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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合资还会带来当真的风险。后来公司做大了，法商果然摆出一副依法办事的嘴脸，非要拿“虚股”当真，狠敲了中方一笔。至于法方挂名经理和船长的私人生活开支，包括云南漂烟和白兰地名酒，20年下来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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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算上这些代价之后，甚至算上当“假洋鬼子”被嘲骂的屈辱，聚福洋行的总经理黄瑾瑩仍然认为这笔交易做得值，“真是值得”。【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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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个别企业家的糊涂账。在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大多数轮船都挂着欧美国家的旗帜。据1925年9月26日出版的《中外经济周刊》报道，从事川江航运的16家轮船公司中，未挂洋旗的只有3家。如果以轮船计算，总共36条轮船，32条挂着法国、意大利、美国或瑞典的国旗，比例高达89%。然而，细查这些轮船公司的创办人，我只找到了一个洋名字。【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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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不仅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据1904年11月号《东方杂志》说，福建厦门每日开往外埠“计商船三百数十余艘，皆各埠华商所有，现均挂英法美各国之旗，由各洋行代为经理。此项利权，终年核计，溢于外人之手者，不下数百兆。”【107】另据《中外日报》1905年10月7日报道，江苏镇江一带，商船多挂洋旗，“最为恶习”，经当地官绅报请商部批准，设立商船公会，普劝改挂龙旗。【108】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东地方政府甚至下令改革，原定商船挂龙旗要交纳的五十两牌费，一概豁免，劝令华商勿挂洋旗。【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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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的商人如此大规模地抛弃龙旗，挂上昂贵的洋旗，洋旗到底有什么价值？下面我们就顺着聚福洋行黄瑾瑩总经理的思路，看看他每年三万两挂旗费买来了什么东西。这是一笔富于中国特色的交易。古往今来，无论是捐官衔还是送干股，无论是挂洋旗还是戴“红帽子”，这类交易频频发生，这笔费用很有理由列入中国工商业的常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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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环境构成的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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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算账的时候，黄瑾瑩总经理首先强调了军阀。他说：“聚福洋行凭借这块‘法商’的招牌，在那四川军阀混战的防区时代，确（实）减少了许多麻烦。十多年来，船未打过兵差。在那个时期，有所谓营业税、直接税、二五税等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但聚福洋行从成立到结束，从未完纳过任何一项税捐，因而避免了军阀的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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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涉及到两项可能的损失，一是当差，二是苛捐杂税。如何估算这两项损失的潜在数目呢？比照未挂洋旗轮船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到损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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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江公司成立于1915年，有一条元济号轮船。由于官府刁难，土匪堵劫，负债累累，股东们都躲了起来，只剩下出资最多的马则卿苦苦支撑。1917年，川军与滇军开战，滇军便把元济号扣下当差，半年后放归。返回重庆后，北军又扣船运送军需。北军撤出四川，元济号刚刚开始在重庆宜昌之间运营，又被宜昌的北军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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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中，马则卿邀请法商麦司洋行入股，投资两万两，在上海登记注册，蜀江公司改称麦公司，元济号也挂上了法国国旗，1919年回到四川。次年，川军和滇军再次开战，重庆卫戍司令王文华又把元济号扣作军用，结果法国领事出面交涉，军阀被迫放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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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由于战事不断，交通断绝，元济号成了唯一安全运营的交通工具，生意红火之极。八个月之间，清偿了以往的债务，还有数千两银子的利润。这时候，以前退避的股东们又回来了，要求购回外股，从大中银行贷款二万两退还麦司洋行。麦司洋行退出后，麦公司改称大中银行航业部。不久，大中银行倒闭，作为大中银行的债权人，军阀杨森没收了元济号，改作兵船。1922年，元济号随杨森部开往宜昌，船只朽坏，不知下落，蜀江公司随之消亡。【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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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洋旗是抵御军阀的保护伞，有则兴，无则亡。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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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关册贸易统计及报告》说，1920年下半年，广州发生战事，“军人纷纷封用轮船，遂令全行如患瘫痪，租金极难追讨，是以船东受亏甚大。”【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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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湖南岳州口岸（岳阳）报道：“本年（1916年）贸易，有数次因军队运输扣留华商船只，大小火轮及民船全充军用，遂陷于停顿地位。中有一次，被扣之船停泊江岸，延长几及三里，为时有数星期之久。”【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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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广西梧州口岸报告说：“中国航务中人，因感受军队不时封船之痛苦，遂相率投挂洋旗，藉资保护。于秋季本口商务恢复之际，多数华船，已改隶英葡国籍。”【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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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道大体可以表明，仅仅军阀扣船当差这一项，就足以造成航运公司亏损，甚至可以要公司的命。优胜劣汰，中国的旗帜被淘汰出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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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总经理说，他们挂洋旗十多年，没有向军阀缴纳过苛捐杂税，这项权利又值多少钱呢？我试图计算却算不清楚，只能抄录几段原始资料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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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26年3月《东方杂志》报道：“四川自军兴以来，各种税捐，如云而起，或原有其税，从而加重；或同一税捐，重复征收；或就驻所区段，各立关卡；或藉各种名目，巧为搜括。就其取费之名称言之，有护送费、江防费、送船费、护商费、验放费、船厘、团防费、清乡费、估本费、验船费、统捐费、护农费、红十字费、落地费、临时军费、盖戳费、划子费、公票费、乐捐费、兴学费、出口税、抵岸费，其他名称，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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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征费机关言之，有护商事务处、全川江防军征收处、百货统捐局、江防验卡水道警察、禁烟查稽处、国防征费处、保商处、印花验卡、烟酒验卡、船商所、各军护商处、黔军乐捐处等，星罗棋布，到处诈索，商人视为畏途。”【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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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抄录的税费名目共有22种，收费机构12类，而且普遍重复征收，加重征收，这已经难以计算了。更何况这些情况还随时变化，与日俱进。据1923年广西南宁口岸报告：“军队假保护之名，抽收保护费，船只每至一地，即有一地之军事长官，从事勒收。春初每船不过共缴小洋六百元，讵知与日俱进，秋间竟有一船须缴三千六百元之多。”【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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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要收多少费，当时的商人已经算不清楚了。据广东三水口岸1923年报告：“沿江各处军队设立机关，征收商船保护费……此项征收机关，随时随地均可设置。小轮航行一次，纳费几何，不能预算，盈亏亦难逆料。……倘政局长此不变，必有仅存洋轮数只之一日也。”【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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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需要补充几句，为什么挂上洋旗就可以避难消灾？我们知道，最能体现衙门和军阀作派的是这样一句反问：我就这么办了，你能怎么着我？有本事你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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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确实告。他们的政府替商人告。从各地领事交涉开始，不行就闹到中央政府外交部，实在不行就派兵打。事实上，我们的军阀蔑视任何规则和道理，他们只认打。他们知道打不过洋人，打不过洋人支持的更大的军阀，真打起来得不偿失，于是他们就很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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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四川万县口岸报告，1918年，四川棉纱销路渐广，驻万县的田钟谷团长忽然于10月21日下令设立捐局，根据装载棉纱的数量，向挂洋旗的轮船抽收特别军事保险费，不交者扣船。轮船被扣80余只，外国领事和海关及各商家竭力抗议无效。半个月后，英国兵舰介入，舰长直截了当地发出威胁，田团长随即放船。【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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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我们在重庆口岸的报告中看到，田团长发明的办法在省级政府的支持下全面推广，但只对中国商人有效：“凡系华商货物，无论轮船旗船输运，一律征收。至洋商货物，暨真确洋商船只，所装之货，概不收捐，以冀免外交之困难。”【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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