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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集体记忆研究者的主要论点为：（1）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2）每一种社会群体皆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借此该群体得以凝聚及延续；(18)（3）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来说，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因为每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是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19)回忆是基于此心理倾向上，使当前的经验印象合理化的一种对过去的建构；(20)（4）集体记忆有赖某种媒介，如实质文物（artifact）及图像（iconography）(21)、文献，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22)譬如，以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群体而言，祭祀死者的仪式（一种集体记忆媒介及活动），使家庭成员得以定期拾回对逐渐淡忘的亲属的记忆，来强固家庭的凝聚与延续意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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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心理学之外的许多学科也注意到人类记忆的社会本质；这些学科包括口述历史及一般史学理论、民俗学、博物馆学、历史地理、社会学等等。(24)一个共同的研究重点是：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家庭(25)、某种社会阶层(26)、职业群体(27)，或是民族国家(28)——如何选择、组织、重述“过去”，以创造一个群体的共同传统(29)，进而诠释该群体的本质及维系群体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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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亲亲性：家庭、家族与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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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失忆”与“集体记忆”对于我们探讨族群的形成与变迁究竟有什么贡献？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的“亲亲性”有何启发？由集体记忆与人类结群行为的关联看来，我们可以说，不仅族群是利用“共同过去”来凝聚的人群，甚至在更基本的血缘团体，如家庭与家族之中，造成人群凝聚的“亲亲性”都有赖集体记忆来维持。相反的，人群的发展与重组以结构性失忆及强化新集体记忆来达成。因此，凝聚一个族群的亲亲性，事实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生物现象；因此我们可称之为“文化亲亲性”（cultural nep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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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亲亲性如何凝聚人群，我们可由家庭说起。在大多数人的一生中，家庭都是最重要的人群团体。因为这是人类最基本的共居团体。共居产生共同生活经验，而这些共同的生活经验在许多场合一再被强调。可供集体回忆的家庭故事，成为一个家庭的历史；重复讲述这些故事成为家庭的传统，有助于强化家庭成员间的凝聚。(30)在引进家庭新成员的过程中，一方面候选的新成员被不断告以旧的家庭故事（如情侣们互诉自己或家中的过往琐事）；另一方面，以不寻常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如情侣们的疯狂举止，大规模的宴客庆祝，或特殊的结婚仪式等），创造并保存新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常需借着实质媒介来触发及维持。(31)在现代家庭中，保留家庭照片是最普遍的家庭传统。借着这些家庭照片（集体记忆媒介），一家人能够经常重复一些共同记忆，以维系家庭的凝聚。家庭照片中最重要的主题，常与家庭的“起源”有关。夫妻俩的结婚照，或是家庭新成员产生的照片（子女出生或是娶亲），经常排在主要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照片簿中各照片的位置经常被调整。从某种角度来说，每一张照片代表一种记忆，因此重排照片簿的行为似乎说明，即使是家庭这样小而紧密的人群团体，其本质也不是静止不变的。随着家庭的发展及外在环境的转变，家庭成员以重排家庭照片（重组过去）来重新诠释人物与事件的重要性，进而反映当前家庭人群组合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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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可能发展为绵延数代包括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家族，但家族不全然是由生殖繁衍所造成的生物人群，而更是由其成员的集体记忆所造成的社会人群。譬如：非洲杰族的家族记忆通常只有三代，因此家族成员只有十数人或二三十人；传统汉人大家族的集体记忆则可能有数十代，家族成员数千。家族记忆的深浅，与有无文字保留族谱没有绝对的关系。在有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中，也不乏以口述记忆保存多代谱系的例子。家族主要是赖其成员对于彼此血缘关系的集体记忆所凝聚的亲属聚合（kin reckoning）。而这亲属聚合的范围，以及成员间社会距离远近，主要是由社会文化所诠释的“血缘”来决定，并以共同活动来创造及强化相关的集体记忆。譬如：表叔侄关系在不同民族文化中亲疏有别，因此参加表叔侄的婚丧仪式，在各民族文化中有不同的重要性。在强调此亲属关系的文化中，参加此种仪式是受社会文化强制的，因此在许多这种仪式中，人们对此血缘关系的集体记忆不断地被创造与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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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类学家常以是否能追溯祖源谱系来分别世系群（lineage）与氏族（clan）：世系群是能赖家族谱系记忆来证明成员间血缘亲疏的群体，氏族则只有共同祖源而谱系关系不明。即使如此，无论是家族或世系群的亲属关系中，所谓谱系与其说是“实际上的血缘关系”，不如说是“人们相信的彼此血缘关系”。虽然人们所相信的族谱有相当程度是事实，但也有许多虚构的成分。英国人类学家古立弗对于东非洲杰族的研究，说明由结构性失忆所造成的虚构性谱系，是重新调整亲族群体（分裂、融合与再整合）的关键。其中一个例子是，他在一个家庭两代男性成员中，采得两种不同版本的亲属关系结构。照儿子的说法，他与一位同辈亲戚出于同一祖父母（那位亲戚也相信此说）。但是在父亲的版本中却多了许多祖先，以致他儿子与那位亲戚出于不同的祖父母。