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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对鲜卑拓跋氏的前途尤其是毁灭性的一场灾难，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对其持否定批判态度的不乏其人，代有相传。宋代马端临、叶适，明清之际王夫之，清代赵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述中痛加斥责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全盘汉化”的做法。他们认为这完全是“急于有为，不计阶除，不本土俗，不量难易”，结果自然是“昧先后，失名实，不安于本而眩其末”，可谓“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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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致强调孝文帝改革的后果是悲剧性的：“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盖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廿二史札记》卷十四）；“然亦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并指出孝文帝拓跋宏是典型的虚伪之徒，“拓跋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夫宏之伪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乃毕行之以欺天下后世者，惟宏尔……视宏之所为，沐猴之冠优徘之戏而已矣”（《读通鉴论》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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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叶适、王夫之、赵翼等人贬斥之辞中的意气成分，我们应该承认他们的评论还是有相当的道理的。孝文帝改革本身并没有错。当时北魏王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也使得其从事革新、改弦更张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同时，孝文帝本人及其亲信集团崇尚汉族的先进文明，提倡汉化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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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就在于孝文帝的改革思维与主要措施陷入了致命的“误区”，即“不本土俗”“不安于本而眩其末”。他亲政后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并不适合北魏国情与族情，乃是他个人好恶的感情冲动战胜了政治理性而运作的产物。它决定了北魏最终没落与解体的宿命。换言之，孝文帝改革的致命性失误，就是他在改革过程中让所谓的汉族优势文化迷惑了自己的理智，以致完全丧失了鲜卑拓跋氏应有的自身立场，自动放弃了鲜卑拓跋氏的主体性与合法性，丢掉了作为独立民族在改革事业中的话语权。一切唯“汉”是尊，唯“汉”是从，一厢情愿地“全盘汉化”，主动缴械，自掘坟墓，融入汉族文化，这真是：“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后果至为悲惨，教训极其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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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以“全盘汉化”为主旨的改革悲剧，也印证了一个最普通的道理：任何改革，都必须立足于自身的主体性，都不能割裂自己的传统与历史，都不能脱离自己的文化土壤。“桔逾淮则为枳”，其他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观念文明再美好、再优秀，也无法直接移植、生搬硬套。否则，就难免面临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尴尬，“画虎不成反类犬”，使自己的改革愿望与最终结果南辕北辙，徒然贻笑于天下，成为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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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之路提供给今天人们的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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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格局决定结局——隋文帝的狭隘与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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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如过江之鲫的中国古代皇帝中，隋文帝杨坚肯定不是庸君，更不是昏君、暴君，而是称得上“明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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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精明强干，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以北周外戚身份，从周静帝宇文衍手中夺取北周政权，登基称帝，建元开皇，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朝代——隋王朝，“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泽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赵翼《廿二史劄记》“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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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天纵英武，顺应“大一统”历史潮流，周密筹划，精心准备，当机立断，果断起兵，发动大规模的平陈之役。他千军齐发，所向披靡，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一举剪灭盘踞在江南一隅的南陈王朝，“在期一举，永清吴越”，实现了国家统一，揭开中国历史上的崭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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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人善任，深知治国安邦，须臾不能离能臣干吏辅佐的道理，“是以建治之术，贵得贤而同心”，（《春秋繁露·立元神》）信任与重用高颎、苏威、虞庆则、杨雄、杨素、杨俊、贺若弼、韩擒虎、李德林、薛道衡等文武大臣，并且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开皇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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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锐意进取，厉行改革，除旧布新，健全法制。其即位伊始，就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将关陇为本位的政权，与山东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体系相融合，以保存有汉魏传统文化内涵与特色的河北高齐体制来变更、改造西魏以来的关陇旧制。他废除酷刑，推行新律，精减机构，整顿吏治，制礼作乐，征求图书，尊崇三教，并用儒法，使隋朝的政治秩序很快得以建立，隋朝的政治生活迅速走向正常，史称隋文帝“革命数年，天下称平”（《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当为公允之说，洵非虚饰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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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心民生，爱惜民力，重本倡农，发展经济。