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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礼乐文明”在中华民族成长壮大过程中,毫无疑问,曾起到过凝聚人心、稳固秩序、和谐社会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极高明而道中庸”,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中,是以“礼乐文化及其精神”为重要构成的。于是遂有以“汉官威仪”“礼仪之邦”为中华文明的显著象征。而“泱泱大国”的风采,说到底,就是“彬彬有礼”,让人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德治”与“礼治”是一物而两名。“礼治”是就形式而言,“德治”是就内涵而言,两者是辩证而有机的统一。而这一点,早在《诗经》中即已发轫:“抑抑威仪,维德之隅”“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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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旗帜鲜明地承认“礼制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不必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更不宜强词夺理,文过饰非!“礼制文化”的不少内容,如一味强调尊卑贵贱,以维系等级差异为中心的伦理纲常为嚆矢,固然值得批评与反思,而“礼制文化”所呈现的外在形式,同样也令人困扰和嫌恶。那种繁文缛节,那种烦琐细苛,让许多人不胜其烦,敬而远之。当年墨子之所以炒儒家先生的鱿鱼,另起炉灶,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不了“礼制文化”的繁文缛节:“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礼而用夏政。”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评论十分到位。儒家“博而寡要”,问题就出在儒家过分地拘束于“礼”,结果弄得自己捉襟见肘,疲于奔命:“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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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琐碎繁杂还只能算是小事。最为糟糕的是,在它的眩目光环之下,经常会衍生出令人作呕的“虚伪”,“播下的是龙种,可收获的却是跳蚤”。这一点,早在先秦时代,睿哲如老子、庄子等人即有一针见血的批判。老子言:“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而庄子更说得决绝:“蹩蹩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矍漫为乐,擿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在他们的眼中,“礼”是对自然规律的反动,对本色人性的扭曲,它造成最大的虚伪,导致人性的异化,是天下祸乱的总源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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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见解,或许不无偏激,但是应该承认其不无一定的道理。在历史上,强调“礼乐”,鼓吹“礼治”,似乎从来就是冠冕堂皇的旗号,但是,事实上,这不过是专制统治的遮羞布而已。“礼乐”至上,结果变成虚伪猖獗,是不争的事实,假道学风靡一时,伪名教畅行无阻。套用罗兰夫人的一句名言,就是“礼乐,多少罪恶借汝名而行”。一些思想家痛斥“礼教杀人”,虽是激愤之辞,但是“礼乐”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不必讳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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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要对传统的“礼乐文化”富有“同情之理解”,持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展现最大的包容性。“礼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作用于往昔,而且影响于今天,同时也伴随于将来。人们没有选择的空间,更没有拒绝的可能。只有直面它,只有概括承受,与生俱来,血浓于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既然无法在主观上定取舍,那么,对待它的态度也只能是“杂于利害”,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事物来对待,而不能作主观性的选择。因为“礼乐文明”的优势与弱点,乃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是个不可割裂的整体,互为前提,彼此依存,当一方不存在时,另一方也不可能继续存在。今天的人们,能够做的,也无非是“爱其美而多少知其恶,用其长而尽可能避其短”。所以,对它简单加以肯定或片面予以否定,都是有违科学理性的立场和包容开放的精神的。而所谓的“扬弃”,虽说是老生常谈,可是舍此之外,是别无其他的路径可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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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礼乐文明”的优劣得失之评判标准是难以一概而论的。若要硬性地规定,一定会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结果是无事生非,适得其反。在今天,幻想用传统的“礼乐文明”应对现实的挑战,解决当前的问题,自然是天大的笑话。可是,企图荡涤“礼乐文明”的内涵,拒绝“礼乐文明”的影响,将它视为阻碍社会进步、文明提升的绊脚石,这同样是短见和误解。事实也已经证明,旧传统与新文明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关系。“礼失求诸野”,综观“东亚文明圈”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诸国,它们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曾引入并采纳中华古典礼乐文明的诸多因素,尊礼尚乐,可这并没有影响其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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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礼乐文明”心存一份“同情之理解”,既不自大,又不自卑,这就是最大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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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武经七书》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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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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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对读书人来说,还是就做官为吏、当平头百姓而言,活在宋朝,都算是幸运儿。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本人,虽然是赳赳武夫出身,但是宅心仁厚,宽恕包容。他早早立下所谓的“祖宗之法”。这其中,优待后周皇室宗族,不杀功臣,不杀言事之士大夫三条,尤其是皇恩浩荡,旷古未有。其好生之德,实可钦佩;忠恕之道,垂范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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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除了宋朝,有哪一朝如此优渥厚待前朝的皇族宗室?多数实行彻底的“肉体消灭”政策,“宋受晋终,司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这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常态。可宋太祖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胸襟!读《水浒传》,看那小旋风柴荣不但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收容窝藏社会上的刑事犯乃至政治异己分子。官府对他则是礼敬有加,曲护放任,就是拜宋太祖所定的“祖宗之法”所赐。换成其他朝代,柴氏早已灭门,哪里还会有柴荣这号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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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譬如,不杀功臣,宋朝也基本上做到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认贼作父,挟寇自重,当过伪楚皇帝的张邦昌伏诛遭戮之外——应该说这完全是张氏本人咎由自取、自绝于天地,似乎也只杀过岳飞,但这冤案,很快就在宋孝宗时期得到平反昭雪。其制造者宋高宗、秦桧、张俊一干人还千秋万代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成为后人声讨唾骂的对象。