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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珍走了这三步棋，坐镇保安公司，勾挂官私两面，上有官府托庇，下有爪牙驱使，不几年的功夫，就羽毛丰满，独霸一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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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公司的一项主要收入是经管房地产。在谦德庄养房产的，不管你是谁，都得由保安公司代收代管。崇德堂该如何？树德里房产的主家是下野军阀孟恩远，又该如何？都得买保安公司的账，否则就要落个不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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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件事：西楼村村董曹八，据说其祖父是光绪皇帝七叔的“替僧”（替主人出家修行），有财有势，也算个人物。曹八在谦德庄盖下了连荣里、福厚里，养房吃租。李珍找到曹八，提出要代收代管，同时还要把福厚里租给开窑子的。曹八也不是省油灯，一口回绝：“不行！”李珍扬言“若是不拿下曹八，保安公司就干不成啦！”便唆使手下流氓二十余人前往曹八家闹事。哪里知道曹家早有准备，从院里窜出十来个身穿军装、手提匣枪的大兵，这一伙流氓一看傻了眼，俗话说：“光棍不斗势力”，一哄而散都跑啦！原来曹八在天津营务处有人，事先他听到了点风声，便花钱雇来大兵，严阵以待。事隔三日，几个穿军装的来到了保安公司，二话没说就把李珍绑走了。保安公司于是赶紧花钱托门子，把李珍搭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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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珍岂肯善罢甘休，回来以后扬言要“二打曹八”。真是强龙难压地头蛇，曹八服输，托中人出面摆席请客，依从李珍经管房产，才算了却这一场风波。杀—儆百，连曹八都软了，其他房主就更不在话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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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公司的所谓代收代管，实际上形同霸产，这边克扣房主，那边勒索房客，一面两吃，肆意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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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管房地产，保安公司还有很多来钱的路子。你开商店，它代征捐税；你做小买卖，它要“地份钱”；走江湖的吃“毛钿”；开赌场的拿“挂钱”，就连掏腰包的扒手也不能随便来到谦德庄作案。拿妓院来说，除了向保安公司交租纳捐而外，还得租保安公司的门，赁保安公司的被子。说起来好象是笑话，租房哪有不带门的？不行，门租单收；开窑子的哪能没有被子？不行，给你抱来几床被，用不用按天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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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居民铺户，征敛的名目也很多，什么卫生费、路灯费、修路费、自治费……，接三差五地总来敛钱，说多少就得交多少，言无二价，谁敢不给。李珍够得上十六路进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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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是谦德庄的兴旺时期。在谦德庄中心，永安大街的方圆左近，开设了一些茶园、酒肆、落子馆，光戏院就开了六个。再有说评书的，唱时调的，说相声的，演皮影戏的，大小商店也布满周围。一些像样的买卖都得有李珍的“干股”，就是挂个名字，坐享其成。如宝兴戏院、宝兴池澡塘，都有李珍的股。李珍号叫宝轩，所以这两家字号中都有一个“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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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珍死于一九四○年，在谦德庄横行霸道了二十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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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与草食动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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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故事中，最抢眼的冲突，要数李珍斗曹八。用李珍的话说，这关系到保安公司能不能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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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八养房吃租，又有些势力，房客不敢赖帐，自己经管房产自然合算。李珍横插一手，非要代收代管，这分明是硬抢，曹八当然想对抗。问题在于，究竟是对抗合算，还是依从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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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对抗，收益明摆在哪里，假定每月可以少损失一百块大洋。风险呢？李珍派二十多个流氓来曹家闹事，将造成多大损失？这取决于闹事者打算闹到什么程度，闹多久，是伤人还是毁东西。无论如何，损失必定超过每月一百大洋，不然就失去了威慑力。在不知道对方来多少人闹，什么时候来闹，闹到什么程度的情况下，曹八花钱雇了十多个大兵，应该说，这是很叫人为难的决策。设身处地替他想想，雇一个还是雇二十个？雇一天还是雇一个月？雇这么多大兵要动用多少关系？花多少钱？