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120055
1707120056
其次，族群成员间的根基性情感，来自“共同祖源记忆”造成的血缘性共同体想象。在此，我赞同“根基论者”（primordialist）的立场：族群认同是人们从其生长的社群中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身份，根深蒂固，因而难以改变。
1707120057
1707120058
再次，我强调族群边界的形成与维持，是在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人们为了维护共同资源而产生的。因此，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经常造成族群边界变迁。在这一点上，我赞同“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的立场：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与分配的工具。
1707120059
1707120060
再次，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常造成个人或群体借着改变祖源记忆来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由此造成族群边界变迁，或对个人而言的族群认同变迁（ethnic change）。此说明族群认同的“根基论”与“工具论”两者并无冲突：族群认同的根基情感来自成员共同的祖源记忆，但为了现实利益，个人或群体都可能改变其祖源记忆。
1707120061
1707120062
再次，由于族群的本质由“共同的祖源记忆”来界定及维系，因此在族群关系中，两个互动密切的族群，经常互相“关怀”甚至干涉对方的族源记忆。失去对自身族源的诠释权，或是接受强势族群给予的族源记忆，经常发生在许多弱势族群之中。
1707120063
1707120064
最后，在一个族群的内部，也经常形成不同的次群体，互相竞争着到底谁对本族群的“过去”有诠释权；因此，所谓族群现象，不仅是两个互动族群间的关系，还包括族群内部的两性、阶级与地域性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本书中，我将说明我对以上这些族群本质与族群现象的看法。
1707120065
1707120066
在族群边缘，人们强烈地坚持一种认同，强烈地遗忘一种认同，这都是在族群核心所不易见到的。这也使得“边缘”成为观察、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因此，读者将发现，我的目的是要研究“中国人”，但我研究的对象却不是作为中国人核心主体的今日12亿汉族人，也不是汉唐至明清典型的古代中国人。相反的，我的研究对象是处在中国或“华夏”边缘的人。所谓“华夏边缘”，我是指时间上的边缘、地理上的边缘，也是认同上的边缘。譬如，在华夏形成前的边缘时间（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居住在黄土农业边缘地区的那些人群；又如，华夏形成过程中的春秋时期，华夏东南边缘的吴国人，他们当时由非华夏成为华夏，因而也处于华夏边缘。
1707120067
1707120068
在本书第一部分“边缘与内涵”中，首先我将探讨近三四十年来社会人类学界对于族群现象的理论探讨，以及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与人类社会群体认同（identity）的研究取向在族群现象研究上的新发展。最后，在此研究取向与理论发展背景下，我提出一个“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我对于历史文献、考古遗存与当代口述材料的看法——这也就是本书以下各章的研究基础。
1707120069
1707120070
在本书第二部分“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华夏起源”；事实上，此处的“起源”已成了“边缘”形成的问题。考古材料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的干冷化，使华北、华西农业边缘的人群逐渐走向移动化、牧业化以及武装化。我以青海河湟地区、套北地区与辽西地区为例，说明这些地区人群经济生态的变迁过程。这些牧业化、武装化人群在陕、晋、冀北方地区，与当地主要从事农业的人群有剧烈的资源竞争。南方农业人群逐渐自称“诸夏”或“华夏”，视北方“戎、狄”为非我族类的异族，以此设定华夏族群边界，维护华夏的共同领域资源。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北方牧业化、武装化人群，在春秋战国时开始全面游牧化。
1707120071
1707120072
第三部分为“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公元前1300年左右，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东进打败商人；这时周人的西方盟邦中还有一部分是相当牧业化、武装化的“戎人”。在这一部分，首先，我以前面提及的牧业化、武装化人群在华北山岳地带出现此一人类生态背景，来解读《史记》记载之周人族源传说中的华夏认同以及西周时期周人与戎人关系的变化，并以此说明华夏与华夏边缘的形成过程。其次，我以西周金文与战国至汉代文献中的“记忆断层”现象，来说明因应华夏认同形成，战国至汉代华夏如何重整其历史记忆，因此对部分西周史事发生“失忆”。接着我说明，在华夏边缘形成之后，随着华夏的西向、南向扩张，华夏边缘也逐步向西、向南漂移。华夏边缘的向外扩张、漂移包括两个同时并进的过程：一是华夏重新定义谁是异族，一是原来的非华夏假借华夏祖源而成为华夏。在这一部分中，我以战国至东汉时期华夏心目中“羌”（西方非华夏）的概念如何不断向西推移，以及春秋时期华夏东南边缘的吴国王室如何假借一个华夏祖源记忆——太伯奔吴——以成为华夏，来说明华夏族群边缘的向外推进过程。
