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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谡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史称其“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对他是器重有加，尽管刘备早已指出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的偏爱与私心，使得他不以刘备的提醒为意，重用马谡不避任何嫌疑：“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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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与马谡的亲密，早已超越了工作关系的范畴，而进入到了私人隐蔽的空间：“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真可谓废寝忘食、情深意密，这是一般部属无法想象、无法企求的殊遇。马谡自己也承认他与诸葛亮之间乃是亲如骨肉的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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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三国志》本传《注》引《襄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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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殊的关系，加上马谡本人的确有一定的才能，诸葛亮长期以来是将马谡当作自己事业接班人来培养的，在马谡身上寄托着诸葛亮的深切期待。而马谡在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役中建议采用“攻心”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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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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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为诸葛亮的取胜提供了最佳的方案，使诸葛亮得以顺利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消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通过这件事，诸葛亮更加欣赏马谡的才能，认定他是继承自己事业、保持荆襄势力在朝廷政治主宰地位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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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荆襄势力的圈子，诸葛亮加快了起用马谡的步伐。诸葛亮知道，要进一步提拔重用马谡，光凭马谡充任副手（参谋长）这样的资历是不够的。马谡必须有充任主官、独当一面，并在战场上立有赫赫军功的经历与成就，才可以堵塞天下悠悠之口，为马谡日后担当诸葛亮事业接班人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样的圈子意识，使得诸葛亮在任用马谡问题上犯下致命的错误。这就是在实施第一次北上祁山、进伐中原的战略时，他弃魏延、赵云等能征惯战的宿将不用，而任用马谡充任前敌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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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优秀的参谋人才，不一定是合格的主帅人选。马谡作为参谋人才，参襄军事、辅佐主将无疑是合格的，但担当一军统帅却力有不逮了。而他又偏偏遇上像张郃这样的名将，于是街亭一战下来，马谡损兵折将，丢失战略要地街亭，使蜀汉整个北伐作战陷入全线的被动，“进无所据”。诸葛亮不得已下令还军汉中，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北伐就如此以失败告终。而马谡本人也因此战役丧失了自己聪明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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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谡在街亭的败北，固然有拘泥兵法教条、不善于具体指挥作战的问题，但关键原因是诸葛亮本人在马谡的任用上没能做到“量才节任，随器付业”，把马谡放置到了他无法适应、无法践行的岗位之上。而诸葛亮如此英明的人物，却会犯这般愚蠢的错误，“授任无方”，其根源则是他脑子里的圈子意识太浓厚，私心太重，在荆襄势力集团经营上过于投入，导致迷惘糊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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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因经营荆襄势力集团小圈子而在马谡任用问题上摔了大跟头。然而后来的历史演变表明，他似乎并没有从中真正汲取必要的教训。在荆、益两大势力的平衡方面，很显然他还是依托荆襄集团而有意无意地贬抑益州集团。所以他宁愿起用凉州天水人姜维，而不愿将实权交付到有益州集团背景的人手中。应该说，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对日后蜀汉政治演变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蜀汉政权作为以荆襄人士为主体的外来政权，与当地人士的磨合协同似乎一直存在着问题。巴蜀之地的名流、官绅、豪强、士人对它的认同拥护程度很可能是有一定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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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后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诸将统兵攻蜀时，诸葛瞩（诸葛亮之子）战死绵竹。而巴蜀等当地出身的官吏（如谯周等）却积极鼓动刘禅献城投降，就多少透露出个中的端倪。道理很简单，占主导地位的荆襄集团不甘心丧失自己的权益，自然要殊死抵抗。而对长期受压，甚至多少被边缘化的益州利益集团来说，既然蜀汉政权从本质上来讲，并非自己的政权，那么对它的生死存亡也就不必过于关心，改换门庭，转由曹魏来统治未尝就是天大的灾难。因此，当兵临城下之际，举城投降未必不是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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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昏君枉死英雄——败给皇帝晕招的哥舒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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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年份。是年十一月，时任唐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撕去伪装，露出锋利的爪牙，以讨伐宰相杨国忠，“清君侧”为口号，公开扯起叛乱的旗帜。安禄山统率大军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风尘仆仆、马不停蹄从范阳南下，企图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方式袭取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东京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十二月初二，叛军风驰电掣般地攻占战略要地荥阳，兵锋直指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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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晚年暮气沉沉，在温柔之乡流连忘返，一向对安禄山宠信有加，有求必应。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这厮人面兽心，“得志便猖狂”，居然会恩将仇报，凶恶反噬。