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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时代条件的变迁与战争性质的转换，作为战略决策者，“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主动顺应潮流，牢牢立足现实，及时调整战略思维，启动战略指导方针的转型，乃是其能否把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从而卓有成效地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关键。而具体到由“争霸”到“兼并”的战争指导上，则突出地反映为是继续墨守成规，以赢取“名声”为宗旨，还是及时开拓创新，以获得“实利”为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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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吴国君臣中，有这样清醒的战略悟性之人并非没有，伍子胥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已经明显地意识到，当时战争的性质已有根本的改变，争当霸主的“虚名”，不应该成为吴国的主要战略诉求。吴国必须按照孙子所揭示的新型战争战略指导原则来引领吴国的战略进攻，“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则止”，以“功利”为根本考量，避免因图“虚名”而招致“实祸”。在他看来，“北威齐、晋”，不具有战略上的迫切性，甚至是得不偿失，无利可图。相反，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彻底灭亡越国，才是利益之攸关，是当务之急。所谓“越之在吴，犹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败吴，于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间。今王非越是图，而齐、鲁以为忧。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淮与我争此地哉？将必越实有吴土”（《国语·吴语》）。基于这样的认识，伍子胥一再强调释齐、晋而攻灭越国，完成吴国对于越之地的兼并。很显然，伍子胥的战略思维已实现了质的飞跃，牢牢地立足于“兼并”而非“争霸”的战略层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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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作为吴国战略指导方针的最高决策者与最后定夺者，吴王夫差的战略思维并不能做到与时俱进、适时转变。他依旧是迂腐地抱着业已过时的“争霸战争”的战略思维而不放，昧于时势，依旧做着争当一代“霸主”的春秋大梦。所以，他能轻易地认同佞臣伯嚭的那套说词：“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越）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国语·越语上》）夫差在面临关键的战略选择时，铸下大错，致力于“北威齐、晋”，去追逐在当时已是徒有其表的“天下霸主”的迷梦，而率意放弃了一举灭越的大好机会。其恶果就是给对手勾践提供了喘息与反扑的机会，最后，酿成了夫差身败名裂、吴国灭亡的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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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73年，吴都姑苏城在被越国雄师围困近三年之后，已是势穷力蹩，难以为继，“吴师自溃”（《国语·越语下》）“士卒分散，城门不守”（《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越王勾践把握战机，遂于同年十一月指挥越军对姑苏城发动总攻击。守城吴军一触即溃，姑苏城迅速沦陷于越人之手。被围困的夫差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派遣王孙雒以卑词尊礼向勾践求和，但为勾践所断然拒绝：“昔天以越赐吴，而吴不受；今天以吴赐越，孤敢不听天命，而听君之令乎！”（《国语·吴语》）吴王夫差无可奈何，万念俱灰，绝望中自缢身亡。至此，曾经强盛一时的吴国终于为后起的越国所吞灭，彻底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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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吴王夫差之败亡，是败在了对春秋后期战略形势变化的茫昧无知，在不适宜的时间里，做了不适宜的决策。换句话说，这就是他战略视野狭窄，战略思维偏执，战略能力低下，没有能根据战争宗旨已由“争霸”转变为“兼并”这一转折来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治立场，更新自己的战略思维，转换自己的战略指导，从而导致自己陷入被动而无法脱身，走向失败而难以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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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君子斗不过小人——越王勾践灭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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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唐代李白《越中览古》）身为绍兴人，我本应该对本乡的前贤多怀尊敬乃至崇拜的感情。然而，对于绍兴历史上的第一号名人——越王勾践，我却怎么也难以萌生敬重仰慕的情愫。的确，他是一位英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吴越两国的生死较量中笑到了最后。换言之，他从绝境中奋起，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统率敝乡的先辈子民一举战胜今太湖流域一带的吴国，逆袭成功，成为春秋历史上的最后一位霸主。他的奋斗与成就，称得上是历史上东山再起的典范，是名副其实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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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越王勾践便成为历史上备受肯定和推崇的正面人物。中国人素来奉行“功利至上”的原则。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尤其是像勾践这样原本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人物，居然能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而实现强弱态势的彻底转换，由失败者一变而成为胜利者，这实在是太令人赞叹备至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韧性与坚强，乃成就大事的前提，一般人很难具备。可是勾践做到了，这不能不让人惊诧，更不能不让人佩服。于是乎，数千年来，勾践就成了不屈服于命运、能够将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永恒象征。所谓的“胆剑精神”也被讴歌嘉许至今，甚至于成了人们寄托忧国情怀、赋予恢复中原追求的文化象征与精神符号。像南宋人柴望的《越王勾践墓》一诗，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意识：“秦望山头自夕阳，伤心谁复赋凄凉？今人不见亡吴事，故墓犹传霸越乡。雨打乱花迷复道，鸟翻黄叶下宫墙。登临莫向高台望，烟树中原正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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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任何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考察与评价，不能离开“知人论世”的立场，不能以“成王败寇”的功利主义为唯一的判断标准。勾践固然赢了，但说到底赢得并不光彩。夫差的确输了，但输得很有尊严。勾践的胜利，说到底是以突破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蔑视和毁灭公认的规则为前提的。夫差之所以大败亏输，身死国灭，同样是为他始终按规则出牌而付出的惨痛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一味肯定越王勾践和绝对否定吴王夫差，在历史的价值取向上是会有问题的。因为它必然会导致价值观的紊乱和善恶观的颠倒，造成小人文化的猖獗和君子精神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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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的本性，从根本上来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狼子野心，蛇蝎心肠”。