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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创造了适应“破坏力水平”的多种生产关系形式。买虎皮算是一种简单形式。赵二不仅买了一张虎皮，还把“伥”——太监——拉了进来，这是比较紧密的合伙形式。赵二当然明白伥要吸血，但是面对吃人的毒蛇猛兽，赵二甘愿出血。为了生存，他反正要出血。在江湖黑话中，送钱就叫“上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103】从官吏方面看，把企业说成罪犯，挑毛病收拾企业，并不是什么难事，有这种合法伤害权的部门可以开出一长串。如果说，商场竞争决定着企业的兴衰，官场竞争往往决定着企业的生死。于是，中国企业被迫创造出“上血”的各种形式。按时送钱似乎是破坏要素分肥的最常见的形式。再过二三百年，股份制在中国渐渐流行，赵二们还会与时俱进，创造出相应的“硬股”——包括黑股和权力股。所有这些生产关系形式，都体现出中国企业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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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花钱买虎皮，按时主动“上血”，拉权势入伙，被迫送硬股，这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企业应该如何称呼，以区别教科书上的企业呢？套用“硬股”和“合伙”的造词思路，我们不妨称之为“硬伙企业”——合伙对象都是那些很有害人本事或人家惹不起的硬家伙。这种企业形态的流行，表明了企业自身的欠缺——缺少抵御侵犯的能力或权利，换一个角度说，也表明生存环境中破坏因素的浓度超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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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伙企业的硬度大有差异。明朝社会是一个行政权力支配下的社会，身份等级制度严格细密，不同身份和级别的人拥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意味着不同的损害能力和防御能力。于是，硬伙企业也呈金字塔状，有特硬企业，部级硬企业，省级硬企业，还有县硬乡硬等等。上个世纪我在安徽农村调查，听说某县把产值超过一千万元的民营企业家一概定为副乡级待遇，以对抗本地小官吏的骚扰，这是硬伙企业系列中的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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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硬伙的损害能力和防御能力因人而异，随时变化。同样是内阁大学士，严嵩不可一世，一张名片价值三千两银子，徐阶就要弱一些。杨所修在工部当主事，缺少损害商人铺户的机会，论权势也敌不过太监，但是皇帝要举行祭祀大典，他负责清理临时建筑，损害能力和相应权势便临时壮大了。实力一变，分肥的份额就应该及时作出调整，太监不肯调整，这才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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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参战各方的得失呢？被代理的皇帝大获全胜。出血的铺户鸡飞蛋打。争夺血酬的双方两败俱伤，都挨了打，都付出了血的代价，谁也没有得到好处。其中太监方面吃亏更多，除了各自二十大板基本持平外，另有降三级的额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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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结经验教训，那么，从太监方面来说，最要紧的一条便是认清局势。虎皮是可以吓唬人的，也是可以卖出好价钱的，但是要看吓唬谁。自己已然理亏了，对方又有能力直接向老虎告状，就要顺应临时变化的形势，利益分享，不能太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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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管官员方面来说，则要注意掌握分寸，攻势不宜太猛，不妨跃马盘弓，引而不发，给对方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不能得理不让人，硬断人家的财路，偷鸡不成还挨一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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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帝方面来说，则要加大挑拨离间的力度。要鼓励内官和外官互相监督，互相告状，千万不能让他们团结一致，找到合作之道。以此标准衡量，皇上应该让杨所修有所收获，值得为皇上继续得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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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赵二方面来说，硬伙企业仍要办下去。虎皮还是有威慑力的，太监们的售后服务也比较认真负责。不过，合作前最好看清楚吓唬的对象，别做披上虎皮吓唬伥甚至吓唬老虎之类的买卖，否则就难免出血之后继续大出血。——如此要求赵二，真所谓求全责备，但是，百姓方面的改进余地确实所剩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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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初稿，2003年1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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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 [:170711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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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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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洋旗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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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钱挂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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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1月26日，重庆富商黄锡滋与法国吉利洋行签定密约，称两家合资的聚福洋行是假合资，法方在名义上拥有的三分之一股份是“虚股”。中方借用法商之名，挂法国国旗，每年支付“挂旗费”三万两白银。【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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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两白银不是小数。以1901年至1910年的米价折算，这笔钱可以买五百多吨大米，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多万人民币。聚福洋行只有三条百吨级的小轮船，在川江上游从事客货运输，总投资不过三十万两白银。每年掏这么一大笔“挂旗费”，相当于总投资的10%，合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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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合资还会带来当真的风险。后来公司做大了，法商果然摆出一副依法办事的嘴脸，非要拿“虚股”当真，狠敲了中方一笔。至于法方挂名经理和船长的私人生活开支，包括云南漂烟和白兰地名酒，20年下来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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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算上这些代价之后，甚至算上当“假洋鬼子”被嘲骂的屈辱，聚福洋行的总经理黄瑾瑩仍然认为这笔交易做得值，“真是值得”。【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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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个别企业家的糊涂账。在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大多数轮船都挂着欧美国家的旗帜。据1925年9月26日出版的《中外经济周刊》报道，从事川江航运的16家轮船公司中，未挂洋旗的只有3家。如果以轮船计算，总共36条轮船，32条挂着法国、意大利、美国或瑞典的国旗，比例高达89%。然而，细查这些轮船公司的创办人，我只找到了一个洋名字。【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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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不仅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据1904年11月号《东方杂志》说，福建厦门每日开往外埠“计商船三百数十余艘，皆各埠华商所有，现均挂英法美各国之旗，由各洋行代为经理。此项利权，终年核计，溢于外人之手者，不下数百兆。”【107】另据《中外日报》1905年10月7日报道，江苏镇江一带，商船多挂洋旗，“最为恶习”，经当地官绅报请商部批准，设立商船公会，普劝改挂龙旗。【108】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东地方政府甚至下令改革，原定商船挂龙旗要交纳的五十两牌费，一概豁免，劝令华商勿挂洋旗。【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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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的商人如此大规模地抛弃龙旗，挂上昂贵的洋旗，洋旗到底有什么价值？下面我们就顺着聚福洋行黄瑾瑩总经理的思路，看看他每年三万两挂旗费买来了什么东西。这是一笔富于中国特色的交易。古往今来，无论是捐官衔还是送干股，无论是挂洋旗还是戴“红帽子”，这类交易频频发生，这笔费用很有理由列入中国工商业的常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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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环境构成的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