合算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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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八显然认为合算，他以为可以把李珍吓住，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甚至更进一步动用关系，把李珍绑走了。但是李珍方面在官府也有关系，花钱托门子把李珍捞出来了。李珍不屈不挠，扬言要二打曹八。曹八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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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八失算，是因为他光想到了自己的损失，没有算清楚人家的损失。假定曹八赢了可以节省每月一百大洋的“代理费”，李珍栽了不仅拿不到这一百，还可能失去几十户甚至上百户人家的代理费，单凭这笔账曹八就要输。再说，曹八即使输了，不过输掉一笔代理费，大部分房租仍在，李珍输了却要一无所有，只能背水一战。更何况他把李珍一绑，让人家威风扫地，在李珍的行当里，没了威风便没了活路。曹八搏的不过是那点钱，李珍除了搏钱，更多的钱，还要搏前程，搏活路，这简直就是博命。曹八打算为节省一点“代收代管费”而博命吗？曹八知己而不知彼，理当一胜一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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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曹八有三种选择：一是继续走官路，靠官府解决问题，这就要花钱托人拼关系。真拼起关系来又将如何？曹八买通官府的最高出价不过每月一百大洋，李珍买通官府不仅可以赢来曹八的一百，还可以横征整个谦德庄，因此他的出价必定高于曹八，曹八并无胜算。第二种选择是雇人自卫，但是雇佣的规模和时间很难掌握，而且防不胜防，开支不小，效益不高。第三条路就是向李珍让步，每月让人家横吃一口。三条路条条受损，三害相权取其轻，曹八认为向李珍让步的损失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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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八是大房主，有钱有势，值得对抗也有能力对抗。他认为让步合算，其他房主就更不必说了。于是，房产的代收代管费，便成了保安公司的主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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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貌似代理费的收入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其价码又是如何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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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品《话说当年的谦德庄》的原话，保安公司“占着天，霸着地，平地抠饼，雁过拔毛。”“平地抠饼”这个说法，来自天津混混儿的传统用语，蕴涵着当事人对这笔钱的性质的理解，牵连着一种源远流长的资源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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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天津的混混儿》【135】一文中，李然犀先生写道：“天津城厢一带，需用青菜瓜果甚多，都来自四乡和外县。乡民运货来到天津，在沿河一带及冲要地点趸售，自由成交，并无任何花销。左近的混混儿就出头把持行市，硬要全数交给他们经手过秤，转卖给行贩。成交后，向双方取佣。初时当然无人听从，他们便使用武力解决，打翻几个，不怕你不俯首帖耳，百依百从。这叫作‘平地抠饼，抄手拿佣’。打下来的天下成为定例，便作行规。最大的要数西头老老店，是大批瓜菜总汇，当初设立时不知经过几次恶战，伤亡了多少人，才奠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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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打翻几个”是索取“佣金”，建立“行规”和“定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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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伤害是有价格的，任何损害都是有价格的，在历史事实中，甚至人命也是有价格的，其价格取决于被害者对损害的估价，取决于他实际支付多少钱避害，取决于受害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譬如绑票赎票，民国初年华北一带小康人家的“票”价大概在银洋二百元上下，而富裕人家的票价动辄成千上万【136】，人命的价格差距数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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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决定损害价格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避害的其他方式的成本，套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避害选择的机会成本。譬如受害者家属可以请警察出面解救人质，曹八可以请军阀出面收拾李珍，菜农也可以要求官府维持市场秩序。这样做要花时间，打官司要花钱，托人走后门还要花比较多的钱，甚至可能出现加害方和受害方争相抬价买通官府的场面。同时，受害方还有进一步遭到报复的风险，官方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成功率也未必理想。人们通常会依照潜规则的标准估计官家出场的价格和出场后的态度，这种货色质次价高，但毕竟是一种替代选择，可以视为避害产品的价格竞争。受害方将选择风险和成本最低的避害方式，避害的价码由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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