范蠡说他“长颈鸟啄”，可谓非常到位，十分传神。这种本性加上坚韧的毅力和出众的才能，对社会普遍道德观的破坏，对人类良知的挑战，其危害尤其严重。应该说，勾践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毫不掩饰地释放了这种邪恶丑陋的能量。早在携李之战中，面对强大的吴军和身经百战的前辈吴王阖庐，他居然能剑走偏锋、匪夷所思地采取迹近极端的招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左传·定公十四年》）在阵前勾践让数百囚徒排成三列当众自刎，并趁着吴军将士目瞪口呆、惊魂未定之际发起进攻，一举而克，凯旋而归。这种做法充满着血腥与残忍，属于彻头彻尾的下三烂手段。勾践靠此取胜，显然是完全打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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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切齿痛恨的是，越王勾践“食髓知味”，在后来的吴越角逐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出类似的招数，将阴险毒辣的小人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勾践将煮熟的稻种送给吴国，导致农田颗粒无收的举动，就是典型的不择手段的小人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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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按照当时通行的“军礼”原则，“不加丧，不因凶”是军事行动的重要戒律之一。也就是说，不能乘人家国君新丧，正进行权力交接之时展开进攻，也不允许在敌对国家遭逢天灾、出现饥荒的凶年之时发动战争。不仅如此，敌对国家之间还有在凶荒年份互为救助的义务。这就是上古的“人道主义”传统。例如当年秦晋互为敌国，可秦国闹灾荒时，晋国就施之以援手，将大批的粮食通过舟运赠送秦国，以解秦国民众的燃眉之急。《左传》对此有详尽的记载，称之为“泛舟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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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统一直延伸到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就很好地恪守了这种“救荒赈灾”的基本原则。当越国闹灾荒，向吴国提出了借稻种的请求时，夫差毫不迟疑地满足了对方的愿望。可是，风水轮流转，等到吴国遇上同样的困难，向越国借稻种之时，越王勾践不出借也就算了，竟然还能想出最恶毒的招数，将稻种煮熟了之后再行出借。这样的种子播种在大地上，当然不会发芽，更不会成长，使得吴国饱尝错失救荒赈灾的最佳时机、进一步加重灾难的苦果。这样的手法，显然不是正人君子干的事。可越王勾践就这么做了，而且做得如此从容，如此自然，丝毫没有流露半点道德上的愧疚。这绝对称得上是古代版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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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吴王夫差就吃亏在他内心深处，尚存留着一定的贵族精神之气息。作为春秋争霸赛中的一个统治者，他当然也不是什么善类。可吴国毕竟是泰伯、仲雍历尽千辛万苦所建立的国家，周礼文化的传统相对保留得较多。所以，在原则问题上，作为泰伯的后裔，吴王夫差还是能够按照既有规则出牌的。“军礼”提倡“服而舍人”，“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孔夫子也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就是战争“善后”问题上的公认规则。因此，当夫椒之战大获全胜之际，吴王夫差对越王勾践没有采取赶尽杀绝的做法，而是按“军礼”的要求办事，放越王勾践一马，允许越国继续存在。这也是合乎逻辑、合乎常规的选择，当属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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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吴王夫差的君子之举，遇上了像越王勾践这样彻头彻尾的小人，就显得完全徒劳、纯属笑话了。古道热肠PK冷血无耻的结果，当然是后者胜出。无怪乎，后人要为夫差的“一日纵敌，数世之患”而一掬同情之泪了：“越王兵败已山栖，岂望全生出会稽。何事夫差无远虑，更开罗网放鲸鲵。”（唐代胡曾《咏史诗·会稽山》）在中国的历史上，君子斗不过小人，贵族斗不过无赖，似乎并不罕见。一个人，一旦能突破道德底线，不讲求游戏规则，那么，在功利至上的世界中，就可以畅行无阻，无往而不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话道出了沉重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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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肆无忌惮，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地滥用各种损招、狠招，所以，他最终就赢了，赢得“理直气壮”，胜得“圆满亮丽”。而后人对此不仅没有丝毫的谴责，反而津津乐道他的“成功”、他的“霸业”，只看到其“卧薪尝胆”、快意复仇的光鲜。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扭曲与历史的悲哀，也给后世的人们作出一个十分丑陋的负面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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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理想甚美，现实更酷——王莽的改革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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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早年即已立志干一番大事业的王莽施尽浑身解数，经过不懈奋斗，终于夺取刘氏天下，建立起自己的新朝。他推行了非常彻底的全面改制，企图挽狂澜于既倒，却最终事与愿违，激起众怒，在绿林、赤眉大暴动的烈火中化为灰烬，身败名裂，酿成中国历史上一出大悲剧。这不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更是一种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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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汉中期，土地兼并，流民问题就逐渐出现了。权贵者利令智昏，攫取财富、鱼肉民众肆无忌惮，乐此不疲。生活穷困潦倒、失去土地的农民数量急剧增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对此，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在上书对策之时就有十分形象又非常贴切的描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这透露出整个社会贫富悬殊的形势之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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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每个王朝的中期一般都会发生土地兼并的现象。当然，朝廷出于维护统治的长远核心利益之考虑，也都会用各种方式来加以抑制和消解，尽可能地拖上一段时间。西汉中期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这除了受土地私有化的本质属性强烈驱动之外，也跟汉武帝发起的汉匈战争直接有关。众所周知，汉武帝反击匈奴非常必要，正如汉武帝本人所称：“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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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击匈奴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任何事物都是利弊相杂的，反击匈奴也给汉朝带来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的衰退，民生的凋敝。“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卷七，《昭帝纪》）；“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艺文类聚》卷十二引荀悦《汉纪》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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