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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学的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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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怎样认识“国学”的价值。就是要回归国学的本相，真正做到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能够发微索隐、提玄钩要。这个是学术本身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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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我们的现实需要，怎么来认识国学的价值。提倡国学以后，我最害怕的现实是什么？许多人的孩子，像六七岁的孩子，英语也不学了，数理化也不学了，都戴瓜皮帽，穿小马褂，在念《弟子规》《三字经》。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国学里面有很多东西也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比如二十四孝里面的东西都合理和优秀吗？譬如《神童诗》第一段诗句，其思想意识也是大有问题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功利思想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要有所鉴别，如果不好的东西都沉渣泛起、死灰复燃的话，那是封建意识形态的重新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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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应该怎样来展望国学的未来？今天的国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国学是变化的。或者说，过去肯定的东西，到了今天，可能跟我们社会的需要有差异。比方说《孙子兵法》里面有句话很有名——不战而屈人之兵，现在大家特别喜欢用这句话。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在《孙子兵法》的体系里面是比较边缘和不重要的部分。但今天情况不一样，今天是以和平发展为时代主流的21世纪。中国不能把《孙子兵法》中的兵以诈立、兵者诡道、兵不厌诈这套东西特别宣扬。这个跟我们倡导的和平主流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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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学的价值，我认为是中性的。我认为任何好的经典和文化，它的价值没有什么一定的好，没有什么一定的坏。你说《孙子兵法》好不好？当然好，《孙子兵法》对付谁好？对付敌人最好。兵法首先是战场上对付敌人之法，这个它是道德的。我认为有些话我们要重新认识。有人说要在今天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个人认为，这是根本不成立的。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没有精华，也没有糟粕。既是精华，又是糟粕，从这个角度看是精华，换个角度看就是糟粕。今天是精华的东西，明天就有可能是糟粕。《孙子兵法》如果是用来对付敌人，怎么使用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你用《孙子兵法》来对付你的同僚、你的合作伙伴、你的妻子或者丈夫的话，那就会很恐怖，道德就会没有底线，游戏就会没有规则，整个文明就陷入一片混乱。所以你说《孙子兵法》是好还是不好，是看你对付谁，出于什么动机？抱着什么动机去学它。好人学了就可以事半功倍，坏人学了那是为虎作伥。所以，国学的价值判断根本不能绝对一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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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国学的未来，我觉得国学真正的未来在于拥抱我们的社会，拥抱我们的世界，在于把古代和当今、文本和生活、我们的良知和它的功能真正沟通起来。也就是说，像我这样学过《孙子兵法》的人，倘若学到的都是兵以诈立、兵者诡道，那就很恐怖。所以，我还要学点道家的豁达，佛家的随缘，接受儒家的底线，真正做到兼容并蓄、兵儒合流，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学识综合的人，才能仰不怍天，俯不愧地。也就是说，只有一方面立足于传承既往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超越与更新既往的文化，这样我们做人才会有希望，我们所珍爱的国学才会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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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礼乐文明的传统影响和现实意义——门外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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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公旦制礼作乐，肇基西周煌煌“礼乐文明”之后，中国遂以“礼仪之邦”的形象屹立于天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呈示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魅力，引领风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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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礼乐文明”对中国历史与政治发展的意义如此重大，影响这般深远，所以，历代人们对“礼”的起源、内涵、性质、价值的讨论与阐释，可谓是连篇累牍，不可胜数。称之为叠床架屋、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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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礼”最显著的特征也许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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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悠久性。“礼”作为系统完备的“礼制文化”与“礼乐文明”，也许出现在国家机器正式建立之后，最为典型的，自然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制礼作乐”。但是，“礼”的萌芽则源自于原始社会晚期。据业师杨向奎先生研究，“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内部之物物交易，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即原始之“礼”的孑遗（参见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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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包罗性。在前帝国时代，“礼”是制度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综合载体，涉及制度建设、道德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以典型的“周礼”而言，“礼”就有五大类，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举凡朝觐、盟会、祭祀、丧葬、军礼、聘问、宾客、学校、婚嫁、冠笲等等，无不都有详尽具体的“礼制”规定。如“军礼”，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后发表的高论，“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行”等等，均属于“军礼”所要求做到的准则。《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军礼司马法155篇”，可见其之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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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继承性。“礼制文化”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漫长悠久的发展过程，每一个时代的“礼”，在体现其时代主题的同时，都有对前代之“礼”的借鉴与继承，有所凭藉、有所扬弃、有所发展。