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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卖味者的角度说，坏人家的好事也有点迫不得已。富裕人家绝不肯亲身从事。而路春贵那样的人，“指身为业”，全凭一身力气和一条扁担生活，如果没人雇佣他，唯一的“生产要素”卖不出去，就进入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境地。于是，用血肉之躯所受的伤害，换取这个躯体生存所需要的资源，就成为一种“活路”。土匪绑票的道理也是如此。被绑者的家庭愿意用一二百银洋买亲人的命，绑票者则愿意为一二百银洋铤而走险，前者拿钱换命，后者以命换钱。土匪的卖命生涯，也显现出他们对自身性命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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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命者的核心计算是：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伤亡的风险？或者，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用古人一句更简明的话表达，就是“身与货孰亲？”孰亲呢？那就要看身是谁的身，别人的身还是自己的身，百万富翁之身还是饥寒交迫之身，身也要看具体部位，是小手指还是整个脑袋，是钢琴家的小手指还是乞丐的小手指；货也要分什么货，锦上添花的货还是雪中送炭的货，百两银子的货还是万两银子的货，等等，不可一概而论。权衡种种利害之后，依然打上门去，说明卖命者认为这是合算的买卖。破坏方和赌场方都找到了合算的策略，有关卖味和挂钱的规矩便形成并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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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再强调几句。生存资源是分层次的，所谓身外之物，只能用以称呼那些生存必需品之外的金钱货物，这条界线之内的则是“等身之物”，那是养身活命之物，甚至是命根子。在饥寒交迫濒临死亡者看来，寥寥衣食就意味着性命本身，绝非身外之物。这道界线是一条“命-物等价线”。突破了这条线，博命换物就可以视为等价交换。此线之下的人类行为特征，就是追求生存机会的最大化。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博命之人越多。庞大的博命集团的存在，不断制造这个集团的社会机制的存在，乃是解释中国历史，理解中国社会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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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正如“卖命”这个常用词所表示的那样，生命和生存资源之间的交换关系早已得到大众的深刻理解。在意识到这种关系之前很久，早在与猴子分道扬镳之前，人类已经熟悉了这种计算。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民国总统黎元洪，对这种历史悠久的交换常规还做过一句时髦的概括。他对冯玉祥部下的士兵训话说：“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140】黎大总统生活在流行革命的时代，为卖命披上了革命的外衣。不过，革命者大体都是博命者，这一点并不错。在动物世界里，进食次序的改变，也往往需要流血，这就意味着：生存风险与生存资源的换算已经在动物的心中完成。这是动物界最古老的计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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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血酬的各种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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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见识了赌场的“挂钱”，保安公司的“代理费”，抄手拿佣的“佣金”，再加上顺便提到的赎票钱和买路钱，“血酬”已经有了五种表现形式。《话说当年的谦德庄》提到的形式至少还有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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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做小买卖的“地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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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走江湖卖艺的“毛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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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妓院的“门租”和被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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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般居民的自治费、路灯费、卫生费和修路费等。考虑到“接三差五地总来敛钱，说多少就得交多少，言无二价，谁敢不给，”我们似乎不能把修路之类公益名头太当真，又不好完全不算，姑且打个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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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些象样的买卖都有李珍的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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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股”就是企业无偿赠与的股份，这个词用得并不错，但还可以更准确。我在四川《彭县志》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袍哥大爷刘治平）“坐吃牙行斗秤、烟馆赌场硬股”。【141】初读此句，犹如醍醐灌顶。“硬股”这个概念和“卖命”的说法一样，蕴涵着造词者和用词者对这种社会现象的透彻理解，这是地道的中国思想和民间智慧。这种智慧给予我巨大的启发。我还见过当代民间的一些语言创造，譬如黄股（资金股）、白股（技术股）、红股（实权人物的干股）、黑股（送给黑势力的股），以及“权力股”和“好汉股”等等，但我认为，这些概念都没有达到“硬股”的深度。