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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其理想主义和汉末——也就是说王莽新政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社会现实中间隔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你王莽的改革到底定位在哪里，你依靠谁来改革，你要扶持谁，你要打击谁，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绕开的。毛泽东讲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王莽的改革要成为集团的意志与努力，你就不能单枪匹马去搞所谓的“改革”，不能是你王莽单个人赤膊上阵，你依靠的还是你的统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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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集团是既得利益者。对于既得利益者你得跟他们讲道理，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任凭土地兼并发展下去，后果会不堪设想。这样做的归宿，可能我们最后是同归于尽，玉石俱焚，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舍弃一定的利益，让老百姓能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总之，你必须千方百计跟他们讲清楚这层道理。说白了，要获得统治集团、社会精英团体内部成员的理解，取得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总之，要取得这样的共识：要牺牲暂时的利益来实现你的长远利益，要牺牲眼前的利益来满足长远利益，牺牲枝节的利益来满足根本的利益，牺牲表面的利益来满足实际的利益，牺牲局部的利益来满足全局的利益。遗憾的是，王莽他没做好这些工作。这是其改革一起步就迷失方向、陷入困顿的第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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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缺乏广大民意基础的支持。王莽他只有一种改革的思路，而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没有传承就不能追求创新，没有稳定就无法侈谈发展。尽管王莽的初衷很好，但是他的措施不配套，甚至导致了改革比不搞改革更麻烦。他搞了个王田，地主与豪绅得不到足够的补偿，当然要抵制：我们好不容易占有了这么多土地，好不容易储蓄了这么多钱。可是，现在朝廷一纸诏令下来，告诉你体制改革了，你的财产被一笔勾销了，不再是你的了，而是政府的了。政府又没有做出相应的补偿，那谁也接受不了。所以他失去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支持。这是王莽的王田政策推行不下去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你侵犯了这些权贵集团的核心利益。而权贵集团核心利益在遭受侵犯的同时，你又没有做适当的补偿和说明解释工作，这样必定是行不通的。不仅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这反而引起了社会动乱：“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汉书·王莽传》）“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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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说，广大普通民众应该支持王莽的改革，毕竟，王莽的作为，客观上是照顾弱势群体。可是，实际上老百姓也不怎么拥护王莽的改革。原因很简单，老百姓并不能从中得到明显的好处。第一是口惠而实不至，不可能实现。老百姓觉得，他现在先要温饱，或者先不至于被饿死才是硬道理。至于以后每个人得多少亩田地之类，当然是好事，但毕竟还相对遥远。因为他觉得在现实生活之中土地分到手以后他也没法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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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也许觉得真的要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耕农，有时候比当奴婢还要痛苦。因为当奴婢有主人给你罩着，能勉强生存下去，“（地主豪强）赈赡穷乏，务施九族”，“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休农息役，惠必下浃”。（《四民月令》）你有饭吃了，你只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按部就班干活就行了，而一旦成了自耕农，各个部门都来收税，什么麻烦都来了。力役劳役等各种负担都来了，全部得老百姓自己去面对了。在这方面他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更没有这个能力去迎接生存中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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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好处太大，人们反而不知道怎么去消化它。一个方面，这不可能实现。另一个方面，如果真的能实现，老百姓会支持吗？也不会支持。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有大族、豪强罩着，安排好的生活，而不必像自耕农那样自生自灭。因为个体经济，一下雨，一闹旱灾，一闹蝗虫，颗粒无收，他就彻底破产了，就难免冻馁而亡了。反之，如果在大族豪门这棵大树底下讨生活，这块田遭灾了，但另外的土地很可能没有遭灾，他们还有依靠，还有饭吃。与其羡慕追求虚幻的“幸福”，还不如老老实实过一种虽然辛苦但却实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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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王莽的这场改革从效果上看，乃是权贵集团与普通民众两边都不讨好。众所周知，政治就是一门行为艺术，是利益分配与调整上的巧妙博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能讨好不同利益方的其中一头。如果你要两边都想讨好，两边都搞平衡，有时候反而会顾此失彼。最终导致你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疲于奔命，结果是两头都得罪。王莽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完全是按他的理想模式一厢情愿来做，却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实际。土地兼并私有化，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要搞公有制，要回归到周代的统治模式，那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一种超越现实的追求。而这种脱离实际的理想，注定了王莽改制只能是以历史悲剧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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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者邱濬曾经指出：“井田既废之后，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贫富不均。一时识治体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无可复之理，于是有限田之议，均田之议，口分世业之法。然皆议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为法虽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性而不宜于土俗，可以暂而不可以常也。终莫青听民自便之为得也。”（《大学衍义补》卷十四，“制民之产”）在当时的社会中，连较平允中庸的“限田”“均田”尚且难以实行，王莽推行更加浪漫更为荒唐的“王田”“私属”之策，既违背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又抵触政治运作的客观现实，岂不是缘木求鱼，自寻死路。