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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乐意因执着“高雅”而架空历史，边缘历史；又不希望因凑合“通俗”而唐突历史，忽悠历史，那么，有没有更多的选择？有没有更好的出路？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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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历史的第三种读法，其核心内涵，就是要打破壁垒森严的专业与业余界限，跳出高雅与通俗的人为圈子，让专业历史工作者暂时放低身段，离开高高的象牙之塔，走向社会，融入大众，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方式，弘扬健康的历史观念，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与更多的大众分享历史的智慧，反省历史的经验，化腐朽为神奇，变深奥为平易，从而使尽可能多的人消除对历史研究有形无形的隔膜，使阅读历史、认识历史、借鉴历史成为社会大众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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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对于绝大多数非专业的社会大众来说，他们关心历史，了解历史，不是为了做历史学家，而是出于对历史的喜爱，对传统的钟情。所以，他们并不拒绝历史，所不感兴趣的，只是那种专业研究层面的历史读法；他们更不厌烦历史，所无法认同的，只是那种漫无边际的历史戏说。他们所真正期待和热情欢迎的，乃是用现代意识对历史进行生动鲜活的解读，让历史从历史学家营造的象牙之塔中走出来，走入千家万户，走入每个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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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众的这个要求合情合理，毫不过分。专业的历史工作者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和拒绝。健康的通俗化与精深的专业化并不是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器的对立。作为专业历史工作者，职责所在，当然可以也应该坚持历史的专业读法，继续皓首穷经去搞所谓的“考据”，继续在字里行间发掘所谓的“微言大义”，然而，与此同时，是否也应更积极地承担起另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关照绝大多数社会大众的需求，分出一点精力与时间，尝试做历史的第三种读法，从而扩大历史学的社会基础，避免历史学尴尬的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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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这决不是单纯的付出，更不是无谓的自降身价。恰恰相反，这乃是对历史学的自我救赎。只有更多的人亲近历史，关注历史，才能使历史研究拥有更坚实的基础，注入更活泼的生机，才能使自己钟爱的历史专业读法在更理想的环境下坚持下去，壮大起来。才能使社会大众的历史通俗读法提高层次，实现升华。说到底，这乃是双赢的选择，也是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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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鼓舞的是，近些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工作者开始关注和践行历史的第三种读法。他们努力贴近社会大众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用平易亲切的语言解读历史，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普及历史，让沉睡的历史人物一朝复活，使久远的历史事件再度浮现。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又引发了人们的兴趣，从而在尝试历史的第三种读法的道路上迈出了扎扎实实的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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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种尝试是深受欢迎的。如央视“百家讲坛”的专题历史讲座，无论是易中天教授的“品三国”，还是毛佩琦教授的“讲明史”，都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肯定，收视率节节攀高，拥趸纷至沓来，就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历史的第三种读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尽管他们所解读的历史，在专业的圈子里，不过是些所谓的“常识”，是一般的介绍而非专门的研究。但是，对于社会大众来说，这些知识已经足以满足自己在历史方面的心理需求了。既没有丧失应有的高雅旨趣，又超越了以往大众历史解读上的戏说境界，历史的第三种读法意味着历史阅读上的推陈出新，别开生面，这是大势之所趋，更是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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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悲歌——拿道德唱高调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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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强调“政治正确”，提倡“道德高尚”，在许多情况下，乃是一把双刃剑，那些通常被视为正面的历史人物，其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弘扬正气、高蹈道义的同时，也往往陷入固执偏激、生硬拘泥的泥淖而无法自拔。这同样会造成恶劣的后果，走入失败的深渊，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众所周知，汉末党锢之祸中的党人，明季的东林、复社等君子，晚清的清流，从其政治立场而言，未尝不正确；从其道德操守来说，亦未尝不高洁。可是，从深层次来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没有能拯救天下，扭转乾坤，解除危机，再开新局，反而添加混乱，激化矛盾，导致局面进一步失控，以至于全面崩溃，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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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政治黑暗，道德沦丧，外戚专权，阉竖干政，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一些有良知的士人以正道自许，希望力挽狂澜，澄清政治，其初衷无疑应该肯定。“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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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往往是“志大才疏”，对宦官弄权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险恶的政治形势未能有充分的估计，对政治博弈的基本手段与方法完全生疏，一味地标榜道德，强调正直。