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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郭沫若先生的品行似乎颇不为人们所欣赏，鲁迅当年曾以“才子加流氓”之形象比喻，加以讥讽。郭沫若先生的最大问题，是政治上跟风太紧，缺乏文人的应有风骨，是典型的“歌德派”，颇为正直者所不齿。看看他在“大跃进”中推出的《百花齐放》诗集，就可见一斑。这种政治投机心理，也一定会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有充分的表现。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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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大浩劫期间，中国学术界可谓万马齐喑，一片肃杀。整整十年中，除了评法批儒的东西，比较正经的纯学术著作只有两本书，一本是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另一本就是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可是，你看看这部风靡一时的《李白与杜甫》，真的会教人感叹政治竟然能这样地折腾学术，也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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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毛泽东比较欣赏的唐代诗人是“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对号称“诗圣”的杜甫则不怎么感冒（当然，在“文革”前，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对杜甫也存在着过度拔高的现象，像萧涤非先生那样推崇杜甫为“人民诗人”就大可不必）。毛泽东的看法只不过是他个人的爱憎取向，可是在惯于揣摩上意的郭沫若先生那里，却成了至高无上的“圣旨”，于是，他就在自己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极尽贬损、咒骂、污蔑杜甫之能事，斥责杜甫的地主阶级反动立场。他对杜甫的诗歌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为此，他对杜诗不惜罔顾事实，曲解诗意，任意栽赃，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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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他设的标题，就可以看到他对杜甫大泼脏水、发泄莫名其妙的深仇大恨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嗜酒终身”。有的说法真的是过于夸张，到了匪夷所思、令人喷饭的地步。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明明是一首充满儒家人文关怀的好诗，可郭沫若先生居然能将它说成是反映杜甫反动地主立场的作品，大加鞭挞，无端指责，而且吹毛求疵到了这样的程度：“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三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这样的论断，如果不是强词夺理，那什么才是强词夺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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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先生对该诗的抨击并未到此罢休，还在继续：“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得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欢喜，自己就住破房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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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解释到这种程度，哪里还剩下什么学术性，只有泼妇骂街式的霸道，典型的诛心之论，学者文人紧抱政治大腿的结果，就是折腾出这样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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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性的，只是程度有别而已。如有一位著名学者研究《诗经》的著作，虽说是在十年“文革”大浩劫结束后才出版的，但成稿当是在“文革”期间，因此，也多多少少带有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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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诗经·陈风》中“月出”一诗，居然让这位先生读出阶级斗争、奴隶起义的内涵，这也太让人佩服了。“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这些诗句意思很浅显，也就是一张在皎洁月光之下的绝色美女的素描画像，首句描写月色之美，次句写该女子的容色之美，第三句写该女子投手举足的姿态之美，末句写诗人自己因爱慕该女子而怦然心动、情不自禁的感觉。可谓是后世曹植《洛神赋》的先声。可是，按这位先生的说法，“僚”当为“镣”的通假，而“窈纠”明明是形容女子行动时的曲线美（参考余冠英说），却被这位先生诠释为“五花大绑”之类。于是，这首诗的含义就被引申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奴隶起义失败了，奴隶主阶级反攻倒算，在月光皎洁的夜里，将戴着脚镣手铐、五花大绑的起义领袖……“佼人”押上刑场，准备处死。我揣度，当时这位先生作此解之时，脑海里一定浮现起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英勇就义的情景。这同样是政治氛围窒息学术研究，最后弄出令人遗憾的“成果”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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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郭沫若先生等学者个人的遗憾，而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共同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讲，“趋时”对学术良知的压抑，对学术公信力的打击，其后果的严重性，乃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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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同样是前辈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出纰漏、留缺陷的重要诱因。这里我们所说的“自大”，不是指作为学者个人的“自大”、目空一切、自命清高，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情况下的“天朝中心”，民族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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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曾长期在世界上占据领先的地位。然而，“风水轮流转”，进入近现代以后，中国的确是被欧美先进国家超越了，落后挨打了。这让做惯了老大帝国的臣民，当然包括学者在内，心理失衡，郁闷得要命。在“天朝中心”意识的强烈驱使下，一些学者就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找回文化的自豪，寻得心理上的平衡。这中间的重要途径，就是借助于研究的方式，来证明西方发达的政治文明、先进的思想文化等等，不是起源于中国，就是与中国固有的文明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从而为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说，找到学理上的依据。在这种民族“自大”心态的基础上做学术研究，其得出的观点与结论，当然免不了捉襟见肘、破绽百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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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近现代不少有关墨子学说方面的看法，就充斥着这一类自娱自乐的特色。随便检索一下，我们就能够领略到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大堆“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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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中源”是近代不少学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命题，说法有很多。如西学源出《周官》说、西学源出先秦诸子说、西学源出《大学》说，等等，五花八门，不胜枚举。