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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名将郭子仪的人生成功，除了以己之“忠诚”而获皇上信任，获社会肯定之外，还借助了“自污”“自晦”的手段以全身远祸。换言之，郭子仪能够“福禄永终”，全身免祸，除了前面提到的他处处表现“效忠”皇帝的身段姿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善于“自晦”“自污”“侈穷人欲”，聚敛奢侈，纵情声色，使得皇上相信他不过是一个胸无大志、贪图享受的“赳赳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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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生活方式上，郭子仪也比与他齐名的李光弼多留了几个心眼。李光弼为人“幼不嬉弄”，廉洁自律，洁身自好，全身上下透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可郭子仪却根本不欣赏这一套。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皇上宁可功臣贪墨，不愿功臣清廉。因为前者让人安心，后者却让人揪心。所以他便顺着这只梯子朝上爬：聚敛奢侈，穷极人欲，“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仅一次宴会就耗费了三十万钱，正是典型的“朱门酒肉臭”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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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郭子仪私生活上的污点。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它正是郭子仪善于韬晦的表现。你想想，他“勋力之盛，无与伦比”，稍有疏忽，就会步韩信、彭越之类的后尘，生发功高震主的嫌隙，轻则丢了乌纱，陷身囹圄；重则丢了脑壳，株连九族。而纵情享乐，五毒俱全，则可以让皇帝高枕无忧，心情愉快。这恰恰是郭子仪参透玄机、“明哲保身”的障眼法。“文章本天成，妙手偶为之”，不是深谙为臣之道、富于政治经验者，哪里会想得到这步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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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处理与同事、部下关系方面，郭子仪也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他在治军管理上的最大特点，是“御下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唱黑脸，会做“顺水人情”，懂得“锦上添花”，对部属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威略不逮”李光弼，“而宽厚得人过之”；“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这样就使得麾下将士对其感恩戴德，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圈子：“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幕有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贵”。这种不做“难人”，善于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的本领，李光弼是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些人受到郭子仪的器重，得了郭子仪的好处，投桃报李，就很自然要替郭子仪说好话，唱顺流。而皇上呢，看见郭子仪一副窝窝囊囊、徜徉于声色犬马温柔之乡的样子，又听见有这么多的人称道郭子仪与世无争、为人随和的好处，所以就不会再猜忌他了，反而觉得留着他恰好能显示自己不杀功臣、雍容大度的皇恩浩荡。这样一来，郭子仪以“自污”求自保的意愿也就圆满地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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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像南宋名将韩世忠纵情声色，风流快活，北宋开国功臣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数万”之类，同样学的是郭子仪等以“自晦”“自污”求全身免祸的招术。如石守信的“专务聚敛”，早有史家指出此乃石守信的“自晦”之术：“论曰：然守信之货殖巨万，岂非亦因以自晦者耶”。这说法的确颇有道理。因为当时石守信虽然已经被解除了手中的兵权，但是当年威望尚在，难以完全保证不为别人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之下，石守信自毁声誉，以保生命，不失为聪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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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祸从口出，因忠罹难——岳飞的莫须有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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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岳飞，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便受到良好的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立志于“精忠报国”的崇高理想追求。在金兵南下侵略、中原生灵涂炭的动荡年代里，岳飞愤然投军从戎，忘我杀敌。他从二十岁起便奋战在抗击金兵入侵的战场上，出生入死，东征西讨，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在战争烽火的锤炼中，他逐步由一名普通士兵成为一位统兵十万、独当一面的杰出将帅，成为支撑南宋半壁江山的中流砥柱。1140年，他发出犁庭扫穴、痛饮黄龙的铮铮誓言，统率岳家军反攻中原。岳飞在作战中，因情用兵，临机制胜，灵活机动，不拘常法，“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耳，然变而不可拘者，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宋史·岳飞传》），相继取得了郾城、颍昌大捷。岳家军重创金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横扫中原，收复大片失地。