剪灭越国也不见得是“合于利”的取舍。越国地处吴国之南,距离中原更为遥远,经济、文化比吴国明显落后。吴国“战胜攻取”,剪灭越国,在各诸侯国中也产生不了巨大影响,对吴国争霸中原的助益并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或许正是鉴于这样的认识,吴王夫差才没有将一举灭越、根绝后患作为优先的战略选择。
1707114454
1707114455
1707114456
1707114457 吴王夫差之所以会做出这种在今天看来明显存在严重问题的抉择,其实也是有其行为逻辑上的必然性的。从根本上讲,他的决定属于春秋时期战争性质规范下的合理反应,是春秋大国争霸条件下的逻辑结果。
1707114458
1707114459 众所周知,春秋历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大国争霸。换言之,“取威定霸”是当时有作为的大国领袖“念兹在兹”的理想追求与事业目标。所谓“争霸”,核心标志是充当“霸主”,成为中原诸侯列国的“领头羊”,主要通过召集诸侯大会,歃血为盟,让中原诸侯列国承认自己的盟主地位。然后在此基础上,其攫取“霸主”名分,并有效地确立起作为“霸主”的法定权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霸主地位觊觎者所依赖的是其强大的武力后盾,同时也是以必要的军事胜利为前提的。而列国诸侯围绕“霸主”名分、地位的争取或维持而展开的有限战争活动,就是所谓的“争霸”战争。
1707114460
1707114461 以争夺霸主名分和地位为目的的春秋争霸战争,除了铁血厮杀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宗旨的温和一面。这是与战国以后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的现象有所区别的。
1707114462
1707114463 具体地说,在当时军事威慑要多于会战。《孙子兵法》所云“伐交”便是典型的军事威慑之法。其基本义是通过布列阵势,显示强大实力,威慑敌人,而逼迫其退缩或降服。它是夏、商、西周与春秋前期通行的“观兵”威慑之法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即以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屈服,乃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战争指导原则。在当时,以主力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相对较少。所谓的“霸主”,一方面兼并小国,做大自己;另一方面在同其他大中型国家发生冲突时,则多以双方妥协或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则较为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重要的军事斗争方式。
1707114464
1707114465 齐桓公所从事的战争,就突出反映了这一战争指导原则。他在位四十三年,参与战争二十余次。其中除了长勺之战、乾时之战等个别战例外,都是凭借军事行动的威慑作用,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即所谓“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是齐桓公战争指导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儒家人物异口同声称道其功业的缘由。
1707114466
1707114467 在春秋战争史上,齐桓公的所作所为并非孤立的现象。《左传》中就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如《左传·隐公元年》载:“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又如《左传·隐公八年》载:“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再如《左传·桓公八年》载:“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其他如公元前770年,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还。公元前571年,晋、卫、宋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凡此等等,不胜枚举,都充分反映了当时战争以屈服敌方为宗旨的普遍性。
1707114468
1707114469 这种以“军礼”原则规范、指导战争活动的时代特征,究其原因,应是与当时的大中型政权都属于贵族阶级专政,且相互又有宗族、姻亲关系分不开的。《左传·闵公元年》引管仲语“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即是对这种情况的揭示,而它反映在战争指导观念上,就不能不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色彩。《公羊传》贵偏战而贱诈战,就是明显的标志:“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可见“兄弟之国”“甥舅之国”名分的存在,决定了当时的战争之道讲究的是正而不诈,否则便是违背“军礼”,要受到谴责,“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说:“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正是对春秋“大国争霸”战争之道基本特征的概括和揭示。
1707114470
1707114471 吴王夫差在夫椒之战获胜后所作的下一步战略抉择,就是以“争霸战争”的逻辑来进行的。在他看来,自己要成为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那样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吴国要真正拥有天下诸侯众望所归的中原霸主地位,唯一的选择就是集中所有资源,处心积虑,创造条件,挥师北上,逐鹿中原,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军事上耀武扬威的战略威慑手段,从中原霸主晋国那里,夺取“霸主”的桂冠,成为中原诸侯新的领袖,雄冠群雄,号令天下。
1707114472
1707114473 为此,吴王夫差不惜与晋国的主要同盟者、老牌霸主齐国兵戎相见,发动“艾陵之战”,将齐军杀得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吴国阵斩齐国甲士三千余人,缴获齐国战车八百余乘,敲山震虎,给晋国以巨大的震慑。与此同时,他还先后击败鲁军,兵抵泗上,迫使鲁哀公签订城下之盟;制服陈国,消除吴军北上时可能受到的侧翼威胁;更开凿邗沟,“沟通江、淮”,为吴军北上争霸提供便捷的后勤保障。为此,吴王夫差不惜恩将仇报,与多年来扶植、支持吴国的“恩主”晋国撕破脸面,直截了当地对晋国的霸主地位发起咄咄逼人的挑战。
1707114474
1707114475 功夫不负有心人,吴王夫差的折腾,终于得到了他所希望的回报。在公元前482年的“黄池之会”上,他以“于周室,我为长”的理由,以武力为威慑,“三军……振旅,其声动天地”(《国语·吴语》),在会盟上力压晋定公,率先歃血,从而得以从晋国手中争得了霸主的“宝座”(关于黄池之会上谁为盟主之事,现存的史料记载有出入。《国语·吴语》《公羊传》及《史记》的《秦本纪》《晋世家》《赵世家》谓吴王夫差为盟主;《左传》和《史记·吴太伯世家》则谓晋定公为盟主。本文从前说)。
1707114476
1707114477
1707114478
1707114479 就争霸宏图的视角考察,吴王夫差的举措,并无大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可以认为是成功的。毕竟,他将僻处东南一隅的吴国带上了中原争霸舞台的中心位置,他本人也实现了成为一代霸主的夙愿。但是,他的最大问题,是昧于现实形势的变化,没有意识到当时军事斗争的性质已发生彻底的转型。归根结底,他的战略思维进入了“误区”,在战略选择上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南辕北辙,走入“图虚名而处实祸”的困境。
[ 上一页 ]  [ :1.7071144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