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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军礼”原则规范、指导战争活动的时代特征，究其原因，应是与当时的大中型政权都属于贵族阶级专政，且相互又有宗族、姻亲关系分不开的。《左传·闵公元年》引管仲语“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即是对这种情况的揭示，而它反映在战争指导观念上，就不能不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色彩。《公羊传》贵偏战而贱诈战，就是明显的标志：“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可见“兄弟之国”“甥舅之国”名分的存在，决定了当时的战争之道讲究的是正而不诈，否则便是违背“军礼”，要受到谴责，“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说：“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正是对春秋“大国争霸”战争之道基本特征的概括和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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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夫差在夫椒之战获胜后所作的下一步战略抉择，就是以“争霸战争”的逻辑来进行的。在他看来，自己要成为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那样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吴国要真正拥有天下诸侯众望所归的中原霸主地位，唯一的选择就是集中所有资源，处心积虑，创造条件，挥师北上，逐鹿中原，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军事上耀武扬威的战略威慑手段，从中原霸主晋国那里，夺取“霸主”的桂冠，成为中原诸侯新的领袖，雄冠群雄，号令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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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吴王夫差不惜与晋国的主要同盟者、老牌霸主齐国兵戎相见，发动“艾陵之战”，将齐军杀得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吴国阵斩齐国甲士三千余人，缴获齐国战车八百余乘，敲山震虎，给晋国以巨大的震慑。与此同时，他还先后击败鲁军，兵抵泗上，迫使鲁哀公签订城下之盟；制服陈国，消除吴军北上时可能受到的侧翼威胁；更开凿邗沟，“沟通江、淮”，为吴军北上争霸提供便捷的后勤保障。为此，吴王夫差不惜恩将仇报，与多年来扶植、支持吴国的“恩主”晋国撕破脸面，直截了当地对晋国的霸主地位发起咄咄逼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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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吴王夫差的折腾，终于得到了他所希望的回报。在公元前482年的“黄池之会”上，他以“于周室，我为长”的理由，以武力为威慑，“三军……振旅，其声动天地”（《国语·吴语》），在会盟上力压晋定公，率先歃血，从而得以从晋国手中争得了霸主的“宝座”（关于黄池之会上谁为盟主之事，现存的史料记载有出入。《国语·吴语》《公羊传》及《史记》的《秦本纪》《晋世家》《赵世家》谓吴王夫差为盟主；《左传》和《史记·吴太伯世家》则谓晋定公为盟主。本文从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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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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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争霸宏图的视角考察，吴王夫差的举措，并无大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可以认为是成功的。毕竟，他将僻处东南一隅的吴国带上了中原争霸舞台的中心位置，他本人也实现了成为一代霸主的夙愿。但是，他的最大问题，是昧于现实形势的变化，没有意识到当时军事斗争的性质已发生彻底的转型。归根结底，他的战略思维进入了“误区”，在战略选择上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南辕北辙，走入“图虚名而处实祸”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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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战争的本质变化，就是“争霸战争”已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新型的“兼并战争”业已粉墨登场。即自春秋晚期起，兼并战争已取代争霸战争而成为战争活动中的主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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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交，随着旧的生产关系的倾覆，土地占有权也相对分散。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赋税，就能组建军队，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和权力。因此，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争夺和控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当时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这种兼并战争的属性，是与以往争夺霸主名分和地位的春秋争霸战争迥异其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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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手段是由战争目的所决定的。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争霸战争。邲之战、鄢陵之战中那种彬彬有礼的旧“军礼”遗风已经荡然无存。战场上曾经有过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战不逐奔，诛不填服”的贵族高尚风度，早已被弃之如敝屣了。如今只有无所不用其极的酷烈，只有惨绝人寰的血腥，这正是兼并战争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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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506年的柏举之战，吴军的欺敌误敌、纵深突袭、连续作战、大创聚歼、釜底抽薪、劫掠报复这样的战略战术指导，已摆脱了以往争霸战争的寻常方式，而打上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置对手于万劫不复之死地的兼并战争的鲜明特色。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战争目的看，还是从战争手段看，春秋后期的战争已很难称得上是争霸战争，而当属于兼并战争。这也标志着战争历史行将翻开崭新的一页。接下来，以晋阳之战为起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国时代兼并战争便要开始全面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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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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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时代条件的变迁与战争性质的转换，作为战略决策者，“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主动顺应潮流，牢牢立足现实，及时调整战略思维，启动战略指导方针的转型，乃是其能否把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从而卓有成效地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关键。而具体到由“争霸”到“兼并”的战争指导上，则突出地反映为是继续墨守成规，以赢取“名声”为宗旨，还是及时开拓创新，以获得“实利”为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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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吴国君臣中，有这样清醒的战略悟性之人并非没有，伍子胥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已经明显地意识到，当时战争的性质已有根本的改变，争当霸主的“虚名”，不应该成为吴国的主要战略诉求。吴国必须按照孙子所揭示的新型战争战略指导原则来引领吴国的战略进攻，“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则止”，以“功利”为根本考量，避免因图“虚名”而招致“实祸”。在他看来，“北威齐、晋”，不具有战略上的迫切性，甚至是得不偿失，无利可图。