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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和庄子不同，老子很多思想是关于治国的。他主张治理。他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就是治大国就像煎鱼一样，鱼是要吃的，也就是国家是要治理的，但是要讲究技巧，也不能说把鱼放进去之后随便地翻，把鱼都翻烂了，所以要小心翼翼，尽量不要干涉它，让它自己熟。所以老子最讨厌社会上那些漂亮的名词和说法。他主要的对手是儒家。儒家主要讲礼义，老子对礼评价最低。他说礼是忠信之薄乱之首也，说这个社会既不忠，又不讲诚信是动乱的根源。你越强调规章制度、越说和睦诚信的时候，往往是这个社会最不讲规章制度、最不和睦诚信的时候。所以他指出老百姓难管理是上面导致的，上面的人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个主张、后天一个法律，弄得大家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他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法律越来越多，道德反而就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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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废，有仁义”，破坏了自然，才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比如说母子、父子、兄弟大家不和睦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提倡孝道、提倡尊老爱幼，然后“国家昏乱有忠臣”，国家快要垮台的时候社会才会出忠臣。岳飞出现的那个时候，正是赵构这样的投降派和秦桧那样的恶人当道。在唐太宗贞观之治这样的时期，就不会出现岳飞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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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得很深刻：一个社会越是提倡什么，或者说越是宣传什么的时候，正好说明这个社会最缺乏的就是这个东西。这是老子独到的见解。他讲了“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方无隅，大器晚成”，意思是真正的大象是没有影子的象，无边的象。我想老子对社会的质疑、批判是非常有力的。显而易见，老子的批判精神值得重视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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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经》的确是典型的人君南面之术，是“自然”外衣包装之下的政治学著作。在这里，“无为”并不是终极目标，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手段，其目的是全有。这就是《道德经》津津乐道的“无为而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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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道德经》一书古往今来享有崇高的声誉，深受人们的膜拜与喜爱是绝非偶然的。它关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成败存亡祸福”现象的哲学概括和理论总结，在古代思维理性演进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伟大意义：它提出了“道”这一哲学范畴，将“道”视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这是对商周以来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的天命神学思想的极大冲击。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运动发展的某些本质属性。这在思想认识史上不啻为一次革命性的飞跃。其“无为而无不为”“清静虚无”“贵柔守雌”的策略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人们参与社会竞争，尤其是弱小的一方转弱为强、争取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其社会政治学说则反映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是对物欲横流之下精神蜕变现象的清醒反思，而且具有相当的人民性，体现了一定的人文关怀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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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特别关注的是，《道德经》称得上为一篇雅致、深沉、隽永的哲理散文诗。其许多格言，早已不胫而走，脍炙人口，成为人生修养、品德教育、为政治国的有益启迪。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损有余以补不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等等，今天读来，仍是那么的亲切，震撼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催促人的前行。由此可见，《道德经》除了具有重大的哲学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它拥有无穷的人文魅力。在现代社会充斥喧嚣骚动、横溢功利欲望的背景下，人们盼望着能够追寻到一个使心灵得以宁静的港湾，让内心真正可以松弛与自由，找回人的本色与尊严。而《道德经》恰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这种愿望，给人们送上一份精神上的慰藉，在建设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发挥特殊的作用。