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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贪图安逸，穷奢极侈。歌舞升平，让统治者有了自诩的本钱；府库盈实，让统治者有了享乐的条件。于是励精图治之心渐消，奢靡纵欲之念日长。宫殿惟恐不够华丽堂皇，珍馐但愁不够铺张丰盛，妃嫔只恨不够妖艳妩媚，一头扎进酒池肉林而醉生梦死，日夜倘佯温柔之乡而意迷情乱：“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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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与“盛世”的君主心态和行径固然有着千差万别，而作为社会良心的士人（即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也同样判若云泥、泾渭分明。“治世”的士人，似乎更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心社稷的生死存亡，秉持和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如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有勇气做“乌鸦”，痛陈“天下之事”有“可太息者”“可痛哭者”“可流涕者”各若干条，鸡蛋里面挑骨头，汲汲于提醒统治者尽“明主”之职责，为改善民众的生计进言献策；景帝时的晁错，赤胆忠心，殚精竭虑，为天下求治论“贵粟”，议“实边”，道“削藩”，最后把自己的生命也给搭了进去；唐代的魏征心系社稷，关爱苍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犯颜直谏，恪尽职守，为“贞观之治”的造就，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忠诚与才智。可见，在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高尚风骨，因而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典范，名垂青史，震烁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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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盛世”的士人，却多是另外一种面目。他们要么是奴颜婢膝，溜须拍马，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写一些诸如“云想衣裳花想容”“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的东西，寻讨主子的欢心；要么是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样的言辞，又怎是一个“狂”字了得！至于风骨，则更是谈不上了。董仲舒蹲了几天大牢，立马就学乖巧，胆战心惊，“遂不敢复言灾异”；李太白仕途一遇挫折，转眼就沉湎于醇酒美人，放纵无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说明在“盛世”莺歌燕舞、纸醉金迷的大氛围之中，士人们亦迷失了自我，不复再有激扬清浊、针砭时事、充当社会脊梁、引导社会正气的人格和魄力，而是随同社会的沉沦而一起没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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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两个时期的社会秩序完全相反，截然不同，即和谐与撕裂的两极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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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社会心态与世情的重大差异，使得社会政治秩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制约与决定了“治世”与“盛世”历史命运的不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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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治世”统治者的清明、节俭、勤政、进取，士人群体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这种率先垂范，这种身体力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风气的走向。因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普通民众就容易“与上同意”，体谅和理解朝廷的处境，愿意与统治者共渡时艰，积极配合和支持朝廷的各种举措。这样，就比较有效地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化解了社会生活中的戾气，大大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关系的和谐，达成社会相对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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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在这方面可谓是一个典型。贞观前期，战乱的创伤尚未得到治愈，加之天灾频繁，民众的生活其实还是相当痛苦的。然而，民众凭着朴素的直觉，看到了朝廷朝着“政通人和”方向所做的种种努力，所以，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仍遇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也依然对朝廷充满期待，抱有信心，所谓“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怨嗟，莫不自安”。一旦情况有所好转，民众即返回故土，致力耕织，“流散者咸归乡里”，使生产迅速恢复，生活逐步改善的愿望转变成为现实，“斗米不过三四钱”。而唐太宗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的举措，又有力确保了朝廷的休养生息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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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老百姓既能吃得上饭，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又相对较少，那么，社会上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况也自然随之递减，“维稳”的成本自然能降到最低的水平，社会秩序自然显示出“和谐”的气象。所谓“无复盗贼”，“（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云云，就是当时社会相对“和谐”的形象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煌煌“治世”，就永远定格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天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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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的社会状态却完全不同。当然，此时较“治世”，物质更为丰富，国力也更为强盛，但是，“福兮祸之所伏”，其背后蕴藏的破坏性力量却在全盛的同时迅速地积累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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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是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士大夫的纵情声色、苟且自安。其结果是再大的家业也给折腾垮了，再多的财富也全打水漂了，造成国库枯竭，入不敷出，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二是导致社会财富更快地向少数权势者手中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官吏贪墨，小民无告，社会危机四伏，社会“和谐”越来越遥不可及。董仲舒所悲叹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成为社会生活中割裂族群的无情利刃；杜甫所控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世态，成为社会生活中酝酿动乱的巨大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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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日益恶化，铤而走险的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汉书》卷九十《酷吏列传》）这就是汉武帝晚年自己亲口承认的所谓“亡秦之失”。一旦有契机，这股破坏性的力量就会以极其可怕的方式释放出来，造成社会的大失控，大动荡，将整个社会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亡秦之祸”遂成为现实！