1707120073
1707120074
到了汉代，华夏边缘的扩张已及于“华夏”此一人类生态体系能存在的环境极限，于是汉代以后，除了在南方与西南仍有些微、缓慢的变化外，基本上华夏边缘不再向外推移，因而这边缘内的人后来常自称“汉人”。在这一部分中，我也说明汉代许多人群如何因为不同的原因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由此形成性质不同的华夏边缘。
1707120075
1707120076
第四部分为“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近代是华夏边缘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此时华夏边缘与华夏合而为一，过去被视为“蛮夷”者成为中国国族内的少数民族。首先，我说明由传统华夏帝国到中华民国，以及由华夏到中华民族的近代“华夏边缘”变迁。这是在国族主义与相关“民族”概念下，以及在支持此概念的各种新学术知识建构下，全球性政治社会变迁的一部分。我以成立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学术活动为例，说明这个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的过程。我也以该所早期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田野考察为例，说明这历史变化如何发生在微观的人与人之亲密接触、互动之中。借此我强调，跨学科的边缘、微观研究如何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历史与社会变迁。最后，我以四川西北部两千年来被华夏称为“羌”而今为“北川羌族”的地域人群为例，说明这样的近代变迁（少数民族化）事实上是长程华夏边缘历史变化的最新阶段；所有的近代“国族想象”与“文化创造”，都有其历史与历史记忆基础。同时由这个例子，我也解释华夏边缘变迁的微观过程；也就是，深入探究亲近人群间之爱憎、情感与行为互动，以了解社会如何变迁。
1707120077
1707120078
最后，在结语“资源环境、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我由人类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以及历史记忆与失忆，来说明以华夏边缘界定的华夏认同如何形成、扩张与变迁；并由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关系以及典范观点与边缘观点的争论，来说明塑造族群的集体历史记忆如何不断地被个人与各社会次群体诠释与争辩，因此造成族群本质的持续变迁。影响历史记忆的诠释与再诠释的，不只是外在资源环境与族群关系的改变，还有在某种族群关系下族群内部的男性与女性间、世代与世代间、不同社会阶层间、汉化者与未完全汉化者间，对于诠释“过去”之权力的争夺与妥协。
1707120079
1707120080
族群现象之所以令人困惑，主要是因为影响我们思考此问题的潜在偏见不但存在于所有的“资料”（历史文献、报告人的口述与学术著作）之中，也常存在于研究者心中。尤其，当研究对象是有长远历史书写传统的“中国人”时更是如此。然而，借着由社会记忆的角度重新思考传统历史文献，借着由考古资料探索人类生态变迁与相关的资源竞争，借着人类学对于人类“族群现象”的了解，以及更重要的，借着我自己——一个处于华夏边缘的台湾历史学者——自身的时代经验，相信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由边缘角度对于“什么是中国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1707120081
1707120082
1707120083
1707120084
1707120086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2013年版序言：“什么是中国人”再思考
1707120087
1707120088
《华夏边缘》1997年在台湾出版，至今已过了15个年头。近年来我对自己的这本著作怀着十分矛盾的情感：它受到的重视让我感到骄傲，然而它让我此后所有的著作相对失色，这又让我颇觉挫折。虽然如此，我认为，它在此时以增订再版的方式重新问世，仍是十分有意义的。我可以借此修正自己在本书中的一些用词、概念上的错误或偏失，回答一些读者对此书的评论。我也借此将自己较新进的研究理念与成果融入其间，或说明它们与本书之间的关系。最后，我希望借着本书的再版，特别是通过这篇新序，强调我在本书及后续的一些著作中的学术与现实关怀，以及这样的学术认知在今日中国民族情境、相关的国内外政治、学术争辩中之意义。
1707120089
1707120090
核心主体立场或解构核心主体？
1707120091
1707120092
首先，我略说明“华夏边缘”这一书名及词汇概念，并解答一些读者的批评与疑问。在强调多元文化与本土观点（native’s point of view）的当代学术潮流下，许多读者认为《华夏边缘》之概念与本书内涵仍是站在大汉族主义立场，预设了何为一民族之核心、何为边缘。这样的见解与指教，也见于有些读者对我后来所著《羌在汉藏之间》一书的批评：若羌为汉、藏的双重边缘，那么羌族的少数民族主体在哪？我对此的解释为：第一，事实上“华夏边缘”一词只是指出一个历史事实与人类生态事实——华夏认同与中原帝国形成后，“华夏边缘”便是此一人类生态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华夏边缘》一书描述的对象是华夏、汉人、汉族及以其为主体的中原帝国与当代中国，而非历史上的西戎、北狄与今日少数民族。这有如国画中烘云托月之法：在白纸上难以画出皎白明月，于是画周边的云以衬托出月亮来。这是我对边缘研究的另一比喻。第二，从“边缘”变化来说明由古之华夏、中原帝国到今日中华民族与中国之变迁，《华夏边缘》的内容非但不是“大汉族主义”偏见，反而强调的是一个对“华夏”的反思性知识。我认为，唯有反思及检讨过去在某种人类生态背景下，“华夏”如何将“蛮夷”排除在我族之外，以及其对“蛮夷”的歧视，我们才可能对今日中华民族之人类生态意义有恰当的了解，并由此对此体系加以调整、改进。
