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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贞观之治”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如在用人上，唐太宗深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既能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而是根据属僚群臣的不同特点，作出准确的定位，加以合适的任用，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人才皆得其所，心情舒畅地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像名相房玄龄和杜如晦，一位善谋，一位能断，唐太宗就很好地驾驭了这种差别，使两人默契配合，优势互补，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佳话。又如在边疆治理上，唐太宗区别中原与边疆的不同条件，提倡“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做到因时、因地、因人而治，不改变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不强行地将边疆地区整齐划一地纳入中原郡县制的政治体制，而是以设羁縻府州的途径进行管理，这样就大大缓和了民族矛盾，消除了北方的边患，确保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宁，造就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而唐太宗本人也因此被西北各少数民族政权尊奉为“天可汗”，彪炳史册，震烁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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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并用，恩威互补”：文武并用，宽猛相济，这是“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具体地说，就是要求统治者运用政治智慧，借助于德刑、礼法、赏罚等多种治国之术互补配合，相辅相成，来保证“和谐”状态的基本稳定，“和谐”社会的长期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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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贞观之治”，我们能够发现，唐太宗君臣在治国思维的选择和管理艺术的运用上，同样体现了文武并用、刚柔相济的显著特点，既讲求原则性，又注重灵活性。如一方面，提倡法制，执法不避权贵；另一方面，注重教化，以温和的德治方式争取民心，“令上下同意”。一方面，勇于求谏，善于纳谏，以减少施政过程中的欠缺或失误；另一方面，又敢于决断，雷厉风行，而避免因意见纷纭、莫衷一是而走入患得患失、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误区。做到了“仁”与“礼”的有机统一，“德”与“刑”的相辅相成，张弛有章法，宽严有节度，真正求得最佳的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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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中这种以“互补”而达成“和谐”的治国思路，也表现在具体的操作领域。如在学术文化上，既推崇和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彻底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儒学式微局面；但同时又承认和鼓励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让儒、佛、道三家互为促进，互为弥补。再如，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上，唐太宗一方面用怀柔羁縻的方式进行安抚，争取其归附拥戴，保证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宁；另一方面又补充以必要的军事威慑甚至打击手段，以战止战，先后击灭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同样做到了文武之道，张弛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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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者抑之，低者举之”：这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提倡包容，承认差异，强调互补，最终是为了实现平衡。对社会稳定和“和谐”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社会生活中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大量存在。如果不加以制止，任其愈演愈烈，必然会导致贫富悬殊，民不聊生，严重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动乱。所以，作为高明的政治家，一定会通过利益调整的机制，来抑制或改变这种社会失序状况，实现相对合理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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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贞观之治”也有出色的表现，为后世封建社会树立了一个杰出的典范。具体来说，就是唐太宗君臣具备深邃的战略眼光，在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基本实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相对社会公平与公正，将社会冲突的危机控制在最低的程度。这首先是唐太宗践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带头提倡节俭，释放宫女，让利于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农耕，将儒家一贯倡导的“取于民有制”原则变成行动的纲领，使广大民众拥有了基本生存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悲剧的上演。其次是对皇亲国戚多有约束，防止他们为非作歹，导致社会矛盾。同时，根据“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原则，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确保朝廷的安民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再者是健全完善科举取士制度，让有才能的寒素之士能够进入官吏队伍，扩大统治基础，使社会关系处于不断整合之中，调整社会阶层的利益，化解社会动乱的戾气，达成相对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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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既然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相对较少，那么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况也自然随之递减。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仅二十九人。这个数据本身，就有力地说明在贞观时期，社会相对动态平衡已基本达到，封建统治条件下的“和谐”理想大致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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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贞观四年”记载：“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李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这中间虽不乏封建史家的一些粉饰之辞，但所概括的“贞观之治”显著成就，还是基本可以信从的，堪称一代“治世”的形象写照。而在这煌煌治绩的背后，所蕴涵的正是追求“和谐”、实现“和谐”、维系“和谐”的治国理念与实践之时代精神。它作为“贞观之治”的核心内核，其价值、其意义乃是超越时空的，留给后人以永恒的追慕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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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用冗员、贪官换得皇权稳定——赵匡胤的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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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通过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军权等于皇权这个道理，赵匡胤本人是有亲身体验的。他知道只有不让他人染指禁脔，由自己完全掌握军队和军权，才能真正巩固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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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向宰相赵普讨教具体对策。赵普一眼看到了事情的症结所在：“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经过赵普直截了当的点拨和提醒，赵匡胤就将剥夺功臣的兵权提上了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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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年农历七月初的一天，赵匡胤召来执掌重兵的石守信、王审琦等功臣宿将饮酒叙欢。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端起酒杯说道：“我如果没有你们各位的竭力翊拥，也就不会有今天九五之尊的地位。对于你们的功德和情谊，我不会忘怀！”然后他口气一转，很巧妙地切入了正题：“可是你们不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的难处呀，不如做一个节度使快乐自在。且不瞒诸位说，自从做皇帝以来，我还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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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守信等人纷纷停杯询问：“陛下遇到什么难事睡不好觉呢？为臣是否可以分担一二？”赵匡胤平静地回答说：“其实个中缘由不难知晓。在座诸位想想看，天子这个宝座，又有谁不想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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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守信等人顿时大惊失色，赶紧跪下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有谁还敢再怀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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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接着说道：“对诸位我是完全放心的。怕就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利令智昏。一旦他们把黄袍披在你们的身上，届时形格势禁，你们想不干，行吗？”石守信等人听到这里，浑身颤抖，叩头不止：“我们都是些粗人，从来没有想到这一个层面上来。还请求陛下可怜我们，看在当年我们为陛下鞍前马后奔波效劳的份上，给我们指出一条生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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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见状，便道出自己的想法：“要想安稳太平，诸位不如把兵权移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当个大官。选择好的田地和宅第购买下来，为子孙后代立下永远不可动摇的基业。同时多多置弄一些歌伶舞女，天天饮酒作乐。到时候，我再和诸位结为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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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守信、王审琦等拜谢：“陛下为我们考虑得如此周全，真可谓生死之情，骨肉之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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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石守信等功臣宿将都纷纷上表称病，请求解除兵权引退。赵匡胤十分高兴，立即颁布诏令恩准他们的“请求”，收回他们统率指挥禁军的权力，同时赏赐给他们大量的金银财宝，安排他们做一些闲职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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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用“杯酒释兵权”从根本上结束了唐后期以来的方镇悍将“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起而弱王室”的混乱局面。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用历史上一些君主惯用的屠戮功臣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没有在解决君将矛盾时搅起政治上的大动荡，也没有使自己在历史上留下残暴不仁、刻薄寡恩等不光彩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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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政治策略的运用成功，乃是以牺牲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利益为重大代价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对功臣宿将的经济赎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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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政策的导向之下，从赵匡胤在位时开始，武将掠取土地，经营牟利，聚敛财货的风气就已经形成，并且逐渐盛行。（例如，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辇瓦木，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赵匡胤对此一般都是听之任之。他不在乎功臣贪墨，只在乎功臣进取。尽管有诸多问题，但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杯酒释兵权”算是比较温和明智的做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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