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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代汉自立以后，他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致命症结愈发看得清楚了。他认为，当时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高度集中，落在了少数豪强与权贵的手中。这些豪强权贵把普通老百姓、弱势群体剥夺来剥夺去，而这些富人则锦上添花。至于政府，则根本没有尽自己的应有职责，没有关心帮助弱势群体，做雪中送炭的好事。一句话，就是未能行“天之道”，“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损有余以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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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莽看来，有两个关键问题是无法回避的：第一个问题，即土地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老百姓的人身自由问题。实际上在汉平帝时代，也有好多人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也想有所改变，有所调整。比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臣叫师丹。他当时就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叫做限田限奴议，主张限制土地兼并，限制老百姓转为奴隶。“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诸名田蓄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汉书·哀帝纪》）但是，这个设想毫无疑义地触犯了那些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遭到激烈反对和强烈抵制，于是被束之高阁，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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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王莾大权在握，可以施展抱负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从土地与人身自由这两个核心问题切入，抓纲举目，以一驭万。当然他还有其他的问题需面对，但他认为这也是跟上述关键点连带着的。至于解决的手段，就是推行“王田”制，提倡“私属”化。“今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于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汉书·王莽传》）在王莽看来，推行“王田”制是理所当然的，符合儒家学说治国的基本原理。《诗经·小雅·北山》上明确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名义上你占了土地，但是归根结底，田是国家的，所以应该循名责实，一律改成“王田”。天底下的芸芸众生，说到底都是国家的子民，讲奴婢多难听，那就改名叫做“私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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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王莽推行“王田”制的主观动机是要变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皇帝专制集权基础上的土地国有制；王莽主张“私属”化的基本初衷是要给更多的人以人身自由，较大规模地解放生产力。应该说，他的主观动机，的的确确是想解决当时影响社会不安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两个核心问题。因此，对王莽改革的主观动机之合理性、积极性，今天没有必要予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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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莽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在现实生活中彻底碰壁，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导致这一局面，其关键问题就在于王莽搞的一刀切做法，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注定行不通的。那些在土地兼并、人身占有上获得最大利益的权贵集团，是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抗拒和反对这种改革“新政”的。很显然，要他们分一杯羹出来，那是比杀他亲爹妈都还要疼的事情，所以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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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王莽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土地”与“奴婢”这两个方面，它还包括商业上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管制，所谓五均六筦，由国家来全面控制商业。另外，在民族关系方面，王莽认为，原来对匈奴太温和、太友好了，需要加以改变，改变从更改名号入手，故给匈奴首领一个充满蔑视的贬称“降服单于”。此外，新莽王朝职官制度建设，也完全按照《周礼》这一套。在王莽看来，汉代的官名不行，古代的官名好，西周的官名好，所以他要改换。我们可以看出，王莽改革里面带有非常明显的复古色彩，是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一种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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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土地兼并、流民失所的局面已经形成，并且土地兼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要走回头路，或者说想去改变它，真是积重难返，难乎其难。实际上王莽提出的想法很好，遗憾的是这严重脱离了实际政治的现状。这一点，时人区博给王莽的上书中就有一针见血、切中肯綮的批评：“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弊。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逆水行舟，反时代潮流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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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其理想主义和汉末——也就是说王莽新政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社会现实中间隔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你王莽的改革到底定位在哪里，你依靠谁来改革，你要扶持谁，你要打击谁，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绕开的。毛泽东讲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王莽的改革要成为集团的意志与努力，你就不能单枪匹马去搞所谓的“改革”，不能是你王莽单个人赤膊上阵，你依靠的还是你的统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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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集团是既得利益者。对于既得利益者你得跟他们讲道理，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任凭土地兼并发展下去，后果会不堪设想。这样做的归宿，可能我们最后是同归于尽，玉石俱焚，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舍弃一定的利益，让老百姓能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总之，你必须千方百计跟他们讲清楚这层道理。说白了，要获得统治集团、社会精英团体内部成员的理解，取得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总之，要取得这样的共识：要牺牲暂时的利益来实现你的长远利益，要牺牲眼前的利益来满足长远利益，牺牲枝节的利益来满足根本的利益，牺牲表面的利益来满足实际的利益，牺牲局部的利益来满足全局的利益。遗憾的是，王莽他没做好这些工作。这是其改革一起步就迷失方向、陷入困顿的第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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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缺乏广大民意基础的支持。王莽他只有一种改革的思路，而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没有传承就不能追求创新，没有稳定就无法侈谈发展。尽管王莽的初衷很好，但是他的措施不配套，甚至导致了改革比不搞改革更麻烦。他搞了个王田，地主与豪绅得不到足够的补偿，当然要抵制：我们好不容易占有了这么多土地，好不容易储蓄了这么多钱。可是，现在朝廷一纸诏令下来，告诉你体制改革了，你的财产被一笔勾销了，不再是你的了，而是政府的了。政府又没有做出相应的补偿，那谁也接受不了。所以他失去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支持。这是王莽的王田政策推行不下去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你侵犯了这些权贵集团的核心利益。而权贵集团核心利益在遭受侵犯的同时，你又没有做适当的补偿和说明解释工作，这样必定是行不通的。不仅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这反而引起了社会动乱：“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汉书·王莽传》）“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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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说，广大普通民众应该支持王莽的改革，毕竟，王莽的作为，客观上是照顾弱势群体。