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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熊克武出任四川督军，召开整军会议，确立了各派系军队“就防划饷”的防区制。用大军阀刘文辉的说法：“当年四川军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在经济上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争城争地。四川军阀混战十六年，大多为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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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用了“独立王国”一词。当时四川的局面颇像战国时代，六七个暴力集团的首领在这片土地上合纵连横，群雄争霸。每个军阀都有权在自己的防区内设立制度、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经该防区的军阀认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不过，由于争夺激烈，防区主人频繁变换，稳定程度比不上独立王国，也比不上诸侯领地，倒有些像黑帮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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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说，他“在自己的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有一个时期，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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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陈光藻说：“军费一般是靠征收田赋，正税不足，便行预征，有一年预征五六年粮赋的。到1935年（民国24年）时，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民国一百多年的。除了预征田赋就是普种鸦片，征收烟款，便设烟馆，抽收红灯捐。各军防区还设立水陆关卡，征收过道捐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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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预征之外，竭泽而渔的具体办法还有田赋附加。据1934年对四川15个县的调查，田赋附加税有学费、县志、被服、备丁等26种名目，附加税额之沉重，到防区制末期，竟有达正供数十倍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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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军阀的行为与土匪有什么区别呢？与同时同地的土匪比较，军阀的搜刮似乎更加凶恶。土匪毕竟没有“预征”，也没有“附加”，惟恐竭泽而渔，断了日后的财路。而军阀恰恰追求“竭泽而渔”。这不是道德和名分问题，而是利害的施报问题。既然防区经常易手，实施杀鸡取蛋的政策，恶果未必由自己承担，眼下还可以壮大力量。实施养鸡生蛋的政策，将来未必吃得上蛋，鸡也可能让人家抢去吃了，眼下的营养不良又可能迅速导致溃败。在这种格局中，竭泽而渔——标准的流寇行径——便是最有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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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推想：匪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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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血酬定律，再引入生产收益的因素，就可以形成第三推想：随着血酬逐步降低，生产行为的报酬相对提高，土匪可以转化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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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阳明笔下，江西土匪从事耕作的背景有两条。一条是官府创立了保甲制度，各村镇的防范越来越严，同时官府开始练兵，准备剿匪，抢劫的风险增大了。另一条是土匪数量在两三年内增长十倍，从三千多人发展到数万人，民众贫苦逃亡。狼多、羊瘦、羊少，抢劫收益势必下降。这两项背景意味着：土匪流血多了，收入少了。血酬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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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姚雪垠生活在土匪横行的地点和时代，又有被土匪绑票的亲身经历，他如此描写土匪造就的环境：“我是豫西人，而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拿我家乡邓县说，大约从1928年到1933年，东乡由红枪会控制，西乡由土匪控制。土匪控制区因农民流亡，形成几十里荒草区域，当时县政府上报的荒地有四万顷，虽然可能有夸大，但情况的严重可想而知。我曾经进入荒区看过，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鸡乱飞，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处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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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这几十里土匪控制区中荒草遍地，土匪如何生活？倘若出境抢劫很危险，倒不如以打猎为生。这样一来，土匪就开始向劳动人民转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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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国版的四川《温江县志》记载：由于张献忠的屠杀，温江县境内“人类几灭，劫灰之余，仅存者范氏、陈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顺治十六年（1659）清查户口，尚仅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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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食货篇：“简州赋役，……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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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和简阳都是成都附近的好地方，资源潜力足以供养数十万人口。如此大片地区“概成旷野”，“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全县只剩下一二十户人家，做什么营生好呢？此时，绑票或抢劫的搜寻成本很高，人质赎买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很低。在羊少羊瘦的环境中，与其当找不到肉吃的狼，不如转而当吃草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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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土匪种地未必等于当农民。王阳明笔下的土匪自己结寨种地，同时也掳人种地，把他们当奴隶或农奴用。蒙元统治集团和满清八旗集团早期也做过类似的事，他们用掳来的人口建立了规模可观的奴隶和农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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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的农业生产者可能有多种形态，譬如军屯，庄丁，部曲等等。居住形态则有坞堡、山寨和土围子，欧洲则有城堡和领主——都是众多的农业生产者围绕着一个暴力核心的社会组织形态。暴力集团的竞争和垄断程度，对农业生产者的存在形态具有决定性影响。土匪要转化为标准的中国农户，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户，都要以帝国秩序的恢复为条件，即以皇帝为首的军政组织成为天下唯一的暴力核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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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剿匪成功，恢复了帝国秩序，加大了当土匪的风险，提高了当农民的收益。于是，许多山贼下山投诚，转化为农民，王阳明称之为“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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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推想：民变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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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推想与第三推想的方向相反：假定血酬不变，随着生产收益的减少以至消失，大量生产者将转入暴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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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回忆说，（1921年前后）几乎全中国每一省都处在军阀部队的铁蹄下，农民的收成被践踏得一干二净，成了一望无垠的黄土沙漠。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为了混一碗饭吃，成千上万地当兵去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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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部队溃败了，或者将士兵遣散了，这些士兵就沦为无业游民。从民国档案中可以看到，数以千计被处决的土匪中，排在第一位的出身便是无业游民，其次是士兵，第三位是苦力，第四位是农民。其中，无业游民的比例在70%以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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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排序，恰好是生产性收益递减的次序：农民有地种，只要不闹天灾人祸，就可能有一些生产收益。一旦失去土地或者绝收，只好“以身为业”，去干苦力或者当兵，干苦力挣的工钱还算生产收益，当兵已经被看作“卖命”。如果再失业了，生产性收益彻底断绝，除了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外，无业游民一无所有，被迫以性命博取生存资源，有抢劫能力者便沦为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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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排序上，当兵优于当土匪，因为当土匪的前途不如当兵，收入的稳定程度也不如当兵，死亡风险却极高。我根据关东土匪的下落估算过当土匪的风险，“职业死亡率”超过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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