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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一天,段光清正在坐堂问案,街上忽然大乱,哄传东乡数百人手持器械蜂拥入城。正询问时,一个穿着湿衣服的东乡乡民跪到堂前说,他们把张潮青抓住送来了。他说,昨夜张潮青自石山衕潜回村里,村中数百家共同商议,说县里已经出了告示,只抓张、俞两人,不连累东乡,而且有重赏。我们东乡为什么不拿张潮青归案,以保东乡安宁呢?于是全村同心,黎明时分一起行动。张潮青听到风声,翻后墙逃到河里,乡民又在河里捉住他。现在我们乡民一同来送张潮青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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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变心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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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结案之前,我想站在乡民的立场上算算帐。他们一直隐蔽在幕后,却又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利益和心态是如何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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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这位白封小民是一户殷实的中农,有五六口人,十五六亩地,五六间房的院落,总计近十万人民币的家产。纯粹从经济角度计算,他愿意带头闹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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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各地征收的地丁银子数量不一。以每亩一钱二分计算,十六亩地约交二两银子,这笔银子是折钱交纳的【99】。按照土政策,白封小民以3200文钱折银一两,红封绅衿却按市价以2200文钱折银一两。这一场大闹如果成功,与红封阶级享受同样的折算率,该中农每年可以少交二千文钱。以粮价折算,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一百二三十元人民币【100】。但是全交红封,政府的小金库就空了,官吏衙役一点外快也没有了。这个目标太高,恐怕不能指望。真正有可能实现的结果,是大家分担陋规,绅衿不要按2200文折,小民也别再按3200文折,折中之后再减少一点,大家都按2600文折。这样算来,闹事的利益也就是每年少交1200文钱,约合人民币七十元左右。这大概相当于中农全家七八天的生活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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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钱足以让他动气,让他愿意参加闹事,但是不足以让他挑头。假如他是四十出头的男人,在中国社会摸爬滚打多年,自然知道官府是多么不好说话。不管小民的请愿有理没理,公道不公道,只要他看着不顺眼,说抓你就抓你,说杀你就杀你,最后肯定还是官府有理。带头惹政府生气,不是玩命也是玩火,这风险岂是百八十块钱所能抵偿的?把那十万家产都搭上,也未必抵偿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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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清了这笔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潜规则通行数十年而不遭抵抗。大家都愿意搭便车,最多不过出力拉拉边套,谁也不肯驾辕。驾辕者必须是一个不计较物质利益、不怕或不知风险、同时又有号召力的人。受儒家理想主义精神熏陶的周祥千恰恰满足了这些条件。他是红封阶级的一员,却热情地为白封小民争取道义要求的公正。这样的人,即使在读圣贤书的环境里也难得一见。所以,在他入狱后,那些愿意闹事又不敢挑头闹事的中农,在后怕和庆幸之余,难免会感到愤慨和良心的冲动。张潮青入狱后,东乡人的心理也应该类似。只要别太危险,他们当然想踹官府一脚,同时也为周祥千和张潮青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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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有多大风险呢?在那段时间里,江南的空气中弥漫着骚动的气息。用段光清的话说,就是“人心思变”:大家都感到世道要变,都期待着某种重大社会变化的到来。洪秀全在广西建立了太平天国,随后向江南进军,一路如摧枯拉朽,势不可当——这既是人心思变的结果,也是人心思变的原因。此外,尽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十来年,官军的无能仍然被全社会耻笑。本来军官们带着顶子上街,骑在马上,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战争过后却威风不起来了。宁波的老百姓指指点点,笑话他们遇到洋人就扔了顶子逃命,见到老百姓就戴上顶子扬威。于是军官上街便不再戴顶子招骂。政府内忧外患,财政拮据,被迫削减马粮,军官们上街连马也不骑了。官府的表面威风和实际威慑能力双双下降,鼓起了民间闹事的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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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只要不是领头,民众有愿望也有胆量劫监狱烧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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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闹大之后,利害格局突变,乡民在官府眼里由顺民转变为暴民。此时,乡民的第一愿望是不要遭到官府的报复,不要被官军作为暴民镇压,为此连平粮价的要求也可以放弃——争取收益是第二位的,先要保住本。这个前提保住后,平粮价的目标不妨尽量争取。官府若厉害不妨退让,政府若退让就该坚持。假如官府以平息事态为第一目标,不仅承诺不报复,连平粮价的要求也一并满足,被官吏私下扭曲的秩序得以恢复,周祥千这颗火种便如同落入了湿柴。