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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唐太宗却颇不以为然，大摇其头，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而照不通，至察而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唯即承顺而已！”唐太宗对隋文帝躬亲庶务之弊端的针砭，可谓是击中要害，道出了境界低仄、格局狭窄是隋文帝作为皇帝的明显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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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隋文帝政治格局过于狭隘，其个性上“至察则多疑于物”，故他在骨子里往往很难真正信任臣僚，时刻加以提防，生怕人家对自己有所隐瞒和欺骗。于是他就忍不住经常暗中派遣亲信到地方上探究情况，侦察动态，了解吏治得失。更可怕的是，他还热衷暗设圈套，挖下深坑，引诱官吏见利忘义，主动上钩。如经常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发现有受贿者，必加严惩，处以极刑，“无所宽贷”。这纯粹是下三滥的招数。毋怪乎，后来的封建史臣也非常看不惯隋文帝的所作所为，斥责其“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史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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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政治格局，这样的施政风格，当然无法调动臣下的积极性。为躲避无妄之灾，大家都觉得干事容易出问题，不干活反而安然无恙，所以就合情合理地选择置身事外，束手旁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史称：隋文帝“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出处同上），这就不能不说是隋代政治的莫大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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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狭隘的政治格局，不但让各级官吏如履薄冰，如坐针毡，杯弓蛇影，无以聊生；也让普通民众肝肠寸断，有如惊弓之鸟，整天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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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不信任官吏，当然也不会放心民众。他虽然关心民众的生活，但是从内心深处是非常惧怕民众“啸聚山林”、犯上作乱的。为防止出事和动乱，他严禁民间私藏“大刀长槊”一类兵器（好在还没有像元朝那样禁藏菜刀），下诏令规定：“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隋书》卷二，《高祖纪下》）连大一点的船只都要加以没收，理由很可笑，也很荒唐，就是大船装载人员多，可能被用来“藏匿奸党”：“天下船长三丈，谓其既大，必能藏匿奸党，并令没入官。”（《独异志》）民众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生存，当然是举手投足，处处提心吊胆，讲话发言，时时战战兢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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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社会上搞“维稳”，自然要假借酷吏之力。隋文帝非常懂得这层道理。因此他放手任用酷吏，对他们多方关照，优渥有加。当时，有个大名鼎鼎的酷吏，名叫燕荣，时任青州刺史。燕荣在任上曾招募一些身强力壮的大汉，担任“伍伯”，相当于当代的警察或“城管”。凡是有人路过青州地界，伍伯必加查问，稍不如意，就鞭挞路人，且下手极重，“创多见骨”。其治理效果还挺明显，使得“奸盗屏迹，境内肃然”。其他州县的人闻风丧胆，凡是行经青州（治今山东益都）地界时，都是“畏若寇仇，不敢休息”，生怕惹祸上身，丢命致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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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酷吏，隋文帝视为至宝，“甚善之”。当燕荣入京朝觐时，隋文帝对他“特加劳勉”，专门赐宴于内殿，并下令王公贵族写诗作赋歌颂这位酷吏（见《隋书》卷七十四，《酷吏燕荣传》）。隋文帝这种作派，自然也是其政治格局狭隘的正常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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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的节俭，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作为皇帝，能做到俭朴节约，当然要远比荒淫奢侈来得好。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节俭虽是美德，但也不宜将它强调、夸张到极端的地步。俗话说，“真理过了一步，便成了谬误”，节俭的道理也是如此。它必须讲究个“度”，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起相反的效果，即所谓“过犹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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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励精图治，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使经济得到复原并走向繁荣。可是他在本人节俭的同时，也舍不得让老百姓过上较为富足舒服的日子，紧紧地守着国家的财富，死活不让肥水外流。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还是过着紧巴巴的苦日子，并没有能够分享国家经济发展与繁荣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在民众遭遇灾荒、生活难以为继时，隋文帝也不愿赈灾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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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中所记载的唐太宗有关隋文帝过度节俭的批评，就打出了隋文帝的原形。“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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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太宗看来，隋文帝的节俭，有时到了不合人情的地步。说到底，这是隋文帝不爱惜百姓的自然结果。可其多年聚集的财富，只是助长了炀帝的奢华。这真是“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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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曰：“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读通鉴论》卷十九）这更是进一步剥去了隋文帝头上的节俭光环。而隋文帝之所以会将“节俭”这种可贵的美德“异化”为吝啬和贪婪，走到了反面，归根结底，依旧是他政治格局过于狭隘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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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隋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以他的政治格局也直接关系着隋朝的政局发展，决定着隋朝的国祚延绵。