他在冰冷坚硬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也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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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亲手摧毁北魏根基的孝文帝——“全盘汉化”看上去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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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5世纪后期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决定北魏社会政治盛衰的关键，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地位、作用、影响之重要与深远，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已由国家教育领导职能部门的做法而得以证明了：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它与“商鞅变法”“明治维新”等一起，被列为中外历史上十大改革事件，而成为开展中学历史教学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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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魏孝文帝改革意义的评价，教科书的说法中规中矩、四平八稳。这当然是政治正确的必然要求。本人曾为人民教育版《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一书的主编，撰稿过程中虽然有时会萌生出一些思想脱缰的想法，但落笔时还是老老实实，不敢越雷池一步。毕竟“误导”莘莘学子的罪名谁也担当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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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格势禁，对魏孝文帝只能认真恭维，定调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对其倡导和推行的改革只能热情肯定，所谓“推动了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加速了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一言以蔽之，即这场改革推动了北方地区多个民族的大融合，消除了长期以来民族之间的隔阂，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而言之，孝文帝是伟大的，其改革是正确的，其历史定位是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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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科书，这么表述是可以理解也是能够成立的。我自己也认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促使鲜卑族汉族化、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功不可没。换言之，没有当年孝文帝犁庭扫穴，彻底“去鲜卑化”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后来隋朝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式的混同南北，实现一统。有此一点，亦足以让孝文帝青史垂名、亘古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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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从多元的视野重新审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我觉得还有许多话可说。其实，我们若能平心静气进行思考，这场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其价值与意义的判断，绝非教科书所说的那么简单。人们的观点也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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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就是研究与宣传的区别：宣传是正向的、单线条的，是自说自话，客观叙述要服从于主观动机的要求，强调原则，坚持立场。而研究则是逆向的、多线条的，是讨论商榷，要于不疑处找疑点，观点表述要尽可能排斥主观上的先入之见。我们今天之所以学术精品稀少贫乏，之所以研究成果缺乏厚重与公信力，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当是混淆了研究与宣传之间的界限，将研究等同于宣传。这在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讨论中同样有鲜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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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北魏孝文帝改革，有几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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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孝文帝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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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既然改革效果如此神妙，又是振兴经济，又是稳定政局，又为何孝文帝逝世才30年左右，北魏就爆发“六镇起义”，北魏统治就陷入分崩离析、万劫不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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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孝文帝改革以“全盘汉化”为根本宗旨，结果它直接而彻底地摧毁了北魏赖以统治的根基，完全泯灭了鲜卑族的个性特征，使这个曾经生机勃勃、骁勇善战、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民族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样的结局究竟该怎么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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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孝文帝改革的“全盘汉化”，汉化的重点究竟在哪里？其汉化内容是汉文化中的精华还是糟粕？其汉化的途径与思维是否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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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将这些问题回答清楚，那么，对这场改革的评价与定位，就会永远是处于隔靴搔痒，甚至郢书燕说的混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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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改革可以490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改革侧重于“形而下”，主要是整顿吏治、理顺关系、改革经济、改善民生。而后期的改革则注重于“形而上”，包括迁徙都城、移风易俗、兴起礼乐、推行“汉化”。前者务实，后者务虚，前者重绩效，后者求声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皆有涉及，皆有触动，可谓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全面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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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改革虽然都归之于北魏孝文帝名下，总称为“孝文帝改革”。但是，在490年之前，孝文帝拓跋宏并非北魏朝廷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他的命运不错。471年，即皇兴五年，孝文帝拓跋宏刚5岁，就受父亲献文帝拓跋弘的禅让而登基为帝，直到499年死于任上，前后近30年。但是，在490年之前，他始终是一个傀儡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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