可是，实际上老百姓也不怎么拥护王莽的改革。原因很简单，老百姓并不能从中得到明显的好处。第一是口惠而实不至，不可能实现。老百姓觉得，他现在先要温饱，或者先不至于被饿死才是硬道理。至于以后每个人得多少亩田地之类，当然是好事，但毕竟还相对遥远。因为他觉得在现实生活之中土地分到手以后他也没法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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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也许觉得真的要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耕农，有时候比当奴婢还要痛苦。因为当奴婢有主人给你罩着，能勉强生存下去，“（地主豪强）赈赡穷乏，务施九族”，“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休农息役，惠必下浃”。（《四民月令》）你有饭吃了，你只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按部就班干活就行了，而一旦成了自耕农，各个部门都来收税，什么麻烦都来了。力役劳役等各种负担都来了，全部得老百姓自己去面对了。在这方面他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更没有这个能力去迎接生存中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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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好处太大，人们反而不知道怎么去消化它。一个方面，这不可能实现。另一个方面，如果真的能实现，老百姓会支持吗？也不会支持。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有大族、豪强罩着，安排好的生活，而不必像自耕农那样自生自灭。因为个体经济，一下雨，一闹旱灾，一闹蝗虫，颗粒无收，他就彻底破产了，就难免冻馁而亡了。反之，如果在大族豪门这棵大树底下讨生活，这块田遭灾了，但另外的土地很可能没有遭灾，他们还有依靠，还有饭吃。与其羡慕追求虚幻的“幸福”，还不如老老实实过一种虽然辛苦但却实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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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王莽的这场改革从效果上看，乃是权贵集团与普通民众两边都不讨好。众所周知，政治就是一门行为艺术，是利益分配与调整上的巧妙博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能讨好不同利益方的其中一头。如果你要两边都想讨好，两边都搞平衡，有时候反而会顾此失彼。最终导致你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疲于奔命，结果是两头都得罪。王莽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完全是按他的理想模式一厢情愿来做，却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实际。土地兼并私有化，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要搞公有制，要回归到周代的统治模式，那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一种超越现实的追求。而这种脱离实际的理想，注定了王莽改制只能是以历史悲剧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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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者邱濬曾经指出：“井田既废之后，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贫富不均。一时识治体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无可复之理，于是有限田之议，均田之议，口分世业之法。然皆议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为法虽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性而不宜于土俗，可以暂而不可以常也。终莫青听民自便之为得也。”（《大学衍义补》卷十四，“制民之产”）在当时的社会中，连较平允中庸的“限田”“均田”尚且难以实行，王莽推行更加浪漫更为荒唐的“王田”“私属”之策，既违背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又抵触政治运作的客观现实，岂不是缘木求鱼，自寻死路。他在冰冷坚硬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也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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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亲手摧毁北魏根基的孝文帝——“全盘汉化”看上去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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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5世纪后期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决定北魏社会政治盛衰的关键，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地位、作用、影响之重要与深远，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已由国家教育领导职能部门的做法而得以证明了：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它与“商鞅变法”“明治维新”等一起，被列为中外历史上十大改革事件，而成为开展中学历史教学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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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魏孝文帝改革意义的评价，教科书的说法中规中矩、四平八稳。这当然是政治正确的必然要求。本人曾为人民教育版《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一书的主编，撰稿过程中虽然有时会萌生出一些思想脱缰的想法，但落笔时还是老老实实，不敢越雷池一步。毕竟“误导”莘莘学子的罪名谁也担当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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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格势禁，对魏孝文帝只能认真恭维，定调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对其倡导和推行的改革只能热情肯定，所谓“推动了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加速了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一言以蔽之，即这场改革推动了北方地区多个民族的大融合，消除了长期以来民族之间的隔阂，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而言之，孝文帝是伟大的，其改革是正确的，其历史定位是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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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科书，这么表述是可以理解也是能够成立的。我自己也认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促使鲜卑族汉族化、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功不可没。换言之，没有当年孝文帝犁庭扫穴，彻底“去鲜卑化”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后来隋朝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式的混同南北，实现一统。有此一点，亦足以让孝文帝青史垂名、亘古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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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从多元的视野重新审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我觉得还有许多话可说。其实，我们若能平心静气进行思考，这场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其价值与意义的判断，绝非教科书所说的那么简单。人们的观点也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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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就是研究与宣传的区别：宣传是正向的、单线条的，是自说自话，客观叙述要服从于主观动机的要求，强调原则，坚持立场。而研究则是逆向的、多线条的，是讨论商榷，要于不疑处找疑点，观点表述要尽可能排斥主观上的先入之见。我们今天之所以学术精品稀少贫乏，之所以研究成果缺乏厚重与公信力，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当是混淆了研究与宣传之间的界限，将研究等同于宣传。这在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讨论中同样有鲜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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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北魏孝文帝改革，有几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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