这时见局势危急，大祸临头，唐玄宗只得打起精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急急命令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左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募集兵员，迎击叛军，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渡过这场严重的统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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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常清受命抵达洛阳，十日之内总共招募了六万人，表面上数目可观，成绩不错，然而这些新军“皆白徒，未更训练”，作风散漫，武艺粗糙，仓猝上阵后，根本经不起叛军强大铁骑的勇猛冲击。封常清连战皆负，节节败退。叛军遂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乘胜从四门入城，肆意劫掠，占领了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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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常清率败军与高仙芝会合后，有鉴于“贼锋不可当”的现实，且考虑到潼关对于长安京城安全的重要性，向高仙芝建议“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为长安城筑成最后一道的防御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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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仙芝赞同这一看法，于是两人便率兵退守潼关，厉兵秣马，谨为守备。不久，叛军兵临潼关，在唐军依托关隘殊死抵抗下，“不得而去”，不得不作暂时的战术退却。潼关为重要战略要隘，形势险峻，易守难攻，素称“国之门户”。《山海关志》指出：“畿内之险，惟潼关与山海为首称。”唐军如果能守住潼关，则京师长安可确保一时无虞。可是，就在军事形势稍有缓解的情况下，唐玄宗却听信监军边令诚的谗言，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阴暗心态，以封常清“以贼摇众”，高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饷”等莫须有的罪名，滥杀了这两名久任边帅、屡立战功的大将，做出自毁长城的愚蠢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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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高两人人头落地，可是仗还得打下去，总得有人来承接他们留下的倒霉差使。很不幸，这个霉运让当时“发病在家”、处于病休将息状态的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哥舒翰给摊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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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舒翰大名鼎鼎，战功赫赫。“月黑雁飞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胡马，不敢过临洮。”这首唐诗讴歌的就是哥舒翰的英武神威。由他来与安禄山周旋，一决雌雄，本来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当时哥舒翰正身患重疾，“不能治事”。虽几经推辞，终不获唐玄宗的恩准，无可奈何，他只好强打起精神，接下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一职当然由皇室成员来领衔，外姓人再能干也没有扶正的机会，日后的郭子仪、李光弼干得最好同样只能当副元帅）的印绶，统领八万名唐军，连同高仙芝的旧部，进驻潼关，对垒安史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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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敝”，尽管是名将，但也会有弱点，哥舒翰也一样。这主要是他治军“用法严而不恤”，导致“士卒皆懈怠，无斗志”。另外，哥舒翰毕竟年事已高，更糟糕的是他有“风疾”在身，连指挥自己的手足尚且有困难，遑论处置十万火急、千头万绪的军机要务。他只能将大量事务交给德不足以服众、才不堪大任的行军司马田良丘来摆弄。这无疑是勉为其难，加上其手下骑兵主将王思礼与步军主将李承光嗑嗑碰碰，互不服气，“争长，无所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哥舒翰自然只宜固守，而不便主动进击叛军，提前展开战略决战。所以，哥舒翰到达潼关后，只是加强防守，持重待机。应该说，哥舒翰这么应对危局是基本正确的。这样可以迫使叛军前锋屯兵坚城之下，无法逾越潼关而进取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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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双方主力相持于潼关之际，河北诸郡民众愤恨于安史叛军的暴行，在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等人的带动下，纷纷自发抗击叛军。而郭子仪、李光弼也统率精锐的朔方兵出击，与河北军民相呼应、相协同，切断了叛军与范阳老巢的联系。延至次年正月，叛军前阻潼关，后绝范阳，军食不继，军心不稳。河北诸郡中归附叛军的“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叛军处境困难，进退维谷。于是安禄山迫不及待地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商议转入退却，回守范阳。很显然，这进一步充分证明了哥舒翰当时所奉行的“老虎不出洞”对策是正确的选择，体现了“因敌变化”“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高明作战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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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唐玄宗的“縻军”行动却改变了唐军相对有利的战略态势。当时，唐王朝的军事大权仍然由骄纵不法的宰相杨国忠把持。杨国忠自知多年以来作威作福，树敌甚多，而朝廷内部又悄然汹涌着对安禄山叛乱问题的追责暗潮。不少人将矛头指向杨国忠，认为安禄山反叛朝廷，是杨国忠一手导致的，甚至出现了杀杨国忠以消弥叛乱、平安天下的声浪。所以他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十分害怕手握重兵的哥舒翰回兵长安同自己作对。与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他便向唐玄宗传播虚假军情消息说，陕州地区的叛军守将“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杨国忠鼓动昏庸的唐玄宗下令让哥舒翰兵出潼关，收复陕州、洛阳。唐玄宗本人急功近利，太需要赢得一场胜利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并慰藉自己那颗苍老而又惶惧的心灵，就毫无保留地采纳了杨国忠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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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舒翰久历戎阵，作战经验丰富，深谙《孙子兵法》所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道理。所以他实难苟同这种轻举妄动的做法，立即上奏唐玄宗。他强调指出，安禄山是一只极其狡猾的老狐狸。他正制造假象，引诱我军进入圈套，是万万不可上当的：“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哥舒翰主张以时间换空间，固守待疲，伺隙破之，一举底定大局：“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也给唐玄宗上奏疏，请求“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将叛将的妻、子收为人质，然后再去招抚叛将，叛贼必定丧失斗志，缴械投降。同时建议哥舒翰统率潼关大军“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否则必然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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