今天那些倡导新儒学人群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实际上就是近代“西学中源”主张者的衣钵传人，拾人牙慧、鹦鹉学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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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西学源出先秦诸子说当中，又以西学源出墨学说最为声势浩大，最为博人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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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首先是所谓的西器源出于墨学，一些人通过对《墨经》与西方科技的比较，大言不惭地得出：西法、西方器械“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邹征君遗书》卷一）。大名鼎鼎的黄遵宪也大放厥词，声称：“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余绪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上下篇。”（《日本国志》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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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文人觉得仅仅是西器源自墨学尚不过瘾，于是进而阐发西教源自墨学说。薛福成论断：“余常谓西耶稣之教，其原盖出于墨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而陈炽则更为夸张，干脆将摩西与墨子等同为一个人：“阅《旧约》、《新约》诸编，知西教源流实根于《墨子》。摩西者，墨翟之转音也；出埃及者，避秦之事也。”（《陈炽集》，第140页，中华书局）能够如此异想天开、牵强附会，的确称得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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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还是意犹未尽，于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来了更为了不得的西政源自墨学说。皮嘉祐（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之子）著《平等说》一文，颇有勇气地认定，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中的平等观，源自于墨子的“兼爱、尚同”之说：“夫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释氏，立法于泰西……佛法之平等，即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己，亦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一切都来源于中国的墨家那里。毋怪乎，在他们看来，世界政治已是“墨政”之一统天下，就像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所宣称的那样：“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能说出这样的昏话来，你真的不能不佩服说话者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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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学源出墨学说”也实在太捕风捉影、信口开河，缺乏起码的学术公信力，所以，在学术界风光一段时间后，后劲不足，渐渐地有些难以为继了。但是，国人的自我文化优越感是雷打不动的，不会放弃以自我中心为特色的文化“自大”狂热。于是，到后来就变化着花样，悄悄地改“西学源出墨学说”为“西学与墨学相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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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吴虞等学者乃至孙中山、蔡和森等政治人物，都很热衷于倡导这类观点。什么墨学精神与基督教精神基本相一致，什么墨学精神与西方民主精神息息相通，可谓天花乱坠，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神不守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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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墨学精神与西方近代民主精神相通之说，由于有梁启超这样的学术大师阐发，在当时的确极具影响。其一些重要观点，如“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墨子的国家起源说，“与霍氏、陆氏、卢氏及康德氏之说，皆绝相类者也”“二千年前吾墨子之学说，与二百年前彼霍布士之学说，何其相类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等等，在今天的墨学研究中，依然受到人们相当的重视，较之于那种“西学源出墨学说”，似乎更显得以学术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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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西学源出墨学说”，抑或是“西学与墨学相合说”，说到底，还是过于强烈的民族优越意识和文化本位心态，渗透并影响于学术研究的自然产物。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不可一概否定。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在这种本位中心观的文化心理驱动和制约之下，学者也同其他国人一样，顺乎自然地进入自我陶醉、舍我其谁的“太虚幻境”之中。这样一来，学术就很容易沦落为民族主义的婢女，而失去客观公允的立场，与理性的科学精神时不时处于一种紧绷的矛盾对立状态。这走到极端，就会制造出诸如墨子与摩西为一人之类的神话。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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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今天检讨前辈学者在学术研究事业上的是非功过，应当遵循孟子“知人论世”的教诲，抱有“同情之理解”的态度，能够做到“换位思考”，注意到他们当时所处的特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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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指出他们研究中的局限与不足是简单容易的，也是轻松自在的。可是，假设我们与他们相处在同一个时代，我们难道会有截然相反的表现吗？我想，答案恐怕多半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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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作为学者，而生活在内忧外患迭至、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近代，所面临的是“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那么也一样会暂时搁置学术的科学性，而去强调突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学术理念……当然也可能走向胡适、陈序经等人所倡导的“全盘西化”之路。如果我们作为学者，而生活在“文革”浩劫的岁月里，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我们也很有可能步郭沫若先生的后尘，一样写那些溜须拍马、歌功颂德，缺乏学术性的东西，毕竟天地之中，只有一个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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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轻视和嘲笑我们的前辈。他们的成就是令人仰慕的，而不足与失误却是微不足道的。就如子贡所讲的那样，“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我们在今天指出前辈学者学术研究上的某些不足，无非是要唤起自己的自警和自觉意识，知道追求学术真理的道路并不平坦，前人的成功定然是鼓舞我们前行的动力，而前人的遗憾，也是可用来对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它使我们尽可能地少走弯路，尽可能地少留遗憾。同时，也可借此来提醒我们自己，学无止境，连饱学如前辈，尚且还会出差错、留下遗憾，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学术“素人”，就更是应该严谨治学，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半点的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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