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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只要不是领头，民众有愿望也有胆量劫监狱烧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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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闹大之后，利害格局突变，乡民在官府眼里由顺民转变为暴民。此时，乡民的第一愿望是不要遭到官府的报复，不要被官军作为暴民镇压，为此连平粮价的要求也可以放弃——争取收益是第二位的，先要保住本。这个前提保住后，平粮价的目标不妨尽量争取。官府若厉害不妨退让，政府若退让就该坚持。假如官府以平息事态为第一目标，不仅承诺不报复，连平粮价的要求也一并满足，被官吏私下扭曲的秩序得以恢复，周祥千这颗火种便如同落入了湿柴。此时，交纳钱粮并抛弃周祥千，乃是符合乡民利益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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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需要费心理解的要算捉拿张潮青。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自从县里打桩定界，两个月过去了，他们还在那里闹个没完，这不是给乡亲们惹祸吗？这不是硬往乡亲们头上扣暴民帽子吗？开始大家还不好说什么，也愿意凑钱维持他们的自卫团。但政府满足了买卖私盐的要求，又说了不株连百姓，被盐商勾结官府扭曲的秩序得以复原，大家可以继续当良民了，就没理由再支持他们了。看看人家周祥千，好汉做事好汉当，对比之下，张潮青和俞能贵不能不掉价。至于悬赏，几百户平分十五六万元，每家也不过几百块钱，有诱惑，但不足以糊弄良心。关键不在钱。关键在于，一旦有人倡议抓他，村里开会人人表态，如果大家都不反对，个别人即使不情愿，也不敢反对，不敢不参加行动。利害计算还告诉我们，从根本上乡民们是不会反对这类倡议的。另外一方的风险计算也会告诉我们，倡议者一定不愿意单干，一定要召集全村开会，以免在万一失利的情况下单独面对张潮青和俞能贵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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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到尾分析起来，民众尽管没有固定的脸谱，却始终是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他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而这个利益的安排和变动又可以在社会制度的特征中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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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开始并不敢闹事，在正当秩序中的良民早就当不成了，他们照样在贪官污吏建立的潜规则中当了数十年顺民，如果没有替他们承担组织成本和法律风险的英雄出现，顺民还会继续忍受霸道不公和敲诈勒索。英雄的出现改变了利害计算，顺民发现搭便车闹事风险不大，才作出官府所谓的暴民行径。后来，比较正当的秩序恢复之后，如果官府不把他们当暴民对待，不以镇压相威胁，不拿赏金去诱惑，他们也未必去做洗刷自己出卖英雄的勾当。伟大的民族可以不选邱吉尔，也不至于砍下英雄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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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县民众的困难在于，开始的平粮价的愿望，后来的对周祥千和张潮青的同情和敬意，很难找到表达的正常途径。假如周祥千或张潮青组织了一个农会，或者发动了一场诉讼，必定有许多人愿意交纳会费，愿意捐款请律师，就好像他们愿意维持自卫团一样。这样做既是合理的，又是合算的；既没有多大风险，又维持了一个良民的身份。在一个合理的秩序中，这些人力和财力应当可以帮助百姓争取到法律承诺的公平，还可以使领头人名利双收，鼓励他们以后继续带头。奈何专制制度不允许集会结社，不许大家集资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一切都要由他们代表。于是，可以克服搭便车障碍的、挑头谈判的主体无法组成，同时掌权者又一手遮天，民众也找不到与官府讨价还价的既和平又合法的其他途径，良民硬是当不成。重大的失衡和不公调整不过来，又非常想调整，却如何是好？盐商的影响制度的办法是用钱，小民的办法是用命——当暴民烧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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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体制中，英雄是顺民转化为所谓暴民的催化剂，是将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部分拉回原位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缴出催化剂和主使者则是暴民回归顺民的象征和保证。我们中国人民是非常好的人民，大家都不愿意当暴民，都知道那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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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归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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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潮青归案了。段光清当时就拿出八百大洋让乡民去分，他说还有八百，为什么不把俞能贵一块抓来？乡民拿了钱，喜道：我们这就去石山衕抓他，太爷在后边慢慢走，只要他没跑，一定逮住他。众人赶到石山衕，俞能贵早听到消息跑了。乡民们便将俞能贵的家眷和送信让他逃跑的亲戚抓来——这些人是引导或发起报复的隐患，清除隐患的行为应该不难理解。段光清后来说，他宣布过不株连他人，也知道将家眷送到省里便难以活命，但是乡民既然送来了，他也不敢放，只是不给钱罢了。于是乡民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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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有乡民送信，说俞能贵躲到奉化海边山上的庵里，鄞县的乡民不好越出县境去抓。官府派了十几个兵丁赶去，果然将俞能贵抓获，装到木笼里，送到省上。很快，省里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将周祥千、张潮青和俞能贵“斩枭示”，首级解回县里悬挂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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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祥千的妻子从此发了疯，整天在南乡的田野里乱跑。东乡人觉得张潮青和俞能贵起初也是为了乡亲，恳请不要悬挂首级了，免得乡民“目击心伤”。官府接受了建议，让地保将三颗脑袋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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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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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 [:170711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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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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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硬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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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企业猝死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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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定门外的地坛是明朝修建的，当时叫方泽坛。方泽坛西门外的官街叫泰折街，即如今的安定门外大街。明朝的时候，商人们在官街旁搭了一些棚子做生意，按照现在的说法，那就是临时建筑。同今天一样，这些临时建筑随时面临着被官府拆除清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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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嘉靖之后的惯例，明朝的皇帝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崇祯十三年阴历五月三日为夏至（1640年6月21日），阴历四月二十日，司礼监太监派了两个宦官到工部营缮司，向该司主管道路的杨所修主事（近似如今的处长）传达指示，凡皇上所经之处，排棚、接檐、榥竿等一律拆除，以肃观瞻。杨主事向各坊（近似如今的街道委员会）发出通知后，担心执行不力，又亲赴现场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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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杨主事说，尽管都市之中居处鳞集，大家还是遵守规定拆除了临时建筑。但是，在方泽坛泰折街的牌坊对面，偏偏有一座高架脊棚，侵占官街，棚上有黄纸大书：“司设监堆设上用钱粮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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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字，在当时人看来非同小可。司设监是皇宫内廷的二十四衙门之一，专管御用的仪仗帷幕等物，黄纸上也写得明白，这里堆设着皇上用的东西和钱粮。有此一纸坐镇，谁还敢动这棚子一根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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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杨主事又说，他进去看了，里边并没有堆放“上用钱粮”，只是一家开张的烧酒杂货店，店主是铺户赵二。所谓铺户，大体就是如今的工商个体户，他们无权无势，是太监、官吏和衙役们敲诈勒索的常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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