理由很简单，现在中国人，从很小开始就是争取上好的幼儿园，然后竞争进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一直到重点大学；到了大学之后又要为找工作、以后到海外发展寻找出路打基础，所以又去考英语四级、六级，还要考计算机等等。“本子”越多越好。所以整天精神这根弦绷得非常的紧，整天都在为名利奋斗。社会是要有欲望，有欲望、有动力社会才会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紧张，太累了。大家想松弛，那松弛到哪里去找？一方面可能看动漫可以、听流行歌曲也可以。但是有的人就喜欢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里面最能够起到这方面作用的就是道家的东西。道家特别是道家的祖师爷老子的那些学说，实际上就是人们心灵的港湾、精神上的慰藉。大家都想寻找避风港，所以这个时候从老子那里可以得到很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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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说老子本身的语言，就是我们现在许多流传的话，实际上跟老子的那种学术精神是一致的。比如说：“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们也可以看到，地摊上、文物店里面最畅销的墨宝往往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还有就是“吃亏是福”。这些东西实际上和老子的哲学、道家的人生观、价值观非常吻合。所以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文化的根底全在于道教。”他还说过：“懂得了道家，就懂得了中国的大半。”他这个观点是不是能够完全成立，这还有待讨论。但是确实说出了一方面的真理。大家都要在文化里面找，道家确实是最合适的对象。中国的文化非常丰富，诸子百家都有它的长处。比如说儒家、法家都有长处。但是相比而言，儒家显得太迂腐，有时候太虚伪，有些话说得好听，但实际上挂的是羊头，卖的是狗肉。所以司马迁讲，“迂远而阔于事情”。法家很管用，如商鞅变法，最后统一了六国。但是法家太残忍、太刻薄、六亲不认，所以这个东西也不是缓解人紧张情绪的东西。墨家好不好？墨家非常好，不过我觉得太天真，墨家有时候像一首歌唱的一样，《让世界充满爱》。哪里有这么天真浪漫的事情？实际上人人都有算计之心，哪里做得到“兼相爱，交相利”？兵家也是很管用的学问，但是我个人认为，它太阴损，你看，不是“瞒天过海”就是“借刀杀人”，要么就是“趁火打劫”。如果完全推广开来的话，那就是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好。大家都用《孙子兵法》，结果是人人都变成小人了。道家主张人和自然和谐，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又提倡人身心的和谐，是一方良药。在社会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无法依靠别人，谁也不能救我们，只有自己能够救自己。这时候最好的东西就是道家。而讲道家则必须回归它的老祖宗老子。我们认为，这才是使《道德经》走近大众、永葆青春的缘由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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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庄子为何选择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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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而言，庄子永远是他们精神追求上遥不可及的巅峰。这种巅峰的文化意义，在于“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进入“坐忘”境界的庄子，是世俗完全摆脱、心灵彻底自由的一个象征。所以，庄子作为一种文化“图腾”，始终为古往今来的读书人所仰慕，所效仿。在他们看来，庄子那种既不“入世”，又不“避世”，姑且“游世”的人生哲学（“不敖睨万物，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乃是“十有九人堪白眼”处境中的自己最好的精神慰藉。区别仅仅在于有的人是出乎本性主动朝着这方面努力，如“浑身上下静穆”的陶渊明；有的人则是在人生道路上摔了跟头之后再回过头来寻觅庄子这个精神港湾，如李太白、苏东坡。不过，殊途而同归，这恐怕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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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庄子是人不是神，他的德行、他的修为也并非一朝一夕精进到这样的地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即便是天才，他离开娘肚子的第一声哭，也同平常的婴儿一样，而决不可能是一首美妙的诗或者是一曲动听的歌。依我看，庄子能够参悟天地的奥秘，省识人生的玄机，恐怕依赖于他自己仕途上挫折所提供的特殊契机。换句话讲，庄子与官场的种种瓜葛，恰好使得他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从而真正超越了世态常情的羁绊，走向了“一是非而齐生死”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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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读书人的千般苦闷、万种烦恼，都出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社会世态。作为“毛”，管你是白毛黑毛、粗毛细毛，还是软毛硬毛、长毛短毛，都得依附在特定的社会体制这张“皮”上。而毛的意义、毛的作用，按传统的认知理念，则又在于能否当官，进入主流圈，拥有话语权，而不被边缘化。