其行为常常是激化矛盾，扩大对立：“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宛有富贾张汎者，桓帝美人之外亲，善巧雕镂玩好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并得显位，恃其伎巧，用势纵横。（岑）晊……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晊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后汉书·党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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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膺、岑眰等人的做法，痛快是痛快，但除了发泄义愤之外，在打击宦官政治问题上完全是于事无补，徒添纷扰。其后果只能是负面的：第一，违背皇命，顶风作案，挑战朝廷诏令的权威；第二，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这与酷吏的所作所为其实并无二致，像岑眰所杀的张汎宗族宾客二百余人中，许多人并不一定有罪，即使有罪，其中不少人亦罪不当死；第三，导致宦官势力全面反扑，酿成党锢之祸，使朝廷的正直之士被一扫而空，政局更加趋于糜烂，改良的进路彻底断绝。“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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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譬如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东林、复社中的不少人，也以清流自居，动辄就给自己不感冒的政治对手扣上“阉党余孽”的大帽子。他们炮制《留都防乱公揭》，到处征集签名，将其实涉“逆案”并不深的阮大铖痛加鞭挞，并攻击本来与东林关系不错的马士英。原因就是阮大铖之所以得以起用，马士英曾为推手。由于这些东林、复社党人，借“逆案”整治对手，占据了政治上的正确立场，拥有了道德上的制高点，马、阮诸人当然是处境被动，狼狈不堪。可是，权力又在他们的手上，于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们自然要对东林、复社诸人加以报复，对他们的修理、整肃同样不会心慈手软。大敌当前，危亡在即，南明弘光朝廷却依旧党争不止，内讧无已，其为清军所剿灭，也是势所必然、理有固宜了。这中间，昏庸的弘光帝及马士英诸人当然要负相当的责任，而那些一贯以清流自命的东林、复社骨干恐怕同样摆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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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本来是一个正确的做人原则与处世立场，所谓正邪不共列，冰炭不同炉。但是，凡事都有一个“度”，过了“度”，那就会走向反面，趋于极端，不但无益，甚至有害。真理过了一步，即变成谬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海涅语）。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个道理尤其明显。政治运作需要讲艺术，求转圜，切不可一味高调，一味偏执，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导致最后玉石俱焚，同归于尽。需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政治上的最大智慧，是知道“人无弃人，物无弃物”（《淮南子·道应训》）的道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林则徐语），善于通权达变，能够做到见机而作，高明妥协。抽象地说“政治正确”原则，是无用的；一味地唱“道德神圣”，更是有害的。这就是汉末党人的作为与明季清流士人的表现留给我们今人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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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无关忠义——《赵氏孤儿》的血腥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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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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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饱受折磨、命悬一线的生命最后时刻，据说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对他当时的心情和祈愿，我们应该予以同情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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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同时不得不讲，刘少奇的断言有些一厢情愿了，有点过分乐观了，当有所保留，不必迷信。因为纵览数千年中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恰恰是相反，即，历史似乎并不是由普通民众书写的。因为他们只有卖力气之权，绝没有什么话语权。实际上，历史更是由胜利者来书写，或由依附于胜利者、权势者的御用文人来书写。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任意掩饰历史、剪裁历史、修改历史，甚至于杜撰历史、歪曲历史。他们所重构的历史，在权力的操纵、坚挺下，成了人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主流声音或基调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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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普遍失语的芸芸众生，在历史的事实判定与价值取向上，始终是受主流意识文化所诱导和控制的，相信所谓“正统”史学所描述的历史史实，认同那些占统治地位思想所提倡的历史文化观念，这对他们来说，是合乎逻辑、自然的选择。“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用来形容历史精英意识与大众心态迎合的互动关系，毫无疑问是恰当而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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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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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故事“赵氏孤儿”，就是历史重构战胜历史真实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简直就是真实历史遭到蓄意歪曲与重新建构之后所形成的一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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