如随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安史之乱”的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可见，“盛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拐弯，便向“衰世”甚至“乱世”滑落沉沦，这是历史的嘲讽，更是历史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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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在今天大可不必因遐想“盛世”而痴狂，因忽悠“崛起”而自慰，真正清醒的选择应该是：与其汲汲执迷于“盛世”的梦幻，不若多一份追求“治世”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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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白璧微瑕——大学者的学术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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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笔写作这篇小文之前，我曾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踌躇和纠结，是不是放弃才好，毕竟下面文章中将涉及的人，都是些享有海内外盛誉、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术前辈。更重要的是他们早在多年以前已经驾鹤仙逝，我如果不慎而写得有偏差、有缺陷，他们也无法加以纠错指谬，从学术讨论平等立场而说，“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并不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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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心灵煎熬、常期思考的结果，我还是决定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原因无它，就是建立在事实上陈说，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是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前提，是尊重内心学术良知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对前辈学者学术贡献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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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今学术界急功近利之风甚嚣尘上、愈演愈烈，学术成果的水准江河日下、滥竽充数，学术品格的尊严斯文扫地、惨不忍睹相比，我们的前辈学者，无论是知识的广博、学养的深厚、识见的卓荦、品味的高雅、视野的开阔、成就的杰出、影响的巨大，都是令人高山仰止、追慕无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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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赵瓯北诗云：“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话说得既对，又不对。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学术高度政治化、文化极端商业化的社会里，这些学术大师的成就业已无法复制，更何况能有几个人能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呢？能稍稍认真地捣鼓出几份不太离谱的“文化快餐”，已属于难能可贵了。然而，这些学术大师的精神理应秉承弘扬，重振国学，再铸国魂，当是这方面的初步努力。无论什么时候，在我们这些后学者的前行过程中，他们的学术贡献，永远是一面具有引领意义的光辉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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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对前辈学者以及他们的贡献，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敬仰不等于盲从，推崇不等于迷信，若是在其面前画地为牢、亦步亦趋，那么，学术文化的发展也就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像杜甫所说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更何况，前辈学者是“人”而不是“神”，“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受政治环境、学术资源、专业局限等外在条件或内在因素的影响，他们也可能出错，也可能闹笑话，甚至于闹匪夷所思的笑话。我们今天也应该秉持孔夫子的教诲，“当仁，不让于师”，实事求是地指出前人的问题。这才是对待学术事业应有的正确态度，也是对前辈学者和他们的贡献的真正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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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学者中，的确有不少才高八斗、学贯古今的大家名流。但是，学问大的人，往往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棱角，甚至有一些怪诞的言行。这同样会在他们的教学与研究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张中行先生在其回忆文章《红楼点滴三》中曾提及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知名教授林损（林宰平）在课堂教学上的趣闻，说这位林教授上课时常常发牢骚，讲题外话，讲解诗歌，一学期不见得能讲上几首，就是这么寥寥几首，也经常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如讲解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居然称此诗类同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杜甫认为这位卫八处士很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老朋友。杜甫大不满意，所以，结尾处明确表态：“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从此之后，你卫八走你的阳关道，我杜甫就走我的独木桥。将一首歌颂真诚友谊的诗讲成这般模样，也称得上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了。怪不得，到后来林公铎先生会被北京大学给解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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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公铎先生的奇谈怪论，还是属于在课堂上信口开河的范畴，大概连听讲的学生也不会把它太当回事情。可是有的学者的研究虽说没有像林先生的“高论”那样出格，可是其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颇有商榷的余地。甚至，它们还堂而皇之地刊诸于论文或专著，广泛传布，徒增纷扰。究其原因，发表这些观点的先生都是有大学问的专家，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则就免不了纵才使气、率尔操觚了，以至于观点有所偏激，结论有所乖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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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童书业先生天资之高、功底之厚、学问之大，乃是名闻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的。作为历史学的权威学者，童先生专长于春秋史的研究，著有《春秋史》《春秋左传研究》等鸿篇巨制。其在这一领域的造诣之精深，直到今天也无人能出其右。此外，童先生在中国古代手工业史、中国绘画艺术史、中国陶瓷工艺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中，也是研究精湛、成就卓著的专家，相关论著都是后学者必备的案头参考书。敝人母校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数代人，至今提到童先生以及他的学问、他的逸闻，依然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引以为荣幸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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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童先生这样的天才型学者，其个别的学术观点也一样难免是过度的标新立异，似乎颇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众所周知，《春秋史》是童书业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属于典型的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可是，就是这样严肃的学术论著，也可以发现其论证不够严谨，创意过于大胆，有些天马行空，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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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该书第二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设有“娼妓制度的猜测”一节，娼妓在春秋时是否存在，是可以“猜测”的，但是，童先生所依靠的重要论据，居然是《诗经》中的《郑风·出其东门》等等，这多少有些离谱，不够审慎了。童书业先生所征引的《出其东门》的文字，是该诗的第一节：“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这里，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任何“娼妓”的影子或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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