岳家军打得曾嚣张一时的金兵鬼哭狼嚎、肝胆俱裂，绝望地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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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岳飞对于当时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来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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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之死是十足的冤案。他以功招祸、因忠罹难的不幸遭遇，委实让人痛心疾首，扼腕浩叹。这样的奇冤在历史上或许并不多见。因为功臣遭皇帝屠戮，问题虽主要出在皇帝的身上，但是功臣宿将自身也多少有把柄可供人家利用，如居功自傲，如骄横不法等等。而岳飞的冤案则完全不同，它纯粹是宋高宗、秦桧等人的单方面为非作歹。这种际遇恐怕只有明末袁崇焕被冤杀事件差可比拟。无怪乎后人要对岳飞寄予无限的同情，并对残害他的刽子手赵构、秦桧严加声讨、痛加鞭挞了：“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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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被冤杀的原因，一般都认为是他力主抗金、反对投降议和的立场，同顽固坚持妥协投降路线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此被赵构、秦桧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为了满足金朝方面“必杀飞，始可和”的蛮横要求，赵构、秦桧遂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屠刀砍向功业卓著、赤胆忠心的岳飞。这个说法固然很有道理，但似乎并不全面。岳飞的悲剧，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一个深层次因素，是他无意中卷入朝廷内部的复杂斗争。岳飞出于公心，仗义执言，而触犯了赵构本人的利益。赵构因此对岳飞产生猜忌、嫉恨，种下冤杀功臣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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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文徵明曾做有一首《满江红》词，对岳飞被杀的原因大胆地表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杀害岳飞的主凶是赵构，而非秦桧，“念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他指出赵构杀岳飞是为了防止北伐胜利，徽、钦两宗回朝，致使自己不能再居皇位局面的发生：“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应该说，文徵明的看法是正确的。岳飞之遭猜忌，最终沉冤风波亭，其原因之一，是他力主北伐，战胜金兵，迎接徽、钦两宗回朝。而且岳飞还在公开场合把自己的这个主张宣布出来。这不能不引起赵构的极大忌恨，非杀掉岳飞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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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自宋太祖赵匡胤利用军队发动“陈桥驿兵变”开国以来，鉴于前代功臣宿将擅权，以致江山易手的教训，一直把防范武将专权干政作为国家的既定方针。岳飞作为统帅一支雄师的方面大员，自然要成为赵构主要防范的对象。如果岳飞功劳不那么大，才干不那么高，就像刘光世、张俊等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则朝廷尚可以有几分放心。或者假如岳飞性格不那么刚直，正义感不那么强烈，对朝廷事务噤口不言，漠不关心，就像后期韩世忠那样明哲保身，得过且过，朝廷亦至少不会如此快地动杀机。然而岳飞偏偏是一个血性汉子，“做事斩钉截铁，为人光风霁月”，对自己认准正确的事情非发言不可，这就直接触犯了赵构不可明白告人的私衷，其大祸临头也就无法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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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岳飞秉公议事、仗义执言的性格是一以贯之的。早在他还是一个下级军官时，他就因这方面的原因而遭受过打击。宋高宗赵构初即位，年仅二十四岁，身为下级军官的岳飞就不顾位卑言轻之嫌而上书赵构，反对南逃，力主北上抗金。“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宋史·岳飞传》）但奏书却触怒了赵构和朝中妥协派大臣。恼怒之余，他们给岳飞扣上了“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革去了岳飞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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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岳飞秉公言事的个性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改变。遇有他认为正确的意见，他仍然要坦率表达。这样一来，赵构对他的猜忌便越来越重，悲剧的发生也就很难避免了。因为岳飞这时已不再是无足轻重的普通军官，而是手握重兵、威震天下的方面大员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触动赵构的神经，使其产生其他的联想，变得心绪不宁，寝食难安。这从专制君主一方来讲，也是正常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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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有一件事尤其让赵构大为反感，使他内心深处断定岳飞为“反侧之子”，有“不臣之心”。当时赵构因无自己的子嗣而立太祖后裔赵眘（即后来的宋孝宗）为太子。金人方面为了挑动南宋朝廷内部的矛盾，表示要送钦宗之子赵靖回临安，企图在南宋皇位继承问题上制造风波，挑拨离间，煽动不和。岳飞对赵眘的人品能力有所了解，认为他是一位合格的皇位接班人，所以主张维持赵眘的继承人地位，拒迎赵靖。为了表达自己的主张，他决定给赵构上奏章，详细阐说赵眘应继续担任储君的种种原因，提醒赵构千万不要中了金人阴险的离间之计。这时，有位名叫薛弼的大臣建议他放弃这种做法。薛弼向岳飞指出，朝廷对武将存有戒心，身为武将者应当循规蹈矩，谨守为臣的职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老实实，恭顺听命。虽说岳飞你是出于公心，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客观上却会使朝廷对你产生猜忌，所以还是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为好，要懂得“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的道理！