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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孙宏开：《试论“邛笼”文化与羌语支语言》，《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第5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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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羌语支语言的分类，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譬如，孙宏开归之为羌语支语言的嘉绒语，被有些学者归为藏语东部方言之一。参见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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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ichael Moerman,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1965）: 121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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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孙宏开：《试论“邛笼”文化与羌语支语言》，《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第5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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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331—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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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345页；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35页。关于道教对羌族宗教生活的影响，亦见于David C.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Washington: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58）, pp.46–52；以及，我在1994—1996年间所作的羌族地区田野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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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胡鉴民：《羌族之信仰与习为》，载徐益棠编《边疆研究论丛》，私立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1，第10—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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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35—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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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ed. by Clifford Geertz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pp.105–157; Edward Shils,“Primordial, Personal, Sacred and Civil 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8 （1957）: 130–145; Charles Keyes, “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in Ethnic Change, ed. by Charles F. Key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pp.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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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pp.105–157; Charles Keyes, “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in Ethnic Change,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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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bner Cohen, Custom and Politics in Urban Africa: Hausa Migrants in Yoruba Tow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Leo A. Despres, “Ethnicity and Resource Competition in Guyanese Society,” in Ethnicity and Resource Competition in Plural Societies, ed. by Leo A. Despres, pp.8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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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unnar Haal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in Ethnic Prpcesses,”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pp.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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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ierre L. van den Berghe, The Ethnic Phenomenon, p. 18; Gunnar Haal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in Ethnic Prpcesses,”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pp.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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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ierre L. ven den Berghe, The Ethnic Phenomenon; G. Carter Bentley, “Ethnicity and Practice,” pp.24–55; Eugeen E. Roosens, Creating Ethnicity: The Process of Ethnogenesis（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9）; Tonkin et al., eds.,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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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二章 记忆、历史与族群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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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论与根基论都有其明显的缺失。工具论强调资源竞争与族群边界的关系，强调视状况而定的认同与认同变迁，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人类有许多的社会分群方式（social groupings），如家族、国家、党派、阶级、性别、社团等等。每一种社会结群，似乎都在资源竞争下设定边界以排除他人，并在状况改变时，以改变边界来造成群体认同变迁。譬如，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可以用高额的会费来设定“边界”，以保护会员共享资源的权利。当会员愈来愈多，资源（玩球的机会）竞争变得激烈时，提高会费以改变“边界”，可以排除更多的人，如此造成此高尔夫球俱乐部成员的“族群边界变迁”。那么，族群认同与其他人类社会认同间的差别又在哪？这是工具论者一直无法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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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族群认同与人类其他社会认同相比，是有其特殊的一面，而且是难以被其他认同取代的。正如格尔茨所指出的，当一个新国家成立时，为政者总是希望各族群放下根基性的族群感情联系（primordial ties），而团结在造成国家群体的公民联系（civil ties）之中。但事实上，新国家反而带来更多诉诸族群感情的对立，进而造成族群问题。(1)政治群体的感情难以取代族群感情，阶级感情也不能；苏联与东欧共产世界解体后的局势变化，即为最好的见证。经过半个世纪以上强调无产阶级感情，但是在共产主义政权解体后，这儿又回到以族群为单位的政治对立之中。族群认同的特殊性及其“力量”由何而来？根基论者只是指出了“族群认同”的根本重要性，但是他们并没有解释这种“根基性的感情联系”如何产生，如何维系，如何传承。或者，如学者指出的，这种“根基性的情感”很难以社会科学的方法来探索。(2)因此，由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来探索“族群感情”的由来，成为另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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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种族主义与社会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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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想调和工具论与根基论的学者中，皮埃尔· L.范登博格（Pierre L. van den Berghe）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他认为工具论与根基论并没有根本上的冲突，族群认同是会因现实利益而改变或被利用，但在族群本质（ethnicity）上，他仍强调它的根基性。受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研究的影响，他认为人类作为生物界的一部分，其结群行为的原驱力是“亲亲性”（nepotism）。他接受社会生物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看法，认为在生存竞争中，争取生存与繁衍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而是基因（gene）。因此，所谓“亲亲性”便是说，有相近基因的个体会合作互保，以保证该基因群的延续。由此他指出族群是亲属关系的延伸，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深植于我们的生物性中，不会因现代化或社会主义化而消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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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登博格的主要理论是以“亲亲性”，也就是“亲属选择”（kin selection），来解释族群感情的基础，企图以此解答由希尔斯到格尔茨等根基论者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对于“亲属”，他过分强调生物性的血缘关系（虽然他不否认亲属结构中有时也有虚拟的成分），而忽略了在亲属结构中最重要的是“人们相信什么”，而非“事实是什么”。因此，以他的理论来理解族群认同问题会有困难。而其理论最大的矛盾在于：他无法一面承认人类的族群认同深受社会现实与文化的影响，而另一面又强调人类生物的亲亲性。因此，这说法难免会被怀疑是为种族主义辩护的最新版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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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社会生物学来诠释人类社会结群的各种理论，人类学者已有很多的讨论。(5)基本上，我认为人类的社会结群行为无法化约为生物性的分群，尤其无法以生物性的亲亲性来诠释人类结群的基本动机。我认为范登博格之说只有一点是对的——族群是亲属体系的延伸。但是对于什么是“亲属体系”，我完全无法接受社会生物学者的解释；人类学者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也指出，人类的亲属关系主要是以文化来界定的。(6)以下我将由“集体记忆”的观点来说明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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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族群成员间的感情联系，似乎是模拟某种血缘与继嗣关系。(7)我们由族群成员间的互称可以看出来；中国人互称同胞，在英语中“brothers and sisters”也被用来称呼与自己有共同族源的人。这些称呼，即说明了族群感情在于模拟同胞手足之情。亲兄弟姊妹之情，能扩充为族群结合的基础，这可能是因为，无论是父系或母系社会，无论是从父居或是从母居，母亲与她的子女是构成一个社会的最基本单位，(8)社会人群的分裂也常以此单位为主轴。(9)但是，范登博格将亲属关系全然视为生物现象，将“亲亲性”当作无须解释的、自然的感情，却值得商榷。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由“结构性失忆”（structural amnesia）与“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观点，来重新思考造成人群凝聚与重组之“亲亲性”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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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失忆与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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