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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这些移风易俗的决策与措施，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全盘汉化”来消除鲜卑拓跋氏的民族个性与民族精神。改革的结果，是鲜卑拓跋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姓氏、服饰，也没有了自己纯粹的血统。这样一来，鲜卑拓跋氏便彻底丧失了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性、主体性，从而与汉族完全同化，融入汉族。更为严重的是，孝文帝还借汉化改革、移风易俗之机会，将南朝地区业已趋于没落的腐朽门阀制度在北方地区借尸还魂，卷土重来。这样一来给北魏原本比较单纯、实效的政治生活注入了腐蚀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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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怪乎，不少论者认为孝文帝拓跋宏的所作所为，乃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所效仿的是汉文化中的糟粕，汉人的繁缛腐朽，尤其是其以生搬硬套的方式，移植门阀士族制度，使得尚无厚重文化积淀的鲜卑拓跋氏贵族迅速腐化堕落，从而严重地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锐气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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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评价当然显得有些偏激和刻薄，但是，鲜卑拓跋氏因此而自断根脉，逐渐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恐怕是平允的看法。这对鲜卑拓跋氏来讲，无疑是一场灾难，一个悲剧。对此，孝文帝拓跋宏本人是难辞其咎的。所以，孝文帝以“全盘汉化”为宗旨与特色的改革，其意义当如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一书中所言：孝文帝只追求与汉文化相吻合，而忘掉了自己国家政权存在的基础。它对于中国历史进程宏观而言，无论怎样肯定都不为过。但对于北魏王朝、拓跋鲜卑的前途命运而言，则怎样贬斥之也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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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这些移风易俗的做法，孝文帝拓跋宏的“全盘汉化”还包括确立儒家学说为北魏统治的指导思想，并极力维护其重要地位，按汉族礼仪制度全面改造祭天礼仪，不拘一格重用洛阳新贵与汉族士人等多个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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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倡导儒学而言，这表明鲜卑族认同汉文化为自己的精神归宿。它同时也意味着鲜卑拓跋氏主动丢掉自己的特征与优势——勇武质朴，自我削弱曾经十分强盛的北魏军事力量。一方面是学校遍布，弦歌不绝，“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地，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魏书·儒林列传》）另一方面是武备松弛，征战受挫，民风萎靡不振，斗志消沉退化。其中的得失还真不容易做简单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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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改造礼仪言，孝文帝的所作所为，也直接从精神的源头摧毁了鲜卑族作为个体民族的心理支柱，使其成为没有主体性、没有共同精神文化家园、失去魂魄的一族。在这方面孝文帝的最大举措，是于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废除了“西郊祀天”仪式。原来鲜卑拓跋氏先世所崇拜的天、神，和汉魏所崇拜的天、神有很大的不同。这反映在祭天仪式上也有相当的差异。北魏孝文帝之前，北魏政权在祭天上，遵行的是“西郊祀天”的仪式。据《魏书·礼志》所载：西郊祀天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以至郊所”。致祭时，挑选皇室子弟七人，“以酒洒天神主”，并让女巫在祭坛上摇鼓作法。然后，“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很显然，西郊祀天仪式使鲜卑拓跋氏贵族能够保持民族的古老原始崇拜，唤醒记忆深处的文化认同与精神皈依，从而留住自己的生命之根。可是，就是这么重要的典礼，让孝文帝拓跋宏一纸诏令给废除了，而改为采用汉族帝王的祭祀天地仪式，圜丘祭天，方泽祭地，以祖宗配天，放弃本部族崇拜的天、神不祭祀，改而去祭祀汉族的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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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好处讲，是表明拓跋宏的汉化政策确已广泛地贯彻到礼乐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大获成功。但若换位思考，我们不能不说，这类做法是挖鲜卑拓跋氏的祖坟，孝文帝乃鲜卑族的最大“叛徒”，做的是敌人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情，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亲者痛，仇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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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重用洛阳新贵和汉族士人而言，孝文帝的行径也是得不偿失。他要消除冯太后的影响，要摆脱旧贵族的掣肘，要走出平城时代的阴影，建立自己的核心班底，任用自己的心腹亲信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则不免操之过急、欲速不达。其任用的人才范围比较狭窄，仅仅局限于那些支持改制的洛阳新贵，如任城王拓跋澄、齐州刺史拓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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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积极将汉族头面人士拉入自己的阵营。这中间既包括早有根基和名望的李彪、崔光等人，也不乏高闾、宋弁、邢峦这样的新锐之士。这种用人上的倾斜和偏爱，加上拓跋宏对平城和整个北魏北部地区的忽略，严重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旧贵族离心离德，动辄捣乱。太子叛逃平城事件就是一记警钟。可是拓跋宏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仍然是我行我素，刚愎自用，以致积重难返。“无可奈何花落去”，其死后不久，新旧对立，洛阳中枢与边防外镇抗衡终于全面爆发。北魏王朝土崩瓦解，一蹶不振，完全无法加以逆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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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对鲜卑拓跋氏的前途尤其是毁灭性的一场灾难，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对其持否定批判态度的不乏其人，代有相传。宋代马端临、叶适，明清之际王夫之，清代赵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述中痛加斥责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全盘汉化”的做法。他们认为这完全是“急于有为，不计阶除，不本土俗，不量难易”，结果自然是“昧先后，失名实，不安于本而眩其末”，可谓“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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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致强调孝文帝改革的后果是悲剧性的：“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盖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廿二史札记》卷十四）；“然亦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并指出孝文帝拓跋宏是典型的虚伪之徒，“拓跋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夫宏之伪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乃毕行之以欺天下后世者，惟宏尔……视宏之所为，沐猴之冠优徘之戏而已矣”（《读通鉴论》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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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叶适、王夫之、赵翼等人贬斥之辞中的意气成分，我们应该承认他们的评论还是有相当的道理的。