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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礼乐文明”在中华民族成长壮大过程中，毫无疑问，曾起到过凝聚人心、稳固秩序、和谐社会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极高明而道中庸”，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中，是以“礼乐文化及其精神”为重要构成的。于是遂有以“汉官威仪”“礼仪之邦”为中华文明的显著象征。而“泱泱大国”的风采，说到底，就是“彬彬有礼”，让人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德治”与“礼治”是一物而两名。“礼治”是就形式而言，“德治”是就内涵而言，两者是辩证而有机的统一。而这一点，早在《诗经》中即已发轫：“抑抑威仪，维德之隅”“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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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旗帜鲜明地承认“礼制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不必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更不宜强词夺理，文过饰非！“礼制文化”的不少内容，如一味强调尊卑贵贱，以维系等级差异为中心的伦理纲常为嚆矢，固然值得批评与反思，而“礼制文化”所呈现的外在形式，同样也令人困扰和嫌恶。那种繁文缛节，那种烦琐细苛，让许多人不胜其烦，敬而远之。当年墨子之所以炒儒家先生的鱿鱼，另起炉灶，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不了“礼制文化”的繁文缛节：“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礼而用夏政。”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评论十分到位。儒家“博而寡要”，问题就出在儒家过分地拘束于“礼”，结果弄得自己捉襟见肘，疲于奔命：“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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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琐碎繁杂还只能算是小事。最为糟糕的是，在它的眩目光环之下，经常会衍生出令人作呕的“虚伪”，“播下的是龙种，可收获的却是跳蚤”。这一点，早在先秦时代，睿哲如老子、庄子等人即有一针见血的批判。老子言：“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而庄子更说得决绝：“蹩蹩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矍漫为乐，擿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在他们的眼中，“礼”是对自然规律的反动，对本色人性的扭曲，它造成最大的虚伪，导致人性的异化，是天下祸乱的总源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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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见解，或许不无偏激，但是应该承认其不无一定的道理。在历史上，强调“礼乐”，鼓吹“礼治”，似乎从来就是冠冕堂皇的旗号，但是，事实上，这不过是专制统治的遮羞布而已。“礼乐”至上，结果变成虚伪猖獗，是不争的事实，假道学风靡一时，伪名教畅行无阻。套用罗兰夫人的一句名言，就是“礼乐，多少罪恶借汝名而行”。一些思想家痛斥“礼教杀人”，虽是激愤之辞，但是“礼乐”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不必讳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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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要对传统的“礼乐文化”富有“同情之理解”，持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展现最大的包容性。“礼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作用于往昔，而且影响于今天，同时也伴随于将来。人们没有选择的空间，更没有拒绝的可能。只有直面它，只有概括承受，与生俱来，血浓于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既然无法在主观上定取舍，那么，对待它的态度也只能是“杂于利害”，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事物来对待，而不能作主观性的选择。因为“礼乐文明”的优势与弱点，乃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是个不可割裂的整体，互为前提，彼此依存，当一方不存在时，另一方也不可能继续存在。今天的人们，能够做的，也无非是“爱其美而多少知其恶，用其长而尽可能避其短”。所以，对它简单加以肯定或片面予以否定，都是有违科学理性的立场和包容开放的精神的。而所谓的“扬弃”，虽说是老生常谈，可是舍此之外，是别无其他的路径可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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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礼乐文明”的优劣得失之评判标准是难以一概而论的。若要硬性地规定，一定会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结果是无事生非，适得其反。在今天，幻想用传统的“礼乐文明”应对现实的挑战，解决当前的问题，自然是天大的笑话。可是，企图荡涤“礼乐文明”的内涵，拒绝“礼乐文明”的影响，将它视为阻碍社会进步、文明提升的绊脚石，这同样是短见和误解。事实也已经证明，旧传统与新文明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关系。“礼失求诸野”，综观“东亚文明圈”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诸国，它们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曾引入并采纳中华古典礼乐文明的诸多因素，尊礼尚乐，可这并没有影响其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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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礼乐文明”心存一份“同情之理解”，既不自大，又不自卑，这就是最大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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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武经七书》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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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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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对读书人来说，还是就做官为吏、当平头百姓而言，活在宋朝，都算是幸运儿。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本人，虽然是赳赳武夫出身，但是宅心仁厚，宽恕包容。他早早立下所谓的“祖宗之法”。这其中，优待后周皇室宗族，不杀功臣，不杀言事之士大夫三条，尤其是皇恩浩荡，旷古未有。其好生之德，实可钦佩；忠恕之道，垂范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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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除了宋朝，有哪一朝如此优渥厚待前朝的皇族宗室？多数实行彻底的“肉体消灭”政策，“宋受晋终，司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这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常态。可宋太祖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胸襟！读《水浒传》，看那小旋风柴荣不但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收容窝藏社会上的刑事犯乃至政治异己分子。官府对他则是礼敬有加，曲护放任，就是拜宋太祖所定的“祖宗之法”所赐。换成其他朝代，柴氏早已灭门，哪里还会有柴荣这号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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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譬如，不杀功臣，宋朝也基本上做到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认贼作父，挟寇自重，当过伪楚皇帝的张邦昌伏诛遭戮之外——应该说这完全是张氏本人咎由自取、自绝于天地，似乎也只杀过岳飞，但这冤案，很快就在宋孝宗时期得到平反昭雪。其制造者宋高宗、秦桧、张俊一干人还千秋万代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成为后人声讨唾骂的对象。