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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道”为主宰和天下万物所生本源的宇宙生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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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道德经》全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德经》认为，道是一种非常虚无飘渺、玄妙的东西。“道”先于物质存在而又凌驾于物质之上。它既是产生孕育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又是制约规定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总规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它是永恒的（时间），无限的（空间），不可言说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章）这个“道”，大到充斥整个宇宙，小到存在于每一粒尘埃之中，自然界的沧海桑田嬗变，国家社会的治乱兴衰交替，个体生命的生老病死转化，无一不是它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自然而然，不留下任何痕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十章）“道”的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人类社会活动不过是“道”的外延与衍化。总之，“道”是总源头，是总规律，是普遍存在的自然状态。这样，就为老子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策略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哲学上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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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概念的提出，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如果说，儒家“仁学”的构建，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人的发现”；法家“法术势”理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政治术的成熟”；那么，“道”的理论的形成，则不仅宣告了道家学派的面世，而且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哲学突破时代的开始”。它使得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主宰“天”“上帝”失去了权威，黯淡了光环，让位给了抽象的哲学思辨，交权给了“自然规律”，从而为中国理性精神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其价值与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巨大的，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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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循环往复的朴素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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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令人关注的价值，在于其全书之中蕴含有极其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在老子看来，所有的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都是对立统一的，没有长就没有短，没有高就没有下，没有难就没有易。只有难的存在，才能看到易的可贵，只有长的存在，才能看到短的特征。矛盾的双方都以对立面的存在并发生作用为前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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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认为，这种对立统一，表现为事物的相互依存与相生相克，并决定着事物双方各自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发展，“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动”（四十章）。因此，事物都有随时改变性质的契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事物内部的平衡、事物之间的平衡，都是暂时的，都可能随时被打破，事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定会走向反面，所谓量变到质变。“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二十三章）。在老子看来，这乃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属性。它反映在社会人事活动中也复如此，即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三十章）。所以要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六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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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道德经》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不彻底。它将事物的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是同一层次上的循环往复，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片面地强调柔弱无为、虚静卑下的一面对于事物转化的决定性意义。这就带有形而上学的意味了，从而压抑了其辩证法的旺盛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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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知雄守雌，以退为进，无为而无不为，柔弱胜刚强的策略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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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对社会现实十分不满，认为那些当道执政者品质低下，劣行累累，是政治黑暗、社会动乱的根源所在：“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五十三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七十五章）。所谓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都是人心浇漓、世风日下、恶行充斥的产物，“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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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付这样的局面，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黑暗中生存下去，争取主动，老子提出了知白守黑、以柔克刚的策略方针。换言之，贵柔守雌、后发制人、柔弱胜刚强是《道德经》有关对待事物、赢得人生角逐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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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老子的理解，“弱者，道之用”（四十章），处于柔弱卑下地位的一方，其实往往拥有最为强大的力量。他曾以水为喻来说明这一层道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与之相反，一切表面上刚强的东西实际上都蕴育着衰败死亡的契机。即所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七十六章）。老子认为，“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意思是你越不争，你得到的东西就越多，就是要以退为进，要欲擒故纵。总之，“物壮则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乃是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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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认识，《道德经》主张贵柔、守雌，强调“进道若退”（四十一章）；“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三十八章）。