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7115993e+09
1707115993
1707115994 然而,郭沫若先生的品行似乎颇不为人们所欣赏,鲁迅当年曾以“才子加流氓”之形象比喻,加以讥讽。郭沫若先生的最大问题,是政治上跟风太紧,缺乏文人的应有风骨,是典型的“歌德派”,颇为正直者所不齿。看看他在“大跃进”中推出的《百花齐放》诗集,就可见一斑。这种政治投机心理,也一定会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有充分的表现。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事例。
1707115995
1707115996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大浩劫期间,中国学术界可谓万马齐喑,一片肃杀。整整十年中,除了评法批儒的东西,比较正经的纯学术著作只有两本书,一本是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另一本就是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可是,你看看这部风靡一时的《李白与杜甫》,真的会教人感叹政治竟然能这样地折腾学术,也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观了。
1707115997
1707115998 据说,毛泽东比较欣赏的唐代诗人是“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对号称“诗圣”的杜甫则不怎么感冒(当然,在“文革”前,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对杜甫也存在着过度拔高的现象,像萧涤非先生那样推崇杜甫为“人民诗人”就大可不必)。毛泽东的看法只不过是他个人的爱憎取向,可是在惯于揣摩上意的郭沫若先生那里,却成了至高无上的“圣旨”,于是,他就在自己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极尽贬损、咒骂、污蔑杜甫之能事,斥责杜甫的地主阶级反动立场。他对杜甫的诗歌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为此,他对杜诗不惜罔顾事实,曲解诗意,任意栽赃,全盘否定。
1707115999
1707116000 看看他设的标题,就可以看到他对杜甫大泼脏水、发泄莫名其妙的深仇大恨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嗜酒终身”。有的说法真的是过于夸张,到了匪夷所思、令人喷饭的地步。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明明是一首充满儒家人文关怀的好诗,可郭沫若先生居然能将它说成是反映杜甫反动地主立场的作品,大加鞭挞,无端指责,而且吹毛求疵到了这样的程度:“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三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这样的论断,如果不是强词夺理,那什么才是强词夺理呢!
1707116001
1707116002 郭沫若先生对该诗的抨击并未到此罢休,还在继续:“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得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欢喜,自己就住破房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
1707116003
1707116004 诗解释到这种程度,哪里还剩下什么学术性,只有泼妇骂街式的霸道,典型的诛心之论,学者文人紧抱政治大腿的结果,就是折腾出这样的“奇葩”!
1707116005
1707116006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性的,只是程度有别而已。如有一位著名学者研究《诗经》的著作,虽说是在十年“文革”大浩劫结束后才出版的,但成稿当是在“文革”期间,因此,也多多少少带有时代的烙印。
1707116007
1707116008 如《诗经·陈风》中“月出”一诗,居然让这位先生读出阶级斗争、奴隶起义的内涵,这也太让人佩服了。“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这些诗句意思很浅显,也就是一张在皎洁月光之下的绝色美女的素描画像,首句描写月色之美,次句写该女子的容色之美,第三句写该女子投手举足的姿态之美,末句写诗人自己因爱慕该女子而怦然心动、情不自禁的感觉。可谓是后世曹植《洛神赋》的先声。可是,按这位先生的说法,“僚”当为“镣”的通假,而“窈纠”明明是形容女子行动时的曲线美(参考余冠英说),却被这位先生诠释为“五花大绑”之类。于是,这首诗的含义就被引申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奴隶起义失败了,奴隶主阶级反攻倒算,在月光皎洁的夜里,将戴着脚镣手铐、五花大绑的起义领袖……“佼人”押上刑场,准备处死。我揣度,当时这位先生作此解之时,脑海里一定浮现起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英勇就义的情景。这同样是政治氛围窒息学术研究,最后弄出令人遗憾的“成果”的产物。
1707116009
1707116010 这不是郭沫若先生等学者个人的遗憾,而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共同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讲,“趋时”对学术良知的压抑,对学术公信力的打击,其后果的严重性,乃是毋庸置疑的。
1707116011
1707116012 “自大”同样是前辈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出纰漏、留缺陷的重要诱因。这里我们所说的“自大”,不是指作为学者个人的“自大”、目空一切、自命清高,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情况下的“天朝中心”,民族自大。
1707116013
1707116014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曾长期在世界上占据领先的地位。然而,“风水轮流转”,进入近现代以后,中国的确是被欧美先进国家超越了,落后挨打了。这让做惯了老大帝国的臣民,当然包括学者在内,心理失衡,郁闷得要命。在“天朝中心”意识的强烈驱使下,一些学者就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找回文化的自豪,寻得心理上的平衡。这中间的重要途径,就是借助于研究的方式,来证明西方发达的政治文明、先进的思想文化等等,不是起源于中国,就是与中国固有的文明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从而为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说,找到学理上的依据。在这种民族“自大”心态的基础上做学术研究,其得出的观点与结论,当然免不了捉襟见肘、破绽百出了。
1707116015
1707116016 例如,近现代不少有关墨子学说方面的看法,就充斥着这一类自娱自乐的特色。随便检索一下,我们就能够领略到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大堆“高论”。
1707116017
1707116018 “西学中源”是近代不少学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命题,说法有很多。如西学源出《周官》说、西学源出先秦诸子说、西学源出《大学》说,等等,五花八门,不胜枚举。今天那些倡导新儒学人群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实际上就是近代“西学中源”主张者的衣钵传人,拾人牙慧、鹦鹉学舌而已。
1707116019
1707116020 而在西学源出先秦诸子说当中,又以西学源出墨学说最为声势浩大,最为博人眼球。
1707116021
1707116022 这中间首先是所谓的西器源出于墨学,一些人通过对《墨经》与西方科技的比较,大言不惭地得出:西法、西方器械“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邹征君遗书》卷一)。大名鼎鼎的黄遵宪也大放厥词,声称:“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余绪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上下篇。”(《日本国志》卷三十二)
1707116023
1707116024 这些学者文人觉得仅仅是西器源自墨学尚不过瘾,于是进而阐发西教源自墨学说。薛福成论断:“余常谓西耶稣之教,其原盖出于墨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而陈炽则更为夸张,干脆将摩西与墨子等同为一个人:“阅《旧约》、《新约》诸编,知西教源流实根于《墨子》。摩西者,墨翟之转音也;出埃及者,避秦之事也。”(《陈炽集》,第140页,中华书局)能够如此异想天开、牵强附会,的确称得神奇!