1707120093
1707120094
有些读者的意见与前者不同，或相反，认为《华夏边缘》一书“解构”了古今华夏、汉族与中国人认同。对此我的回答是，在国族主义（nationalism）与世界各国族国家（nation state）之研究上，反思性知识（reflexive knowledge）与解构性知识（deconstructive knowledge）不同。后者以“近代建构”（包括知识建构）来否定当代国族国家的历史存在与合理性；前者，反思性知识，承认并尊重当前人群的国家与民族认同，并将近代变迁置于本地长程人类生态历史上来反思其意义。深入了解及反思人类生态上的“昨日之非”（指将华夏边缘排除于外的华夏认同），能让人们了解、珍惜“现在”的价值，及有能力筹谋更好的未来。而且，《华夏边缘》传递的一个知识为，深入探究发生在边缘的一些现象后，我们可以察觉“汉”与“非汉”的区分是模糊的、易变的：今日的“汉族”常为过去“蛮夷”的后裔，而在边缘，辱骂他人为“蛮子”的“汉人”，自身也常被他人辱骂为“蛮子”。如此我希望，这样一种新的历史与民族知识可以化解一些刻板的民族概念与历史知识所造成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及因此产生的各个民族与各民族国家间之对立与冲突。
1707120095
1707120096
《华夏边缘》之后：历史心性、人类生态与微观人际互动
1707120097
1707120098
其次，我要说明《华夏边缘》与我在完成此书后继续进行的一些研究之间的关系，也借此表达目前我较完整的华夏边缘学术理念。本书最早的版本出版时—1997年，我仍在进行川西羌族的田野考察。2003年，在完成历时十年、累计住在羌区一年多的田野考察后，我出版了《羌在汉藏之间》一书。后来，我又出版了《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2006）和《游牧者的抉择》（2009）。
1707120099
1707120100
《羌在汉藏之间》的一个重要主题，如《华夏边缘》一书的副标题所示，仍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因此这本书可说是以一个实际的例子——西方的羌人与羌族，来说明华夏生态边界与族群边缘之形成与西向漂移过程、此华夏边缘如何在唐代中期以后成为华夏与吐蕃之重叠边缘，以及如何经近代少数民族化过程而成为今之羌族。在本书中，我最主要的发现是在羌族村寨中搜集的许多“弟兄祖先故事”，以及从解读它们中发现的一种历史心性——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对此，我稍多作些解释，也借此说明反思研究与解构性研究不同之处。
1707120101
1707120102
解构中国国族主义与今日各民族的学者，常指出某某少数民族为国族主义下的政治与学术建构。1994年我第一次到羌族地区，与两三位羌族人聊过之后便得到类似的结论——过去（20世纪50年代以前）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羌族。然而我并未以此“解构”为满足。往后十年我经常往来羌族各山沟村寨之间，我探询的问题之一是：在成为羌族前他们的族群认同体系为何？何种历史记忆支持这样的族群认同？便是在这样的探询中，我发现并认识了“弟兄祖先历史心性”。我以历史心性指一种流传于社会中的历史叙事文化结构，它让人们不知不觉地产生有类似结构的历史记忆，以巩固及延续某种人类生态下的社会现实。“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便是一种各族群对等共享、分配与竞争之人类生态下的历史心性。在社会记忆理论上，历史心性是我在此研究中提出的重要见解。
1707120103
1707120104
认识“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也让我反思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心性，那便是流行于权力中央化、社会阶序化之人群社会中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人们深信的以黄帝（汉族）、檀君（大韩民族）与亚伯拉罕（西亚各民族）等英雄祖先为起始的历史记忆，都是“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之产物。《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便是在此反思下，借着“黄帝”英雄祖先记忆之出现，华夏英雄祖先历史记忆往华夏边缘的传递与扩张，华夏边缘人群的弟兄祖先历史记忆被取代或成为民间传说，或华夏边缘人群以其自身的英雄祖先历史记忆与华夏之英雄历史记忆相抗衡等，来对华夏的形成、华夏边缘的向外推移、近代国族主义下华夏及其边缘合而为一，以及为何部分过去的华夏边缘（如朝鲜）在今日中国之外，提出一种新的历史理解。这是一个新的中国民族史，或2000多年来华夏及其边缘互动之历史。因此，《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有如《华夏边缘》的续篇。在此续篇中，我以一长程历史来说明今日被称作“兄弟民族”的少数民族与自称“黄帝子孙”的汉族，均非只是近代建构的“想象共同体”，而是两者在历史上紧密而又绵长之政治、经济与历史记忆互动造成的结果。《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的标题，也隐喻着“黄帝子孙”与“弟兄民族”并非只是吁求民族团结的陈腐口号，而是有更深沉的历史记忆与人类生态意义。
[
上一页 ]
[ :1.70712005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