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云云，其实就是指读书人能把自己的知识、智能、能力开出一个好价格，兜售给帝王家，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当然这只是在“吾皇圣明”的盛世时代），换取一顶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官帽戴戴。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达则兼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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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地往仕途上挤，挤得龇牙咧嘴，碰得头破血流。即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乐观其成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理想场面。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能标榜什么“精神自由”，侈谈什么“人格独立”。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你既然仰人鼻息，暂时当稳了奴才，有了“扯淡”“帮闲”甚至于“帮忙”的机会，那自然只能是以人家的意志为意志，出主入奴，亦步亦趋。做得好一点的，争取当一个良知未泯的“清官”。定力不足的，则不免乎“为虎作伥”，祸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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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人与官场关系的深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自然本色还能保持几许，他的心灵自由还能留存多少。庄子、陶渊明等人与官场瓜葛比较少。他们的精神自由空间便相对宽阔一些，可以大白天睡懒觉，做梦变蝴蝶，“鼓盆而歌”；可以吟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诗句，可以“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王摩诘、李太白、苏东坡等人曾一度比较热衷官帽，老是幻想着“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角色，殷切期待着“天上掉馅饼”一类好事的发生，以便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因此，他们的心灵便难免要多受一些折磨，患得患失、自寻烦恼，“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了。至于韩愈、柳宗元、司马光、王安石、曾国藩之流，亦官亦学，一副“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的腔调，尽让人看了恶心，则更是自桧以下，不足具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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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走运，我觉得正在于他仕途上的坎坷，因此而避免了“失足”的尴尬，摆脱了“沉沦”的危险。不管是出于养家糊口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的考虑，庄子他一开始也不怎么清高，不怎么潇洒，也曾涉足于仕途，在宋国蒙地当过一阵子“漆园吏”。这个管理漆园的官职，至多相当于今天小小的科长，不入流，没有品，收入不会太多，操心的事情不少，典型的责任不轻，辛苦多多，一年到头要为漆园的经营忙前忙后，日晒雨淋，夏天在毒日底下烤得全身脱皮，冬季在寒风之中冻得手脚裂口，既没有了读书抚琴的时间，又丧失了吟诗作画的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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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漆在当时属于国家战略物资，修缮宫殿需要它，制作武器需要它，老百姓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它。所以国家对它的产出与质量加以关注和重视乃是事所必然，理有固宜。这意味着上级官员将会不时地莅临漆园，考察监督生产的进度，考核审计工作的实绩。不过如此一来，庄子便更是倒其大霉了：不得不劳心费神、加班加点整理汇报材料，编造各种数据，填写各种报表；不得不低眉顺眼、低头哈腰、迎往送来、陪宴敬酒。在酒席间不断经历从“豪言壮语”到“花言巧语”，止于“不言不语”（完全醉倒，钻到桌子底下，不能吭声的最高酗酒境界）的游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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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日子，就像《聊斋志异》的《促织》篇中那位可怜的小吏成名那样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如何让生性自由的庄子能够忍受？陶渊明好歹还是个县令，正儿八经的“正处级”。可他尚且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回乡下老家种瓜栽豆，过自食其力的生活，“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庄子他的“漆园吏”官衔比起县令来，又低了不知多少级，当然更不愿为“五升米”折腰了。于是乎他的选择也就只有一个：趁早辞官，去做“涸辙之鱼”，到烂泥沟里自由自在去摇曳自己的尾巴，“无己”“无名”“无功”“无待”。可见，庄子不愿当官，最初的动因，恐怕是嫌官职太小，只有办事的辛苦，没有吆喝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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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问题又来了。