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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稍有血性者，听到这番情形，没有不痛心难过的。当时我就召集全城商民谈话，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们召齐。告诉他们，托庇外人，是最可耻的事。但以往是为溃兵骚扰，大家不得已而出此，现在我们的队伍是严守纪律的，必能负保护地方的责任，绝不会再有骚扰的事。如果他们动了你们的一草一木，就请你们大家把我冯某逮捕枪决。我们是中华民国，若是挂起了外国旗，不但贻笑外邦，自己也应该觉得可羞可耻的。请大家回去，立刻就把日本旗取消、撕毁，永远不要再做这种辱国辱己的事了。当天晚上，街面上的日本旗统统撕毁。同时又去找来日本兵舰的舰长，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街上张贴那种布告。那舰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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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贵国的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不过总觉得很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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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很委婉客气，也就只好不加深究，只把那些布告派人撕毁，不许他们再有这种侵害我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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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日本旗从哪里来的呢？查询的结果，知道是城内一家鲁东洋行出卖的。但这所谓洋行，只雇用一个日本浪人做着幌子，其实店老板却是中国人。我派人检查他的账目，上面写的明明白白，每面日旗的价钱，有三元的，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多至二千元的。把老板和那做幌子的日本浪人都抓了来，问老板何以做这种欺骗商民，污辱国家的无耻买卖？他说：‘因为有人家需要，我们所以办这个货。’问那日本浪人，答说：‘老板每月花五十元雇用我，我是为的生活。他做的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两个都是奸宄，没一个好东西!’当即把那日本浪人驱逐出境，店老板看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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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查看账目，共计卖日本旗所赚的钱在六七千元以上，我即找来地方正绅，迫令老板交出那款子，交由绅士们收存。那时常德城内街路不平，地方污秽。乃用此款为修路浚沟以及清除秽积之用，把地方上整理的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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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被军队逼的无法自存，因而请日本兵舰保护，买日本旗悬挂，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可也不是士兵的错。罪恶在谁身上呢？第一，是在段先生（北洋政府总理——引者）等的身上，这就是他们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这就是他们穷兵黩武政策的赐与；第二，就在那些军队官长的身上，大官们自己胡作胡为，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级官，下级官也就不管士兵。‘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当然的道理。当权执政者的责任是福国利民，军队的职责是卫国保民。但是他们却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们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要求外国人来保护！我把这事办完，越想越是悲愤，多天还是恨的牙痒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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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冯玉祥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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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尧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万的湖南人民日处火热水深之中。……张敬尧军退到岳州，沿途烧杀淫掠，当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纷纷到教会中躲藏。张军知道，冲向那教会搜查。一位美国教士上前拦阻，乱兵即将此教士枪杀。这事传出去，激起美人愤慨，当派武力前来镇制。那美舰从上海起碇，以最大速力驰向岳州，显其威风，致在沿途江中冲翻了许多民船，许多无辜人民受灭顶之灾。这一方面是美舰不能处之镇静沉着之咎，但一方面也是张敬尧军所间接赐予人民者。这真是可耻可恨的事。看看人家军队保护他的人民是怎样的精神，但中国军队不但不能保护中国的人民，反倒欺凌之，虐杀之，而驱之托庇于外人，又将此外人一并杀之，而使江船中人民受此无妄之灾祸。这样的军人，还让他高高在上的当督军，是什么缘故？只因为他是老段的学生和同乡罢了。”【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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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中国人民挂洋旗，入洋教，确有一番不得已——这是寻求不被人任意宰割的基本权利，寻求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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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为环境构成的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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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总经理在算洋旗收支账时，考虑到了军阀、土匪，也考虑到了作为竞争对手的船户和船工，但他没有细说衙门和官吏。聚福洋行创建于清朝倒台之后，军阀土匪横行中国，暂时抢了贪官污吏的风头。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因素对企业盈亏的影响甚大，我必须替他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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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御史董丙炎上奏说，商民在缴纳厘金的时候，要遭遇许多需索留难，“譬如一船到卡，未完厘以前，必须花钱报到，名曰挂号。既完厘之后，又须花钱请行，名曰打号。否则将船扣除不得行，是为需索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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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一货到卡，初卡既已全完，至中卡必照数而议加，名曰补票。中卡业经补过，到末卡又必照数请益，名曰加票。否则将货盘查，必至稽延时日，而损伤更多，是为刁难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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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任意取货，曰叼光。无故挑钱，曰加水。强名偷漏而议罚，妄指用物而充公。种种节外生枝，无非于中取利。”【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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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索留难商民的，不仅是厘卡税务官吏。从上到下，每个有伤害权的衙门和官吏，都在努力行使这种权力，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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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栋在《新辑时务汇通》中说，无论铁路、矿务、内河轮运，中国人办都办不成，洋商一出面就办成了，于是华商必须依附于洋商。即使股份全是华商的，如果不挂洋旗，不找一个洋商出面，已经办成的事也必然失败：“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所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于地方情形不合，或谓其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内河行轮，或谓碍民船、碍厘金，……凡待华人莫不如是。”【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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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7月19日《中外日报》上登了一条消息，其中有一段中国商人朱立兴诉苦的文字。他说，我是徐州人，以贩运油、酒、饼、豆、牛皮、猪只、枣梨鲜果为业，虽然照章纳税纳捐，依然屡遭阻挠需索，“惟悬挂洋旗者，彼不肖之徒，皆畏之如虎，不敢扰害……且洋票经过捐卡，验规皆有减折，华票则格外留难，私费则转形益重，若不及早挽回，势不至尽为洋商不止。商等情愿悬持商旗，以振我国之威，而杜外溢之弊。但仅悬商旗而无保护实据，仍不足以抵制洋商。”【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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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镇江商船公会的调查也说：“一经冒挂洋旗，官不敢封，差不敢扰，可以自由谋生。”【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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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只要高高一挂，就可以自由谋生了，就可以吓住贪官污吏了，这样的旗帜，叫商人如何不向往？且不论军阀土匪，仅仅在船商与官吏衙役的关系方面，洋旗的有无就可以决定企业的盈亏以至生死。黄总经理的一笔钱，已经买到了三样东西，似乎每样都值三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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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为环境构成的木船船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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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总经理算的另一笔账，牵涉到与木船船户和船工的关系。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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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运食盐出川，过去一直由木船装载，转运到宜昌、沙市。我们为了贪图更多的运输业务，曾与当时军阀官僚联系勾结，破例地将运出川外的食盐交由福源轮（引者注：聚福洋行的轮船之一）装运，当即引起木船船户、船工大为不满，认为‘抢夺了他们的生意和饭碗。’因此，满载食盐的福源轮在南岸玄坛码头正待启航时，即被聚集起来的几百木船船户、船工阻止，不许开航，发生冲突，并上船捣毁轮船锅炉，杀死三领江颜永林。事件发生后，法国兵船立刻开来‘保护’，驱散聚集的船工和群众，后又护送福源轮开驶到上海修理。善后事务，则由法方向外交部提出交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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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民初，这个故事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各地的木船船帮，面对强大快捷的轮船，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殊死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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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看来，轮船是应该赞美的。轮船挤垮木船，这是很正当甚至很正义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便是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消费者受益。这套逻辑当然不错，不过，必须有一张社会保障的安全网拦着，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逻辑不被生存竞争的逻辑挤垮。中国官府没有少收费，却没有编织这张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