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从这个意义上讲，“礼制文化”就是一个层叠累积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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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等级性。“礼”的基本功能，在于建构社会的秩序，维系社会的稳定。其宗旨是为了确立尊卑有序、贵贱有等、内外有分、亲疏有别的社会超稳定系统。因此，表征社会成员的等级差别、尊卑贵贱，也就成了“礼制文化”的根本属性，所谓“礼者，分也”。而这种区隔、这种分异，则通常是通过名物度数“礼物”和揖让周旋“礼仪”得以反映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印证。这正如荀子等人所强调的那样：“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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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重要性。“礼”在国家治理、人伦关系维持方面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此均有充分的阐述，打开典籍，这方面的言论比比皆是，可以信手拈来。这在《左传》中，是“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在《论语》中，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荀子》那里，是“礼起于何也？有欲有求，有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故制礼义以分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贾谊《新书》，亦设《礼》篇，将先秦儒家的“礼”论归结在一起加以集中阐明。既然“礼”为“国之干也”，那么，它的重要性受到这般推崇也是非常正常与合理的。“礼者，履也”，人们得遵循奉行，不能违背造次，属于必有之义。所谓没有规矩，则不能成方圆。荀子声称“礼”为“治辨之极”“功名之总”“威行之道”，这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道德伦理与政治管理之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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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对称性。先秦时期的“礼”，虽然有强烈的等级区分色彩，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的“礼”有着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礼”的确立与施行，有对象关系上的严格对称性。任何人在“礼”这个大框架中既享受一定的权利，同时也承担一定的义务。如在君臣关系上，君与臣互为对称，不可偏废。孔子云：“君使臣以义，臣事君以忠。”而孟子更强化了这种对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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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子孝固然必须，但父慈同样应该；臣忠俨然合理，君义亦理所当然。无此即无彼。这种对称性，其实是“礼”蕴涵有一定人文精神的曲折反映，“礼”的构建与施行，必须建立在循常理、合人情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乖离大道，背悖自然。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也”，讲的就是孔子真正懂得天意人情，能够体谅常理，与时俱进，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所谓“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泰山不却微壤，故能成其高”，避免了陷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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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世的陋儒、腐儒片面地强调“礼”的等级性，将它绝对化，而忽略了“礼”的对称性这个重要特征。他们一味鼓吹“尽天理，灭人欲”“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混账观点，遂使“礼”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礼”的对称性销声匿迹，以至于造成“礼教杀人”的局面。这显然是对“礼”的精神实质的曲解与反动，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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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礼”的发展性。“礼乐文明”既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更有历史的发展性。它在夏商周三代，可以称得上是维系家天下政治社会秩序的主要统治工具，兼具政刑法度、道德规范、行为规范等多重社会功能，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整合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自春秋起，尤其是到战国，典型的“礼乐文化”随着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型而面临着重大挑战，遭到严重冲击。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随着帝国政治的发生并确立，官僚体制取代宗法分封的逐渐完成，政治法度与“礼”的界限也有了较为分明的区隔。“礼”逐步演化为新型意义上的“礼义”“礼节”，成为传统社会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这是“礼”在自己发展史上一个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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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展，也是“礼”的升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的这个载体犹在，但是新的因素的进入，使之完成了具有革命性的改造。在“礼”的躯壳中，新的内涵得以不断注入。旧瓶装新酒，“礼”被赋予了时代新的精神。形式还是重要的，还是需要有的，正如孔子所言：“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更有意义的是，“仁”注入了“礼”的躯壳之中，使“礼”拥有了新的生机。所谓“人而不仁，于礼何？人而不仁，于乐何？”“礼乎？礼乎？钟鼓云乎哉？礼乎？礼乎？玉帛云乎哉？”从根本上来讲，礼的精神不附丽于形式，而蕴涵于实质。也就是说，内容要高于形式，实质要重于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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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互补性。“礼乐文明”，核心内涵是“礼治文化”，“礼”是主体，“礼”为根本。但是，在肯定和强调这一点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乐”在这个文化结构中所占有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礼”与“乐”是浑然一体、不可须臾分离的，它们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具有极大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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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互补性，体现为“礼”与“乐”两者功能差异与作用不同，“礼为分，乐为和”；“乐合同，礼别异”。“礼”的功用在于分别和区隔，而“乐”的功用在于融合和混同。“礼”强调的是等级森严、上下有序，而“乐”追求的是物我一致，诸生平等。“礼”体现的是敬畏肃然，“乐”呈示的是亲爱和谐。这就是《礼记·乐记》中所指出的那样，“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而正是因为有这种互补性的存在，才能克服“礼”与“乐”各自的弱点，就如《礼记·经解》所说的那样，“乐之失，奢……礼之失，烦”，防止因过度强调某一点而导致弊端的发生，所谓“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从而使“礼乐文明”的精神实质得以真正的坚持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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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意识来审视传统的“礼乐文明”，我个人认为：有几点或许应该成为比较普遍的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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