相反，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彻底灭亡越国，才是利益之攸关，是当务之急。所谓“越之在吴，犹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败吴，于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间。今王非越是图，而齐、鲁以为忧。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淮与我争此地哉？将必越实有吴土”（《国语·吴语》）。基于这样的认识，伍子胥一再强调释齐、晋而攻灭越国，完成吴国对于越之地的兼并。很显然，伍子胥的战略思维已实现了质的飞跃，牢牢地立足于“兼并”而非“争霸”的战略层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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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作为吴国战略指导方针的最高决策者与最后定夺者，吴王夫差的战略思维并不能做到与时俱进、适时转变。他依旧是迂腐地抱着业已过时的“争霸战争”的战略思维而不放，昧于时势，依旧做着争当一代“霸主”的春秋大梦。所以，他能轻易地认同佞臣伯嚭的那套说词：“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越）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国语·越语上》）夫差在面临关键的战略选择时，铸下大错，致力于“北威齐、晋”，去追逐在当时已是徒有其表的“天下霸主”的迷梦，而率意放弃了一举灭越的大好机会。其恶果就是给对手勾践提供了喘息与反扑的机会，最后，酿成了夫差身败名裂、吴国灭亡的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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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73年，吴都姑苏城在被越国雄师围困近三年之后，已是势穷力蹩，难以为继，“吴师自溃”（《国语·越语下》）“士卒分散，城门不守”（《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越王勾践把握战机，遂于同年十一月指挥越军对姑苏城发动总攻击。守城吴军一触即溃，姑苏城迅速沦陷于越人之手。被围困的夫差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派遣王孙雒以卑词尊礼向勾践求和，但为勾践所断然拒绝：“昔天以越赐吴，而吴不受；今天以吴赐越，孤敢不听天命，而听君之令乎！”（《国语·吴语》）吴王夫差无可奈何，万念俱灰，绝望中自缢身亡。至此，曾经强盛一时的吴国终于为后起的越国所吞灭，彻底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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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吴王夫差之败亡，是败在了对春秋后期战略形势变化的茫昧无知，在不适宜的时间里，做了不适宜的决策。换句话说，这就是他战略视野狭窄，战略思维偏执，战略能力低下，没有能根据战争宗旨已由“争霸”转变为“兼并”这一转折来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治立场，更新自己的战略思维，转换自己的战略指导，从而导致自己陷入被动而无法脱身，走向失败而难以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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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君子斗不过小人——越王勾践灭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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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唐代李白《越中览古》）身为绍兴人，我本应该对本乡的前贤多怀尊敬乃至崇拜的感情。然而，对于绍兴历史上的第一号名人——越王勾践，我却怎么也难以萌生敬重仰慕的情愫。的确，他是一位英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吴越两国的生死较量中笑到了最后。换言之，他从绝境中奋起，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统率敝乡的先辈子民一举战胜今太湖流域一带的吴国，逆袭成功，成为春秋历史上的最后一位霸主。他的奋斗与成就，称得上是历史上东山再起的典范，是名副其实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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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越王勾践便成为历史上备受肯定和推崇的正面人物。中国人素来奉行“功利至上”的原则。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尤其是像勾践这样原本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人物，居然能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而实现强弱态势的彻底转换，由失败者一变而成为胜利者，这实在是太令人赞叹备至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韧性与坚强，乃成就大事的前提，一般人很难具备。可是勾践做到了，这不能不让人惊诧，更不能不让人佩服。于是乎，数千年来，勾践就成了不屈服于命运、能够将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永恒象征。所谓的“胆剑精神”也被讴歌嘉许至今，甚至于成了人们寄托忧国情怀、赋予恢复中原追求的文化象征与精神符号。像南宋人柴望的《越王勾践墓》一诗，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意识：“秦望山头自夕阳，伤心谁复赋凄凉？今人不见亡吴事，故墓犹传霸越乡。雨打乱花迷复道，鸟翻黄叶下宫墙。登临莫向高台望，烟树中原正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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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任何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考察与评价，不能离开“知人论世”的立场，不能以“成王败寇”的功利主义为唯一的判断标准。勾践固然赢了，但说到底赢得并不光彩。夫差的确输了，但输得很有尊严。勾践的胜利，说到底是以突破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蔑视和毁灭公认的规则为前提的。夫差之所以大败亏输，身死国灭，同样是为他始终按规则出牌而付出的惨痛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一味肯定越王勾践和绝对否定吴王夫差，在历史的价值取向上是会有问题的。因为它必然会导致价值观的紊乱和善恶观的颠倒，造成小人文化的猖獗和君子精神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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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的本性，从根本上来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狼子野心，蛇蝎心肠”。范蠡说他“长颈鸟啄”，可谓非常到位，十分传神。这种本性加上坚韧的毅力和出众的才能，对社会普遍道德观的破坏，对人类良知的挑战，其危害尤其严重。应该说，勾践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毫不掩饰地释放了这种邪恶丑陋的能量。早在携李之战中，面对强大的吴军和身经百战的前辈吴王阖庐，他居然能剑走偏锋、匪夷所思地采取迹近极端的招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左传·定公十四年》）在阵前勾践让数百囚徒排成三列当众自刎，并趁着吴军将士目瞪口呆、惊魂未定之际发起进攻，一举而克，凯旋而归。这种做法充满着血腥与残忍，属于彻头彻尾的下三烂手段。勾践靠此取胜，显然是完全打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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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切齿痛恨的是，越王勾践“食髓知味”，在后来的吴越角逐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出类似的招数，将阴险毒辣的小人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勾践将煮熟的稻种送给吴国，导致农田颗粒无收的举动，就是典型的不择手段的小人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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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按照当时通行的“军礼”原则，“不加丧，不因凶”是军事行动的重要戒律之一。也就是说，不能乘人家国君新丧，正进行权力交接之时展开进攻，也不允许在敌对国家遭逢天灾、出现饥荒的凶年之时发动战争。不仅如此，敌对国家之间还有在凶荒年份互为救助的义务。这就是上古的“人道主义”传统。例如当年秦晋互为敌国，可秦国闹灾荒时，晋国就施之以援手，将大批的粮食通过舟运赠送秦国，以解秦国民众的燃眉之急。《左传》对此有详尽的记载，称之为“泛舟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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