很显然，他的政治格局影响了他的视野、他的识见，从而也影响到他的判断、他的决策。所以，在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表象背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隐藏着致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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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隋文帝东狩祭祀泰山之后，一般人都以为天下从此将达致太平，但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却是忧心忡忡，认为变乱不可避免：“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必须承认，这些分析与判断是正确而高明的，充满着睿智。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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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王朝短短30余年即走向崩溃，走向覆亡，根子的确是在隋文帝的身上，是他政治格局的局促与狭仄，导致了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恰如史臣之所言：“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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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和谐为本——“贞观之治”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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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黄金岁月，是古代政治走向清明、积极进取，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不朽象征。“马牛布野”“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意味着当时经济生活的复苏与繁荣；“无复盗贼，囹圄常空”，标志着当时社会秩序的稳定良好；“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象征着当时民族关系的融洽；“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显示出当时文化事业的兴盛；“去奢省费”“官吏多自清谨”，说明了当时“君道”与吏治的健全……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贞观之治”的确实现了天下“大治”：即国家充满朝气，社会充满生机，君臣充满追求，民众充满希望，生活充满信心，历史充满机遇！因此，为史家所热情讴歌，为后人所殷切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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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贯穿“贞观之治”始终的红线又是什么？造就“贞观之治”气象的动因又在何处？体现“贞观之治”精神的特征又有哪些？这或许是当今人们更为关心的问题。的确，历史不应该是流水账，而应该成为启示录，让人们回顾和反思历史，找到借鉴，获得启迪。而“贞观之治”作为一笔极其丰厚的优秀历史文化资源，毫无疑义是我们在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事业过程中，“纵向借鉴”，“从历史中学”的最佳对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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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贞观之治”的诸多优良传统中，“和谐”显然是最为核心的内涵。它体现了“贞观之治”的本质属性，象征着“贞观之治”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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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与追求，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高度凝炼，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想境界都是“和谐”，而“和谐”的本质属性则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刚柔相济”的互补性，“抑高举低”的平衡性。综观“贞观之治”的政治实践，可谓是卓有成效地实现了博采兼容、理顺差异、相济互补、动态平衡的战略目标，从而使当时社会呈现出最大程度上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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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蓄，宽容海涵：“贞观之治”真正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气象。唐太宗李世民以极其博大的襟怀与气魄，在治国经武时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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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现为：在制定方针、实施政策时，能够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将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在君主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能够容忍魏征等臣下的犯颜直谏，闻过则喜。在胜利面前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在人才任用上，能够不别亲疏，唯才是举，甚至包容魏征、王珪、薛万彻等原先身处敌对营垒的贤能之士，让其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发挥文韬武略，贡献聪明才智。在民族关系处理上，能够摈弃狭隘的“夷夏之辨”畛域，打破“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的怪圈，奉行“胡汉一家”“爱之如一”的进步民族理念，甚至赦免宿敌颉利可汗的性命，从而最大程度上化解了长期以来因民族征伐而积聚的民族仇恨，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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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唐太宗的宽容包纳，才使得贞观一朝的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祥和安定的积极氛围，造就了政通人和、人才辈出、上下同心的“和谐”局面。而广大民众即使在生活中仍遇到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也依然对朝廷抱有期待，充满信心。正所谓“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怨嗟，莫不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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