提倡以退为进，反对刚强和进取，并且把它引申为制定参与一切社会活动基本策略的出发点，以达到以弱胜强、以屈求伸的目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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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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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普遍持历史退化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不断退步的过程。老子指出，社会“文明”每发展一步，社会状况就每糟糕一层，而治国之术也就随之倒退一大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庄子也强调，人类社会是越演变越糟糕，从原始混沌状态的“至德之世”一路下滑，逐渐进入“浇淳散朴”“天下大骇”的昏乱黑暗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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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对社会现实持否定批判的态度，认为导致社会动乱的原因在于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物欲太强，好事有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十二章）；“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七十五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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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道德经》主张坚决摈弃社会文明成果，实行无为之政，“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以不争的手段与途径，达到“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目的：“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指出如能这样坚持贯彻下去，就可以进入“无为”政治的美妙境界：“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十九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三章）；即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五十八章）。在这样的“至德之性”里，人们生活中不再掺杂任何功利目的，而只是享受自然生命本身的快乐，高高兴兴地品尝食物，腆着肚子四处游荡，“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庄子·马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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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道德经》通篇主张“愚民”，强调指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六十五章）。要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驯服恭顺，听凭统治者的驱使。老子认为这是无为而治的主要途径，也是天下得以“大治”的具体标志：“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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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自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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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自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大自然，当然，自然更不是具体的事物。在老子看来，所谓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状态。你就依从它去生活，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事物各有自己的本性。你不要强迫去改变它，改造它。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你也不要强求给人家整齐划一，也不要以你自己的方式来改变别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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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主张不要刻意地表现怜悯爱惜，鼓吹仁义道德。因为天地一旦有仁义之心，就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去办事，圣人也会以仁义道德的标准去强迫大家去做事。老子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的。表面上野兽吃草，人吃动物的肉是很残忍，但是它确实反映了一种自然的本性，是大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生物链。你要打破这个生物链，你要打破这个平衡，就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人孝敬父母、关怀下一代是人的本性，你用不着用这种孝、慈去重新搞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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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强调：生活应该是返璞归真。他强调以自然界的规律去对待它，在平常的生活中要以平常心去对待。他强调“甘其食、美其服”。不要强求意志的改变，这是老子的自然主义精神。这种东西贯彻在老子的思想，就是尊重自然，按照事物本来的运行规律来办事，既不有为，又要用无为的手段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更加不要妄为，因为有为有时候会妄为，有时候会乱来。一切都要做到因势利导，一切都要符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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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主张对任何事情都持独立思辨的态度，持批判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很重要，人云亦云很糟糕。如果没有这一点，这个社会不会发展，只会原地踏步。老子对事物用自己的眼光看，你可以说他看得不对，但是你不能批判他独到的眼光。老子最恨的就是无为的对立面有为，因为有为往往会导致妄为，妄为就是胡作非为的乱来。人们最害怕就是道德虚伪，这一点老子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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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和庄子不同，老子很多思想是关于治国的。他主张治理。他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就是治大国就像煎鱼一样，鱼是要吃的，也就是国家是要治理的，但是要讲究技巧，也不能说把鱼放进去之后随便地翻，把鱼都翻烂了，所以要小心翼翼，尽量不要干涉它，让它自己熟。所以老子最讨厌社会上那些漂亮的名词和说法。他主要的对手是儒家。儒家主要讲礼义，老子对礼评价最低。他说礼是忠信之薄乱之首也，说这个社会既不忠，又不讲诚信是动乱的根源。你越强调规章制度、越说和睦诚信的时候，往往是这个社会最不讲规章制度、最不和睦诚信的时候。所以他指出老百姓难管理是上面导致的，上面的人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个主张、后天一个法律，弄得大家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他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法律越来越多，道德反而就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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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废，有仁义”，破坏了自然，才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比如说母子、父子、兄弟大家不和睦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提倡孝道、提倡尊老爱幼，然后“国家昏乱有忠臣”，国家快要垮台的时候社会才会出忠臣。岳飞出现的那个时候，正是赵构这样的投降派和秦桧那样的恶人当道。在唐太宗贞观之治这样的时期，就不会出现岳飞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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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得很深刻：一个社会越是提倡什么，或者说越是宣传什么的时候，正好说明这个社会最缺乏的就是这个东西。这是老子独到的见解。他讲了“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方无隅，大器晚成”，意思是真正的大象是没有影子的象，无边的象。我想老子对社会的质疑、批判是非常有力的。显而易见，老子的批判精神值得重视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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