然而岳飞认为自己完全是出于公心言事，是为朝廷的前途着想，尽忠尽职，并无不可。于是他仍坚持在上朝时提出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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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薛弼所料。当岳飞对赵构谈及拒迎赵靖、仍立赵眘为太子的意见时，赵构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他忍住怒气听完岳飞的奏章后，当即给予岳飞严重警告：“你的意见虽说是出于忠心，但武臣不得干预朝政，乃是祖宗定制，今后决不允许你再在这类问题上发表意见。”说完便拂袖离去。事后赵构又让薛弼转达他对岳飞的警告，不得妄议朝政。同时他数度派宰相赵鼎向岳飞传达类似的训诫。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宋高宗赵构对岳飞的猜忌之心急剧膨胀起来。你岳飞拥兵十万，尾大不掉，又居然违背朝廷祖制，对朝政说三道四，乱发议论，这究竟是想干什么？赵构越思忖越是觉得事情蹊跷，疑窦丛生。于是赵构就认定岳飞头上长有反骨，绝对不可信任。这样的误解日复一日地加深，到最后终于通过“和战争论”事件全面爆发出来，制造了千古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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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岳飞之死的另一层原因，是他出于公心对朝廷的具体政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无意中触犯了皇帝的大忌，使得皇帝对他加深猜疑，最终亮出屠刀，制造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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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之死的又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封建政治的扼杀人才机制。中国历史上许多功臣勋将遭诬陷，遭迫害，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即一些人品龌龊、性情邪恶的同事出于各种阴暗心理、卑劣动机，秉承专制君主的旨意，在那里兴风作浪，借刀杀人。他们或捕风捉影，制造事端；或栽赃诬陷，挑拨离间；或血口喷人，狠使绊子；或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总之，是无所不用其极，其狠毒令人发指，其肮脏让人作呕。岳飞的同僚张俊将军，就是这类跳梁小丑中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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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张俊，我们不得不先从岳飞坟前的四座铁铸跪像说起。游览过杭州的人，恐怕都多少知道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岳武穆庙里，爱国将领岳飞坟前铸有四座跪着的铁像，供万人唾骂、古今诅咒。这四座跪像的主人公就是残害岳飞的元凶。他们因自己的无耻凶残而遭到自宋以来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唾弃，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见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公道自在人心，英雄为人所缅怀，而奸佞则为人所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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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座跪像中，秦桧是残杀岳飞的主谋之一。秦桧之妻心肠歹毒不亚其夫。正是她一句“放虎容易缚虎难”，促使秦桧最终下定决心向岳飞开刀。万俟是岳飞冤案的直接“主审官”，为虎作伥，在残害岳飞一案中赤膊上阵，充当急先锋，罪不可恕。他们三人受声讨、遭唾骂是很自然的。可是，第四座跪像的主人公则教人产生另外的感觉，既蔑视憎恨又惋惜遗憾：原本是人为何甘愿做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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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名声显赫，地位尊崇，也曾立过战功的大将张俊。张俊长年在军中服务，也在抗金军事活动中跃马横戈，没有功劳有苦劳，一步步成为了统兵数万、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与韩世忠、刘光世、岳飞一起并称为南宋初年“中兴四大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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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位南宋朝廷的“功臣”张俊将军，却丝毫不念与岳飞的袍泽之谊，丧尽天良，在陷害、残杀岳飞的丑恶事件中，充当打手，助纣为虐，以致身败名裂，被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受后人唾骂抨击，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真可谓“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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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实记载来看，张俊在岳飞冤狱中的确扮演了一个极其不光彩、令人作呕的角色。是他秉承赵构、秦桧的旨意，有意自解兵权，出任虚职枢密使，从而以“旅进旅退”的政治姿态，胁迫岳飞解除兵权，出任无实权的枢密副使，使其“痛饮黄龙”、收复中原的凌云壮志付诸东流；是他编造了岳飞在淮西战役中违抗圣旨、逗留不进的弥天大谎，使赵构、秦桧找到借口，罢免了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是他处心积虑要把岳家军彻底摧毁，要置岳飞于死地，而暗中在岳飞的部将中物色能告发岳飞的奸人，抬出贪昧良心、认贼作父的副统制王俊、都统制王贵充当首告，帮助其炮制《告首状》，诬告岳飞最倚重的部将张宪要领兵到襄阳谋反，并把岳飞牵涉其中；也是他故意昧着良心判定王俊《告首状》中所述一切属实，亲自冲到前台，赤膊上阵“亲行鞠炼”，逼张宪自诬“欲劫诸军为乱”，并亲自伪造所谓的张宪“口供”，将张宪、岳云一同押解到杭州的大理寺狱中，接着又向岳飞本人伸出魔掌，将捏造的案情上达“天听”，终于酿成惨绝人寰的冤狱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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