古立弗以父亲的版本去质疑儿子，且记录了他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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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个老人，他知道的比我多；如果他说是就是，我说得不对。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家族……只有一群人，共牧一群家畜。我记得洛西克里亚；他是我们的祖父。谁记得其他的祖父？只剩下洛西克里亚，他是我们的大人物（即开创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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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立弗指出，数年之后这位父亲将去世，他的家族史记忆也将随他而去，而他儿子与那位亲戚的家族史版本将成为“事实”。短期内这个事实将无人怀疑，因为它最能解释现实的家族人际关系。这个例子说明，族谱（对于亲族体系的集体记忆）所表现的不一定是生物性的亲属关系。事实上，族谱记载中经常忘记一些祖先，而特别记得或强调一些祖先，或窃取、攀附他人的祖先，甚至创造一个祖先。如道光《建阳县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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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邑诸姓家谱多不可凭，大多好名贪多，务为牵强……即世之相去数百年，地之相去数千百里，皆可强为父子兄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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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重修族谱的工作，由某种角度看来，就像是重新整理家庭照片的工作。有些支系必须忘记，有些支系必须排在重要位置，还有一些被寻回或被发现，目的都在解释当前各房支的盛衰关系。在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人们如何利用“过去”来解释当前的群体关系。学者曾以美国历史为例指出，如果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与信心经不住社会变迁的考验，那么社会的统一与连续便会受损，因此当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在国际事务上举足轻重时，林肯总统也逐渐被社会塑造成一个伟人，以符合新的美国人认同。(34)家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亦如此，当族谱无法反映家族内的盛衰变迁时，往往是家族分裂与重组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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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面的探讨可以知道，即使在家庭这样基本的人群单位中，人与人间的凝聚，都需借着经常庆祝该人群的起源（结婚纪念日、家庭成员的生日等），并借着述说家庭故事（有时需要靠照片、纪念品之助），来维护及增强集体记忆。随着家庭的发展，有些往事不再被提起，有些照片被毁弃，家庭照片簿被重排；这都显示着家庭成员间的凝聚，也需要经常以集体记忆来维系，而家庭成员关系的改变也靠重组“过去”来表现。在更大的血缘或假血缘群体家族之中，其凝聚与发展更赖不断地强调某些集体记忆，以及遗忘另一些记忆，甚至假借、创造新的集体记忆。以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东非杰族的例子而言，谁也不能确定父亲对于该家族的记忆就比儿子的版本更正确。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的过去已经永远失落了，我们所记得的过去，是为了现实所重建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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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与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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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族群的形成与变迁也是遵循着这些法则。如家庭成员记得夫妻的结婚纪念日和子女的出生，家族成员记得开创祖，一个族群也需强调“共同的起源”。传说中的始祖（如汉族传说中的炎黄），或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大规模的移民或战争），成为一群人重要的集体记忆。一个族群，常以共同的仪式来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强此集体记忆，或以建立永久性的实质纪念物来维持此集体记忆，或民族国家以历史教育来制度化地传递此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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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一个家庭重排家庭照片，一个家族重修族谱，一个民族（最大、最一般性的族群范围）也需不断地重新调整集体记忆，以适应现实变迁。因此历史，特别是民族史，经常成为诠释自己与他人的过去，来合理化及巩固现实人群利益的手段。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我们属于许多不同性质的社会群体，而这些社会群体中最有力的结合，便是以血缘或假血缘关系凝聚的、由家庭到民族的各种群体。在个人生长的环境中，家庭、学校教育与社会文化提供给我们许多对过去的记忆。这些记忆，都因现实的个人族群认同与社会族群关系的改变，而有不同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个人与社会都常重新调整哪些是“过去的重要人物与事件”，或赋予历史人物与事件新的价值，来应对现实利益环境的变迁。如此，一方面个人生活在社会给予的记忆以及相关族群认同中，另一方面，个人也在社会中与他人共同遗忘、追寻或创造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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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失忆与认同变迁常发生在移民情境之中。移民所造成的新族群环境，除了提供结构性失忆滋长的温床外，也往往促成原来没有共同“历史”的人群，以寻根来发现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来凝聚新族群认同。美国非洲裔族群以“非洲主义”为主的寻根运动，便是一个例子。集体受难经验常成为凝聚族群认同的工具，而仪式化地定期纪念此经验，则可以强化及维持族群边界。在此类的活动中，对于“溯源”有兴趣的历史学者、民族学者与考古学者们，经常因能提供学术上的“客观证据”而赢得尊敬。但是，所谓有关一个民族起源的客观证据，事实上常是历史学家在无数社会记忆中所选择的“有历史意义”的材料，是考古学家与民族学家重新定义“典型器物”或“文化特征”来筛选的有价值的材料（同时忽略其他材料）。