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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普通老百姓，在宋代的生活，毫无疑问，也是相对安宁惬意的。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直观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的城市繁华、经济发达，使普通民众基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我们可以批评宋时民众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的问题，但却不能不承认“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老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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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的民众暴动，历朝历代几乎都无法避免，有如宿命。例如，秦代有陈胜、吴广大起义，西汉有绿林、赤眉横扫天下，东汉有黄巾大暴动，隋代有瓦岗军、窦建德聚众造反，唐代有王仙芝、黄巢起义军席卷六合，元代有红巾军“如火燎原，不可向迩”，明代有李自成、张献忠横扫千军、荡涤乾坤，清代则有太平天国运动烽火遍地、势不可挡。而有宋一代，除个别的地方性动乱，如王小波、李顺造反，方腊举事，以及个别的团伙性闹事，如宋江起兵之外，没有像其他朝代发生过全国性的暴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学界几成定论的宋代“积贫积弱”之说的结论似乎是下早了。说宋代“积弱”，问题好像不大，但若是称宋代“积贫”，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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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宋一代不存在什么“官不聊生”“士不聊生”“民不聊生”的状况，中国的读书人，一直是向往两宋时期的。那种宽容、宽松、宽厚的政治生活氛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纯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当年兰州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曾在我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课程。当讲到宋代时，赵先生临场发挥，说是假如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中，有可供选择的，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首选两宋。赵先生的这番话，其实恰如其分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其厚重宽大，让后来的人们追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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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宋代的崇文尚礼所导致的结果，是军事力量孱弱疲软，萎靡不振，国防形势困顿危殆，左支右绌。鲁迅先生有云，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套用过来，便是文明是挨打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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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的历史就是证明。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塘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让契丹、女真、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蒙元，那也就认了，可连在小小的西夏面前，都难逞一胜，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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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种局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燕云十六州的失落，西北牧场的易手，使优良战马的来源被切断，只能用川地的矮种马来唱骑兵的主角，这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战略兵种，它的强大与否，直接关系着军力的盛衰，尤其是面对北方民族强大骑兵集团进攻时，自身骑兵虚弱，未战便已输了一半，毕竟，“以步制骑”只是一厢情愿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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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宋朝廷推行崇文抑武、以文制武基本国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赵匡胤、赵光义消极汲取五代时期武人干政擅权的历史教训，一味考虑不让“黄袍加身”的历史重演，使得他们将巩固皇权、强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置放在首要的位置，“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可谓是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凡大将出征，皇上都要面授机宜，颁发阵图，何时进兵，何地行军，怎样布阵，如何接敌，规定得清清楚楚，统兵者不可越雷池一步。其手脚被捆绑得严严实实，没有机断指挥的权力。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种情况之下，要打胜仗，岂不是比登天还困难！《孙子兵法》有云：“将能而君不御”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而宋代皇帝反其道而行之，那只能是“乱军引胜”，在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连战皆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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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打败仗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宋代统治者也想改善情况，有所振足。军权高度集中的做法不能动摇，那么，得另辟蹊径，别出心裁。于是乎，他们就把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点，放到强化兵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上来，用批判的武器来代替武器的批判。故有宋一代，学兵学理论，用兵家智慧，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就蔚然成风、风靡一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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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宋代的兵学缘此而兴盛发达，成为中国历史中兵学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其标志为：在宋代第一次出现了兵学的大型类书《武经总要》，第一次实现了兵书的专业分类，涌现出一大批专题型的兵学著述，如讨论守城作战要义的《守城录》、总结军事制度沿革及其特征的《历代兵制》、评析军事人物韬略的《何博士备论》、研究各类战法经验的《百战奇法》等等。可谓琳琅满目，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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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军事实际能力薄弱，往往导致军事理论发达，乃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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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齐国军队的战斗力是相对比较低下的。这一点，荀子已有很到位的评论：“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孙膑自己也承认，在三晋军队面前，“齐兵素号为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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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跟齐国重视文化建设、厚待士人应该有关。齐威王时搞了稷下学宫，豢养了一大批文人学士，让他们享受“列大夫”的待遇，“各著书，不治而议论”。这一点与宋代的崇文之举可以前后辉映，互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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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这个齐国，兵学理论方面的建树却令人称道。中国历史上的最著名兵书，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司马法》等等，皆出自齐地，成为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零教授曾著文，名曰“齐国兵学甲天下”，刊于《中华文史论丛》，对这一文化现象曾作过很全面的总结。而齐国的兵学之所以能“甲天下”，背景就是齐国军队打仗不行，需要用兵学理论的先进，来弥补实战能力的孱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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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像秦国那样的“虎狼之师”，却只信奉战场上刀剑定是非、拳头比高下的实力至上原则，才不会对兵书撰写、兵学理论构筑产生兴趣呢。