1707116025
1707116026 一些学者还是意犹未尽,于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来了更为了不得的西政源自墨学说。皮嘉祐(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之子)著《平等说》一文,颇有勇气地认定,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中的平等观,源自于墨子的“兼爱、尚同”之说:“夫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释氏,立法于泰西……佛法之平等,即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己,亦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一切都来源于中国的墨家那里。毋怪乎,在他们看来,世界政治已是“墨政”之一统天下,就像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所宣称的那样:“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能说出这样的昏话来,你真的不能不佩服说话者的勇气!
1707116027
1707116028 由于“西学源出墨学说”也实在太捕风捉影、信口开河,缺乏起码的学术公信力,所以,在学术界风光一段时间后,后劲不足,渐渐地有些难以为继了。但是,国人的自我文化优越感是雷打不动的,不会放弃以自我中心为特色的文化“自大”狂热。于是,到后来就变化着花样,悄悄地改“西学源出墨学说”为“西学与墨学相合说”。
1707116029
1707116030 梁启超、吴虞等学者乃至孙中山、蔡和森等政治人物,都很热衷于倡导这类观点。什么墨学精神与基督教精神基本相一致,什么墨学精神与西方民主精神息息相通,可谓天花乱坠,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神不守舍。
1707116031
1707116032 尤其是墨学精神与西方近代民主精神相通之说,由于有梁启超这样的学术大师阐发,在当时的确极具影响。其一些重要观点,如“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墨子的国家起源说,“与霍氏、陆氏、卢氏及康德氏之说,皆绝相类者也”“二千年前吾墨子之学说,与二百年前彼霍布士之学说,何其相类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等等,在今天的墨学研究中,依然受到人们相当的重视,较之于那种“西学源出墨学说”,似乎更显得以学术为本位。
1707116033
1707116034 但是,无论是“西学源出墨学说”,抑或是“西学与墨学相合说”,说到底,还是过于强烈的民族优越意识和文化本位心态,渗透并影响于学术研究的自然产物。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不可一概否定。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在这种本位中心观的文化心理驱动和制约之下,学者也同其他国人一样,顺乎自然地进入自我陶醉、舍我其谁的“太虚幻境”之中。这样一来,学术就很容易沦落为民族主义的婢女,而失去客观公允的立场,与理性的科学精神时不时处于一种紧绷的矛盾对立状态。这走到极端,就会制造出诸如墨子与摩西为一人之类的神话。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了。
1707116035
1707116036 当然,我们今天检讨前辈学者在学术研究事业上的是非功过,应当遵循孟子“知人论世”的教诲,抱有“同情之理解”的态度,能够做到“换位思考”,注意到他们当时所处的特定环境。
1707116037
1707116038 换言之,指出他们研究中的局限与不足是简单容易的,也是轻松自在的。可是,假设我们与他们相处在同一个时代,我们难道会有截然相反的表现吗?我想,答案恐怕多半是否定的。
1707116039
1707116040 如果我们作为学者,而生活在内忧外患迭至、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近代,所面临的是“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那么也一样会暂时搁置学术的科学性,而去强调突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学术理念……当然也可能走向胡适、陈序经等人所倡导的“全盘西化”之路。如果我们作为学者,而生活在“文革”浩劫的岁月里,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我们也很有可能步郭沫若先生的后尘,一样写那些溜须拍马、歌功颂德,缺乏学术性的东西,毕竟天地之中,只有一个顾准。
1707116041
1707116042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轻视和嘲笑我们的前辈。他们的成就是令人仰慕的,而不足与失误却是微不足道的。就如子贡所讲的那样,“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我们在今天指出前辈学者学术研究上的某些不足,无非是要唤起自己的自警和自觉意识,知道追求学术真理的道路并不平坦,前人的成功定然是鼓舞我们前行的动力,而前人的遗憾,也是可用来对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它使我们尽可能地少走弯路,尽可能地少留遗憾。同时,也可借此来提醒我们自己,学无止境,连饱学如前辈,尚且还会出差错、留下遗憾,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学术“素人”,就更是应该严谨治学,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半点的侥幸!
[ 上一页 ]  [ :1.70711599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