如此便重构了一个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分布，以解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或理想中的族群分类及族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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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不同层次的族群环境中，我们对于过去有许多集体记忆，它们以族谱、传说、历史记载、古墓、祠堂、手札、碑刻等种种面貌存在着；我们可能强调一部分，隐瞒、忽略另一部分。社会现实造成的利益环境，是激起某些集体记忆的主要动因。这些集体记忆由社会精英提供，并借由种种媒体（如报纸书刊、历史文物馆、纪念碑、历史教育等）传播，以强化人群间的根本感情。但对个人而言，被社会现实压抑的过去并不会被完全遗忘。它以各种形式存在着，无意地或刻意地被保存着；只要翻翻我们私人的抽屉或橱柜，看看有多少未丢弃的“杂物”，并回忆每一物件所蕴含的往事，就知道“过去”如何不会轻易被我们遗忘。一个社会也是如此。由广泛的意义而言，焚书、坑儒之事无代不有，但是旧文献与不识时务的人物总是烧不完也坑不尽。甚至有时他（它）们被刻意保留下来。这些文献、文物与人物言行，成为社会记忆中隐藏潜伏的一部分，等着在往后的社会变迁中被忆起，被赋予新的诠释，成为凝聚新族群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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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族群视作由家庭、家族发展而来的亲属体系的延伸，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族群能凝聚人群的基本力量所在，这也是族群的根基性的由来。在另一方面，以血缘或假血缘关系凝聚的基本人群，其维持、延续与发展都须借着集体记忆与结构性失忆，来重组过去以适应变迁，由此我们可以解释族群的现实性或工具性。族群认同便在这两种力量间形成与变迁。因此，或许我们可将各种人类社会结群放在一条轴线上，一端是家庭（或母亲与其子女所形成的单位），另一端是族群。愈靠近家庭的一端，生物的亲亲性愈强，团聚人群的集体记忆愈狭隘、真实且缺乏可选择性，因此亲情不易变化；愈靠近族群的一端，文化的亲亲性愈强，凝聚人群的集体记忆选择自更宽广的“过去”，可选择性强，因此认同易随社会情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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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与结构性失忆，不但可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结群——如家庭、家族或民族——的一些基本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使得我们重新思考，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所重建的“过去”的本质为何？它是否也是一种社会记忆？它与其他形式的社会记忆有何不同？我们赖以重建过去的文献与文物（artifacts），其中所承载的是“史实”还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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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将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物当作“过去发生的事”的记录与遗存。他们相信，以考据史料、史事真伪，以及对文物的比较、分类，可重建过去发生的事实。然而，我们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古史记载，来思考考古文物，探讨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情景及相关的族群现象。由这种角度来看，古代文献记载与文物遗存可当作人群集体记忆的遗存，它们是在某种个人或社会的主观“意图”下被创作以及被保存的。在这种研究中，我们主要探索的并非是过去的事实（但并非否定研究史实的重要性），而是古人为何要以文献与文物来组织、保存某种记忆，也就是探索古人的“意图”及其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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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当代现实生活中，族群认同的产生与族群边界的维持，结构性失忆与族群认同变迁，以及与此有关的历史记忆的选择、强化、重整与遗忘（反映在媒体舆论、历史研究、历史教育或学术精英的言论等之中），随时都发生在我们左右。因此，观察体会一个族群或民族的本质，以及历史记忆与失忆如何凝聚或改变一个族群，社会人群如何借各种媒介来保存与强化各种记忆，必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物所蕴含的“过去”的本质，以及许多“民族史”著作的社会意义。在此，历史学与人类学可能产生一个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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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ifford Geertz,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Fate of Nationalism in the New States,” chap. 9 in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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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udith Nagata, “In Defense of Ethnic Boundaries: the Changing Myths and Charters of Malay Identity,” in Ethnic Change,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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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ierre L. van den Berghe, The Ethnic Phenomenon, pp. xi, 5–8,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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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ichard H. Thompson, Theories of Ethnicit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pp.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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