由此可见，宋代统治者强化兵学理论建设，所说明、印证的，恰恰是宋代军事实力与能力低下的现实。当然，这样做比不做要好，这也是没有疑义的。在这股传承与弘扬兵学理论的热潮中，《武经七书》便应运面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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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赵顼统治时期，朝廷有憾于泱泱大国居然师旅不振，军威屡坠，在对辽与西夏的军事抗衡中屡遭失利、贻笑天下的困窘局面，终于下决心，决定兴办武学，培养优秀军事人材，以亡羊补牢，振衰起弊，扭转形势，赢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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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武学”教学与训练的需要，朝廷遂于元丰三年（1080年）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和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缕版行之”（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三）。从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七部兵学著述，就被正式定名为兵家经典著作《武经七书》，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由官方校刊颁行的兵学理论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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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言：“能言之不必能行之，能行之不必能言之。”在现实中，“知行合一”更多的是虚幻的想象，知行背悖、知行脱节才是常态。宋代人打仗已被历史证明是的确很差劲的，但宋代人的兵学理论造诣之精深、“纸上谈兵”的修行功夫之卓荦，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一点，在《武经七书》的编纂上同样也有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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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在中国起源很早，中国的历史从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战争的历史。中国人在与外敌作战时经常显得比较窝囊，但是在同类相残时那个暴烈残酷程度却是经常突破道德底线的。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之类的悲剧，年复一年不断上演。虽说那些读书人也常在那里呼吁“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那也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真实的状态往往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战争层出不穷，杀戮惨绝人寰，它一定会附带着一个自然的结果，这就是用于指导战争的中国古代兵书的浩如烟海，叠床架屋。以至于在《汉书·艺文志》中“兵书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与“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等学科门类并驾齐驱，比肩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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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这么多的传世兵书中遴选出几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兵书，以武学经典的身份进入武学基本教材之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挑战。这是对《武经七书》编纂者的学术眼光、兵学素养、文化识见的重大考验。它要求达到四个基本的目标：第一，有限入选的兵书能够系统、完整地反映宋代之前中国兵学发展的总体成就与基本面貌。第二，有限入选的兵书能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重要的代表性，且彼此之间可以起到互为补充、互为发挥的作用。第三，有限入选的兵书在思想性、学术性、文学性等方面，都要卓尔不群，引领风骚，臻于完美，具有典范意义。第四，有限入选的兵书无论是篇幅的大小、文字的阅读、表述的方式等方面，都应该恰当适宜，符合武学的教学需要，便于人们学习与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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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朱服、何去非等人的确是识见不凡，目光如炬，很好地完成了对经典兵书的遴选工作，实现了朝廷编纂武学基本教材的初衷。很显然，这七部兵书均是价值巨大、个性鲜明、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最佳入选对象，称得上是中国古典兵家文化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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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孙子兵法》毫无疑问是经典中的经典，核心中的核心，是名副其实的“带头大哥”。明代兵书《投笔肤谈》认为：“《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孙子兵法》堪称古代军事理论的集大成者，构筑了古典军事理论的框架，使后世许多兵学家难以逾越。后世的军事理论建树，多是在《孙子兵法》基本精神与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它代表了中国古典兵学的最高水平，无愧于“兵经”“百世谈兵之祖”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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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孙子兵法》一书具有巨大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崇高的历史地位，后世兵家对它的肯定和赞誉史不绝书。早在三国时期，曹操在《孙子注序》中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着深矣。”唐太宗李世民对《孙子兵法》更是推崇备至，据《李卫公问对》记载，他曾由衷赞叹：“深乎，孙氏之言！”“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宋代人对《孙子兵法》予以高度评价的，更不在少数。如苏洵认为：“《孙子兵法》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着书者罕所及……辞约而义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矣。”（《嘉祐集·孙武论》）陈直中在《孙子发微》中也说：“自六经之道散而诸子作，盖各有所长，而知兵者未有过孙子者。”戴望溪评《孙子》，有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将鉴论断·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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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序》中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孙子兵法》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作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库的一笔珍贵遗产，《孙子兵法》是不朽的。因此，将《孙子兵法》选入《武经七书》，并列为全书之首，应该说是非常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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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法》一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春秋中叶以前兵学思想的主体内容和基本特征。它是一部以古为主、综合古今的混合型兵书。其基本内容则由三个部分组成：一、古代王者《司马兵法》，即西周时期供武官学习或遵循的法典性兵学著作，这是它的主体成分。二、春秋时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的兵学观点以及他对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诠释内容。三、战国中期齐威王统治时的稷下大夫们在“追论”古者《司马兵法》之时，根据战国时代新的战争特点加入的一些兵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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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它孕育于黄帝至殷商，创立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成书于战国中期，具有深厚的历史淀积，集中反映了商周、春秋、战国前期各种军事观念、作战特点与军事制度，历史文化价值不容低估。其为人们在今天全面了解、准确把握我国古代战争、军事思想发展历史的嬗递轨迹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而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原“古者《司马兵法》”中所保留的西周及春秋前期的部分内容。《司马法》的重要军事学术价值，体现为它是我国现存兵书之中，反映春秋以前军事思想、作战特点、军事制度实际情况最具体最充分的兵学典籍，集中渗透着春秋中期之前的时代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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