历史就是那么的吊诡，偶尔杀了一个人，结果沦落千丈深渊，万劫不复；而杀人如麻、丧心病狂如高洋、朱元璋之辈，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惹来更大的谴责。历史有时真的不太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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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宋朝的士大夫，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活得非常滋润、逍遥自在。其发表与朝廷主流原则相背悖、不合时宜的言论，通常也没有遭到“清除”的危险。一般也就是让你边缘化而已，如果你说得实在过分了，惹朝廷老大不高兴，那就加以“薄惩”，将你外放到边远的州郡去反省和改造，而且通常时间也不会太长，过上几年，就法外施恩，允准你返回中土、安享生活了。所以，苏东坡才会有这么良好的心态，吃荔枝，食龙眼，写诗作画，饮酒品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即使是涉嫌颠覆的“乌台诗案”，也还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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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普通老百姓，在宋代的生活，毫无疑问，也是相对安宁惬意的。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直观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的城市繁华、经济发达，使普通民众基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我们可以批评宋时民众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的问题，但却不能不承认“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老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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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的民众暴动，历朝历代几乎都无法避免，有如宿命。例如，秦代有陈胜、吴广大起义，西汉有绿林、赤眉横扫天下，东汉有黄巾大暴动，隋代有瓦岗军、窦建德聚众造反，唐代有王仙芝、黄巢起义军席卷六合，元代有红巾军“如火燎原，不可向迩”，明代有李自成、张献忠横扫千军、荡涤乾坤，清代则有太平天国运动烽火遍地、势不可挡。而有宋一代，除个别的地方性动乱，如王小波、李顺造反，方腊举事，以及个别的团伙性闹事，如宋江起兵之外，没有像其他朝代发生过全国性的暴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学界几成定论的宋代“积贫积弱”之说的结论似乎是下早了。说宋代“积弱”，问题好像不大，但若是称宋代“积贫”，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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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宋一代不存在什么“官不聊生”“士不聊生”“民不聊生”的状况，中国的读书人，一直是向往两宋时期的。那种宽容、宽松、宽厚的政治生活氛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纯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当年兰州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曾在我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课程。当讲到宋代时，赵先生临场发挥，说是假如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中，有可供选择的，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首选两宋。赵先生的这番话，其实恰如其分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其厚重宽大，让后来的人们追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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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宋代的崇文尚礼所导致的结果，是军事力量孱弱疲软，萎靡不振，国防形势困顿危殆，左支右绌。鲁迅先生有云，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套用过来，便是文明是挨打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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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的历史就是证明。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塘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让契丹、女真、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蒙元，那也就认了，可连在小小的西夏面前，都难逞一胜，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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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种局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燕云十六州的失落，西北牧场的易手，使优良战马的来源被切断，只能用川地的矮种马来唱骑兵的主角，这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战略兵种，它的强大与否，直接关系着军力的盛衰，尤其是面对北方民族强大骑兵集团进攻时，自身骑兵虚弱，未战便已输了一半，毕竟，“以步制骑”只是一厢情愿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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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宋朝廷推行崇文抑武、以文制武基本国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赵匡胤、赵光义消极汲取五代时期武人干政擅权的历史教训，一味考虑不让“黄袍加身”的历史重演，使得他们将巩固皇权、强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置放在首要的位置，“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可谓是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凡大将出征，皇上都要面授机宜，颁发阵图，何时进兵，何地行军，怎样布阵，如何接敌，规定得清清楚楚，统兵者不可越雷池一步。其手脚被捆绑得严严实实，没有机断指挥的权力。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种情况之下，要打胜仗，岂不是比登天还困难！《孙子兵法》有云：“将能而君不御”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而宋代皇帝反其道而行之，那只能是“乱军引胜”，在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连战皆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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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打败仗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宋代统治者也想改善情况，有所振足。军权高度集中的做法不能动摇，那么，得另辟蹊径，别出心裁。于是乎，他们就把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点，放到强化兵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上来，用批判的武器来代替武器的批判。故有宋一代，学兵学理论，用兵家智慧，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就蔚然成风、风靡一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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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宋代的兵学缘此而兴盛发达，成为中国历史中兵学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其标志为：在宋代第一次出现了兵学的大型类书《武经总要》，第一次实现了兵书的专业分类，涌现出一大批专题型的兵学著述，如讨论守城作战要义的《守城录》、总结军事制度沿革及其特征的《历代兵制》、评析军事人物韬略的《何博士备论》、研究各类战法经验的《百战奇法》等等。可谓琳琅满目，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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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军事实际能力薄弱，往往导致军事理论发达，乃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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