硬股，正是“血酬”在股份制中的存在形式。这种东西的存在，勾勒出中国“成事要素”的常规范围，反衬出官府提供的公共安全的欠缺。人们对这种欠缺习以为常，发展出弥补的办法，并成为固定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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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分配必定遵循某种规则，必定发展出某种规矩。在我们看到的情景中，无论是打翻菜农“抄手拿佣”，还是砸赌场“拿挂钱”黑吃黑，这些规矩都赤裸裸地建立在强横的基础上，建立在以暴力损害对方的基础上，因此，我称之为“横（第四声）规矩”。在中国历史上，横规矩一直肩负着资源分配的重担，据此分来的资源，便是不断改头换面、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血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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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和横规矩并非一无是处。小偷不敢随意在谦德庄行窃，土匪不许客匪在自己的地盘内抢劫，这未必不是平民之福。从老百姓的角度说，流寇不如土匪，业余土匪不如专业土匪，短期捞一把的专业土匪又不如土匪世家。真把一块地盘当成自己的家产了，反而不肯胡乱糟蹋了。随着预期统治时间的延长，为了追求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狼群也要调整自己与羊群的关系，培养税基，确定最佳屠宰率，保护草场，维护羊群生存繁殖的有利条件，打退其他肉食动物的入侵。在这种情况下，血酬与报酬、掠夺与皇粮正税、横规矩与天经地义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重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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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暴力组织的外表和内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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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当年的谦德庄》描述了保安公司的建立过程：开山门，摆香堂，招揽地痞讼棍。看起来这不像办公司，倒像建立黑帮组织。用帮会开山门的仪式开公司，说明当事人在自我意识里并没有把“公司”当真。与关东马贼办团防，湘西土匪办保安团同样，这不过是一张糊弄人的画皮。套用《水浒》中瓦罐寺老和尚的话说：“这两个那里似个出家人（公司经理），只是绿林中强贼一般，把这出家（办公司）影占身体。”【142】之所以选择公司的形式，因为这种组织形式既流行又合法，如此冒充一下，横规矩就显得比较顺，血酬也可以显得比较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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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又说回来，公司和保护费之类名号的出现，也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否则，像《水浒》时代那样直接叫“供奉”，或者称之为贡、税、饷、捐，横主儿和地霸们直接索贡、征税、派饷、喊捐就行了，此乃替天行道，天经地义，何必涂上平等交换的油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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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命组织的内部关系也值得一说。无论在“公司”内部，还是在土匪和黑帮内部，博命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1913年12月10日，四川都督胡景伊想解散哥老会，特地发布《四川都督民政长劝告哥老改行通告》，挑拨袍哥组织的内部关系，描述了哥老会内部的不平等，通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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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哥老首领向称大爷，凡良懦无识，任彼诱致，以为拜弟，即当听其指挥，生杀惟命。凡作奸犯科之事，皆嗾使使拜弟为之。事成，则大爷享其利；案破，则拜弟罹于法。至有引颈就戮死而不悟者。彼大爷且逍遥法外，窃喜操术甚工。【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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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维护横规矩是要付出血肉甚至生命代价的，这个代价，往往要由老幺（洪门）、门徒（青帮）、喽罗或崽子（土匪）支付，收益的大头却归“大爷”或“掌柜”。在李珍指使路春贵当“肉墩子”砸赌场的案例中，路春贵卖命为李珍夺来了韩家小店，他自己得到了李家保安公司骨干的位置，从此有了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他本人或许很满意，可这两者的价值并不相当。即使扣除了买通官府、应付官司和策划运作的费用，其中仍有类似“剩余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顺着“血酬”的思路称之为“血利”。李珍经营和追求血利，便超越了个体博命者的水平，进入了“血本”经营家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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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本经营是一门大学问。经营者要估算自身的风险，扣除贿赂官府和建立保护伞的费用，应付同行的挑战，争夺其他横主儿的地盘以达到合理规模，还要镇压受害者的反抗，建立并维持一套横规矩，支付部下的卖命钱，等等，最后还必须有余利。比起寻常的企业经营来，这个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惊心动魄。这等大题目需要专文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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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大小小的地霸，层层叠叠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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