历史就是那么的吊诡,偶尔杀了一个人,结果沦落千丈深渊,万劫不复;而杀人如麻、丧心病狂如高洋、朱元璋之辈,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惹来更大的谴责。历史有时真的不太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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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宋朝的士大夫,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活得非常滋润、逍遥自在。其发表与朝廷主流原则相背悖、不合时宜的言论,通常也没有遭到“清除”的危险。一般也就是让你边缘化而已,如果你说得实在过分了,惹朝廷老大不高兴,那就加以“薄惩”,将你外放到边远的州郡去反省和改造,而且通常时间也不会太长,过上几年,就法外施恩,允准你返回中土、安享生活了。所以,苏东坡才会有这么良好的心态,吃荔枝,食龙眼,写诗作画,饮酒品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即使是涉嫌颠覆的“乌台诗案”,也还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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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普通老百姓,在宋代的生活,毫无疑问,也是相对安宁惬意的。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直观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的城市繁华、经济发达,使普通民众基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我们可以批评宋时民众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的问题,但却不能不承认“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老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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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的民众暴动,历朝历代几乎都无法避免,有如宿命。例如,秦代有陈胜、吴广大起义,西汉有绿林、赤眉横扫天下,东汉有黄巾大暴动,隋代有瓦岗军、窦建德聚众造反,唐代有王仙芝、黄巢起义军席卷六合,元代有红巾军“如火燎原,不可向迩”,明代有李自成、张献忠横扫千军、荡涤乾坤,清代则有太平天国运动烽火遍地、势不可挡。而有宋一代,除个别的地方性动乱,如王小波、李顺造反,方腊举事,以及个别的团伙性闹事,如宋江起兵之外,没有像其他朝代发生过全国性的暴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学界几成定论的宋代“积贫积弱”之说的结论似乎是下早了。说宋代“积弱”,问题好像不大,但若是称宋代“积贫”,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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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宋一代不存在什么“官不聊生”“士不聊生”“民不聊生”的状况,中国的读书人,一直是向往两宋时期的。那种宽容、宽松、宽厚的政治生活氛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纯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当年兰州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曾在我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课程。当讲到宋代时,赵先生临场发挥,说是假如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中,有可供选择的,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首选两宋。赵先生的这番话,其实恰如其分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其厚重宽大,让后来的人们追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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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宋代的崇文尚礼所导致的结果,是军事力量孱弱疲软,萎靡不振,国防形势困顿危殆,左支右绌。鲁迅先生有云,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套用过来,便是文明是挨打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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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的历史就是证明。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塘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让契丹、女真、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蒙元,那也就认了,可连在小小的西夏面前,都难逞一胜,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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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种局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燕云十六州的失落,西北牧场的易手,使优良战马的来源被切断,只能用川地的矮种马来唱骑兵的主角,这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战略兵种,它的强大与否,直接关系着军力的盛衰,尤其是面对北方民族强大骑兵集团进攻时,自身骑兵虚弱,未战便已输了一半,毕竟,“以步制骑”只是一厢情愿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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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宋朝廷推行崇文抑武、以文制武基本国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赵匡胤、赵光义消极汲取五代时期武人干政擅权的历史教训,一味考虑不让“黄袍加身”的历史重演,使得他们将巩固皇权、强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置放在首要的位置,“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可谓是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凡大将出征,皇上都要面授机宜,颁发阵图,何时进兵,何地行军,怎样布阵,如何接敌,规定得清清楚楚,统兵者不可越雷池一步。其手脚被捆绑得严严实实,没有机断指挥的权力。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种情况之下,要打胜仗,岂不是比登天还困难!《孙子兵法》有云:“将能而君不御”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而宋代皇帝反其道而行之,那只能是“乱军引胜”,在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连战皆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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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打败仗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宋代统治者也想改善情况,有所振足。军权高度集中的做法不能动摇,那么,得另辟蹊径,别出心裁。于是乎,他们就把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点,放到强化兵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上来,用批判的武器来代替武器的批判。故有宋一代,学兵学理论,用兵家智慧,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就蔚然成风、风靡一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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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宋代的兵学缘此而兴盛发达,成为中国历史中兵学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其标志为:在宋代第一次出现了兵学的大型类书《武经总要》,第一次实现了兵书的专业分类,涌现出一大批专题型的兵学著述,如讨论守城作战要义的《守城录》、总结军事制度沿革及其特征的《历代兵制》、评析军事人物韬略的《何博士备论》、研究各类战法经验的《百战奇法》等等。可谓琳琅满目,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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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军事实际能力薄弱,往往导致军事理论发达,乃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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