此时,交纳钱粮并抛弃周祥千,乃是符合乡民利益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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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需要费心理解的要算捉拿张潮青。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自从县里打桩定界,两个月过去了,他们还在那里闹个没完,这不是给乡亲们惹祸吗?这不是硬往乡亲们头上扣暴民帽子吗?开始大家还不好说什么,也愿意凑钱维持他们的自卫团。但政府满足了买卖私盐的要求,又说了不株连百姓,被盐商勾结官府扭曲的秩序得以复原,大家可以继续当良民了,就没理由再支持他们了。看看人家周祥千,好汉做事好汉当,对比之下,张潮青和俞能贵不能不掉价。至于悬赏,几百户平分十五六万元,每家也不过几百块钱,有诱惑,但不足以糊弄良心。关键不在钱。关键在于,一旦有人倡议抓他,村里开会人人表态,如果大家都不反对,个别人即使不情愿,也不敢反对,不敢不参加行动。利害计算还告诉我们,从根本上乡民们是不会反对这类倡议的。另外一方的风险计算也会告诉我们,倡议者一定不愿意单干,一定要召集全村开会,以免在万一失利的情况下单独面对张潮青和俞能贵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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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到尾分析起来,民众尽管没有固定的脸谱,却始终是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他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而这个利益的安排和变动又可以在社会制度的特征中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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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开始并不敢闹事,在正当秩序中的良民早就当不成了,他们照样在贪官污吏建立的潜规则中当了数十年顺民,如果没有替他们承担组织成本和法律风险的英雄出现,顺民还会继续忍受霸道不公和敲诈勒索。英雄的出现改变了利害计算,顺民发现搭便车闹事风险不大,才作出官府所谓的暴民行径。后来,比较正当的秩序恢复之后,如果官府不把他们当暴民对待,不以镇压相威胁,不拿赏金去诱惑,他们也未必去做洗刷自己出卖英雄的勾当。伟大的民族可以不选邱吉尔,也不至于砍下英雄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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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县民众的困难在于,开始的平粮价的愿望,后来的对周祥千和张潮青的同情和敬意,很难找到表达的正常途径。假如周祥千或张潮青组织了一个农会,或者发动了一场诉讼,必定有许多人愿意交纳会费,愿意捐款请律师,就好像他们愿意维持自卫团一样。这样做既是合理的,又是合算的;既没有多大风险,又维持了一个良民的身份。在一个合理的秩序中,这些人力和财力应当可以帮助百姓争取到法律承诺的公平,还可以使领头人名利双收,鼓励他们以后继续带头。奈何专制制度不允许集会结社,不许大家集资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一切都要由他们代表。于是,可以克服搭便车障碍的、挑头谈判的主体无法组成,同时掌权者又一手遮天,民众也找不到与官府讨价还价的既和平又合法的其他途径,良民硬是当不成。重大的失衡和不公调整不过来,又非常想调整,却如何是好?盐商的影响制度的办法是用钱,小民的办法是用命——当暴民烧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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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体制中,英雄是顺民转化为所谓暴民的催化剂,是将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部分拉回原位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缴出催化剂和主使者则是暴民回归顺民的象征和保证。我们中国人民是非常好的人民,大家都不愿意当暴民,都知道那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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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归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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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潮青归案了。段光清当时就拿出八百大洋让乡民去分,他说还有八百,为什么不把俞能贵一块抓来?乡民拿了钱,喜道:我们这就去石山衕抓他,太爷在后边慢慢走,只要他没跑,一定逮住他。众人赶到石山衕,俞能贵早听到消息跑了。乡民们便将俞能贵的家眷和送信让他逃跑的亲戚抓来——这些人是引导或发起报复的隐患,清除隐患的行为应该不难理解。段光清后来说,他宣布过不株连他人,也知道将家眷送到省里便难以活命,但是乡民既然送来了,他也不敢放,只是不给钱罢了。于是乡民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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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有乡民送信,说俞能贵躲到奉化海边山上的庵里,鄞县的乡民不好越出县境去抓。官府派了十几个兵丁赶去,果然将俞能贵抓获,装到木笼里,送到省上。很快,省里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将周祥千、张潮青和俞能贵“斩枭示”,首级解回县里悬挂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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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祥千的妻子从此发了疯,整天在南乡的田野里乱跑。东乡人觉得张潮青和俞能贵起初也是为了乡亲,恳请不要悬挂首级了,免得乡民“目击心伤”。官府接受了建议,让地保将三颗脑袋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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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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