孝文帝改革本身并没有错。当时北魏王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也使得其从事革新、改弦更张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同时，孝文帝本人及其亲信集团崇尚汉族的先进文明，提倡汉化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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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就在于孝文帝的改革思维与主要措施陷入了致命的“误区”，即“不本土俗”“不安于本而眩其末”。他亲政后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并不适合北魏国情与族情，乃是他个人好恶的感情冲动战胜了政治理性而运作的产物。它决定了北魏最终没落与解体的宿命。换言之，孝文帝改革的致命性失误，就是他在改革过程中让所谓的汉族优势文化迷惑了自己的理智，以致完全丧失了鲜卑拓跋氏应有的自身立场，自动放弃了鲜卑拓跋氏的主体性与合法性，丢掉了作为独立民族在改革事业中的话语权。一切唯“汉”是尊，唯“汉”是从，一厢情愿地“全盘汉化”，主动缴械，自掘坟墓，融入汉族文化，这真是：“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后果至为悲惨，教训极其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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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以“全盘汉化”为主旨的改革悲剧，也印证了一个最普通的道理：任何改革，都必须立足于自身的主体性，都不能割裂自己的传统与历史，都不能脱离自己的文化土壤。“桔逾淮则为枳”，其他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观念文明再美好、再优秀，也无法直接移植、生搬硬套。否则，就难免面临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尴尬，“画虎不成反类犬”，使自己的改革愿望与最终结果南辕北辙，徒然贻笑于天下，成为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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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之路提供给今天人们的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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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格局决定结局——隋文帝的狭隘与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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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如过江之鲫的中国古代皇帝中，隋文帝杨坚肯定不是庸君，更不是昏君、暴君，而是称得上“明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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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精明强干，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以北周外戚身份，从周静帝宇文衍手中夺取北周政权，登基称帝，建元开皇，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朝代——隋王朝，“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泽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赵翼《廿二史劄记》“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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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天纵英武，顺应“大一统”历史潮流，周密筹划，精心准备，当机立断，果断起兵，发动大规模的平陈之役。他千军齐发，所向披靡，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一举剪灭盘踞在江南一隅的南陈王朝，“在期一举，永清吴越”，实现了国家统一，揭开中国历史上的崭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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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人善任，深知治国安邦，须臾不能离能臣干吏辅佐的道理，“是以建治之术，贵得贤而同心”，（《春秋繁露·立元神》）信任与重用高颎、苏威、虞庆则、杨雄、杨素、杨俊、贺若弼、韩擒虎、李德林、薛道衡等文武大臣，并且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开皇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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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锐意进取，厉行改革，除旧布新，健全法制。其即位伊始，就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将关陇为本位的政权，与山东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体系相融合，以保存有汉魏传统文化内涵与特色的河北高齐体制来变更、改造西魏以来的关陇旧制。他废除酷刑，推行新律，精减机构，整顿吏治，制礼作乐，征求图书，尊崇三教，并用儒法，使隋朝的政治秩序很快得以建立，隋朝的政治生活迅速走向正常，史称隋文帝“革命数年，天下称平”（《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当为公允之说，洵非虚饰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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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心民生，爱惜民力，重本倡农，发展经济。隋文帝在位期间，实行大力发展农业、繁荣经济的基本国策，改良并认真落实均田令，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人力大修水利，增加收成，广置粮仓，开设义仓，保障农民的生活条件。同时整顿户籍，建输籍之法，依样定户，抑制豪强，节制赋役，以减轻民众的负担，适度鼓励工商业，激活经济。在短短的十几年后，他使隋朝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库藏皆满”，国力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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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勤政匪懈，俭朴自律，不尚奢华，不慕虚名。隋文帝杨坚堪称是历代帝王中勤勉于国政的典范，甚至可以说是十足的“工作狂”。史载其“每日临朝，日昃不倦”，那种干劲，简直让人惊讶诧异，“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可看出他在国家治理上的殚精竭虑，全力以赴。更值得肯定的是，隋文帝谦虚谨慎，贵有自知之明。贺若弼拍马屁，将当年为平陈而进献的策略谋算冠上“御授”的名目，称曰“御授平陈七策”，进呈隋文帝。隋文帝不屑一顾，原物奉还：“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众大臣溜须拍马，恭维隋文帝德配天地，再造太平盛世，鼓动他封禅泰山，树碑立传。连那个亡国后苟延残喘的陈后主陈叔宝，也献诗效忠，进言封禅：“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可隋文帝头脑很清醒，明确表示：“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来他虽然拗不过大臣们的一再劝告，还是去了一趟泰山，但只是用了“东狩”的名义，毕竟始终没有冠上“封禅”的旗号。身处权力巅峰的皇帝，能够做到这一步，的确也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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