庄子嫌漆园吏官小位卑，有苦劳没功劳，所以撂挑子不干，似乎说得通。可是当楚国国君路远迢迢派遣专使恭请庄子去当宰相，庄子还是不干，这又是什么道理？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而名尊，职重而权大，应该是读书人所追求的最显赫、最荣耀的仕途顶点。可是庄子居然不识抬举，表示只做烂泥塘里翻跟斗的小乌龟，不做那庙堂里面供瞻仰的大乌龟。他三言两语谢绝了楚王的一番盛情，让楚王的专使（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长或人事局长）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简直是犯迷糊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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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样看庄子才是蠢。庄子本人可一点也不傻，倒是绝顶的聪明。在他看来，宰相这个官职太大太高了。就像《荀子·王霸》所称，宰相拥有“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的大权。一旦爬上这个位置，地位自然是高了，俸禄自然是多了，威风自然是有了，享受自然也是少不了了。有金银源源不断送上门，有美女纷至沓来偎上身，荣华富贵如春风、似秋雨，挡也挡不住。可是常言说得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人出于众，毁必随之，在拥有巨大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更得面临巨大的危险。在君主独裁专制体制之下，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还不是让老虎一口吃了！范睢当年身为宰相，受秦昭王重视。连白起这样的功臣宿将，也是范睢用几句话便打发他送了命。可是到头来，邯郸一战打得窝窝囊囊，范睢自己的小命也莫名其妙给赔了进去。礼聘庄子的楚国，情况更是糟糕，做宰相的，下场大多不是太妙：春秋时，城濮之战失利败北，令尹（也就是宰相）子玉只好引刀自我了断，让对手晋文公乐得心花怒放，连声叫好：“莫余毒也！莫余毒也！”战国时吴起当宰相，辅佐楚悼王辛辛苦苦搞改革，使楚国面貌大变，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中的龙头老大。可结果吴起让恩将仇报的楚国贵族大佬扣上“谋叛”的帽子，不由分说用乱箭射死。这说明官大有官大的难处，尤其是像宰相这样的特大号高官，完全不是聪明人该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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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他学富五车，知古识今，曾说过：“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所载；祸重乎地，莫之所避”（《庄子·人间世》）。可知庄子本人对自己险恶的生存环境早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自然懂得这层道理，哪里肯拿自己的生命去和功名利禄开玩笑，当然不会接楚王送来的宰相委任状。由此可见，庄子不愿当官，有时又是因为嫌官职太大，虽有当官的神气、威风，但当官的危机更多。作为明白人，这种致命的游戏唯恐避之不及，又怎么会掺和进去，同豺狼虎豹一起玩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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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官不屑干，大官又不愿干。那么，庄子难道真的对当官持深恶痛绝的态度吗？我看其实也不见得。庄子成为大思想家后这方面的心态我不敢妄加揣度，但是其早年恐怕是不会彻底拒绝当官的诱惑。否则，我们便不能解释他为何连漆园吏这样的芝麻官也一度做得。按我个人的揣测，庄子内心也许真正想做的官是既不太大，又不太小的中等官。这种中等官一方面无需承担过重过大的责任，不必一天到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似的侍侯身边的国君，以至于稍不留意，颈上的人头莫名其妙地搬了家。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的地位，一定的权力，一定的威风，有下属可供驱使，有油水可捞，没有太大的风险，不必像最基层小吏那样忙得头昏脑涨，手足胼胝。庄子自己曾说过，做人要把捏分寸、恰到好处，应该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恐怕也可以理解为他在做官问题上的夫子自道：即做官也应该处于材与不材、不大不小之间。而历史也证明了庄子的远见：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东坡的《前赤壁赋》等永垂不朽的篇章，岂不都是在他们当太守、团练使这类中不溜儿官员时写成的吗？！可见，对读书人来讲，当不大不小的中官，恐怕是“入世”与“出世”两不相误的较好途径，也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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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子身上，这种材与不材、不大不小的中官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所以到后来他也就干脆完全杜绝了仕进的念头，“终身不仕，以快吾意”，以“游世”的立场与态度打发自己的生命，“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在绝对自由的精神王国中驰骋自己的天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就中国历史而言，或许是一件天大的幸事：少了一个普普通通、庸庸碌碌的官僚，而多了一位傲视千古、伟大不朽的思想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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