隋文帝在位期间，实行大力发展农业、繁荣经济的基本国策，改良并认真落实均田令，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人力大修水利，增加收成，广置粮仓，开设义仓，保障农民的生活条件。同时整顿户籍，建输籍之法，依样定户，抑制豪强，节制赋役，以减轻民众的负担，适度鼓励工商业，激活经济。在短短的十几年后，他使隋朝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库藏皆满”，国力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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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勤政匪懈，俭朴自律，不尚奢华，不慕虚名。隋文帝杨坚堪称是历代帝王中勤勉于国政的典范，甚至可以说是十足的“工作狂”。史载其“每日临朝，日昃不倦”，那种干劲，简直让人惊讶诧异，“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可看出他在国家治理上的殚精竭虑，全力以赴。更值得肯定的是，隋文帝谦虚谨慎，贵有自知之明。贺若弼拍马屁，将当年为平陈而进献的策略谋算冠上“御授”的名目，称曰“御授平陈七策”，进呈隋文帝。隋文帝不屑一顾，原物奉还：“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众大臣溜须拍马，恭维隋文帝德配天地，再造太平盛世，鼓动他封禅泰山，树碑立传。连那个亡国后苟延残喘的陈后主陈叔宝，也献诗效忠，进言封禅：“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可隋文帝头脑很清醒，明确表示：“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来他虽然拗不过大臣们的一再劝告，还是去了一趟泰山，但只是用了“东狩”的名义，毕竟始终没有冠上“封禅”的旗号。身处权力巅峰的皇帝，能够做到这一步，的确也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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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隋文帝身上有诸多优点，一生有不少贡献，故后世史臣对他的评价从总体上讲，还是比较肯定的：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安泰晏如，功业昭昭，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堪称一代良主。应该说，这个评价，大致并不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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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皇帝能做到这般地步，当然是非常不简单，非常不容易，乃至非常了不起。但是，这距离“圣明”，恐怕还有一段路。这个差距，就是缺乏真正的睿智，缺乏超越的境界。一句话，就是政治格局不够恢宏，政治器度尚有软肋。我朋友袁刚教授在《隋炀帝传》一书中，言称隋文帝“天性沉猜，行察察之政，尚够不上儒家理想中的圣王”，可谓是一针见血，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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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总揽政治全局，把握施政方向，理应高屋建瓴，抓纲举目，抓大放小，而不宜事必躬亲，苛刻细节，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随地捡。否则，就是有三头六臂，使尽浑身解数，也必然会陷入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疲于奔命的窘境，无法做到应付裕如，纲举目张。所谓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俱不到。什么都是重点，那就意味着什么都不是重点。当年秦始皇每日以处理公文三十石为程而导致秦政苛酷细察的结果，诸葛亮日理万机落得积劳成疾、中道崩殂的下场，就是这方面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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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隋文帝勤政励治，夙夜匪懈，是优点的同时，也是一种明显的不足。他过于勤奋，大包大揽，模糊重点，忽略关键，结果就是锱铢必较，买椟还珠。他只汲汲于事务性的细节，而轻忽了战略性的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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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后来的唐太宗曾予以尖锐而准确的评说。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向大臣萧瑀询问：“隋文帝如何主也？”萧瑀回答道：“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不纵欲，长时间工作，深入基层，吃工作快餐充饥，在常人眼里，那是统治者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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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唐太宗却颇不以为然，大摇其头，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而照不通，至察而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唯即承顺而已！”唐太宗对隋文帝躬亲庶务之弊端的针砭，可谓是击中要害，道出了境界低仄、格局狭窄是隋文帝作为皇帝的明显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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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隋文帝政治格局过于狭隘，其个性上“至察则多疑于物”，故他在骨子里往往很难真正信任臣僚，时刻加以提防，生怕人家对自己有所隐瞒和欺骗。于是他就忍不住经常暗中派遣亲信到地方上探究情况，侦察动态，了解吏治得失。更可怕的是，他还热衷暗设圈套，挖下深坑，引诱官吏见利忘义，主动上钩。如经常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发现有受贿者，必加严惩，处以极刑，“无所宽贷”。这纯粹是下三滥的招数。毋怪乎，后来的封建史臣也非常看不惯隋文帝的所作所为，斥责其“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史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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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政治格局，这样的施政风格，当然无法调动臣下的积极性。为躲避无妄之灾，大家都觉得干事容易出问题，不干活反而安然无恙，所以就合情合理地选择置身事外，束手旁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史称：隋文帝“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出处同上），这就不能不说是隋代政治的莫大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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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狭隘的政治格局，不但让各级官吏如履薄冰，如坐针毡，杯弓蛇影，无以聊生；也让普通民众肝肠寸断，有如惊弓之鸟，整天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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