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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lan Radley, “Artefacts, Memory and a Sense of the Past,”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F. A.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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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Yrjo Engestrom et al., “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 an Activity-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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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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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avid Middleton & Derek Edwards, “Introduction,”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p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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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 Martin, G. O. Hagestad & P. Diedrick, “Family Stories: Events （Temporarily）Remembere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0 （1988）: 53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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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John Bodnar, “Power and Memory in Oral History: Workers and Managers at Studebaker,”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5.4 （1989）: 120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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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Julian E. Orr, “Sharing Knowledge, Celebrating Identity: Community Memory in a Service Culture,”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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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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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ric Hobsbawm,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 by E. Hobsbawm and T. Ran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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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ichael Billig, “Collective Memory, Ideology and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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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lan Radley, “Artefacts, Memory and a Sense of the Past,”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pp.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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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P. H. Gulliver, The Family Herds: A Study of Two Pastoral Tribes in East Africa, the Jie and Turkana,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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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道光《建阳县志》凡例，转引自郑振满：《清代福建合同式宗族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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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Barry Schartz, “The Reconstruction of Abraham Lincoln,”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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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三章 民族史研究的边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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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在中国史学传统中是相当重要的一支。由二十五史的四裔传，到现代蓬勃发展的各种少数民族史与华夏民族史，即其例证。对于这样的民族史，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以某一民族为对象的历史研究。因此羌族史、藏族史以及华夏民族史，都被视作民族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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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史研究中，除了描述与研究历史上的各“民族”的风俗、制度，以及民族间的关系外，最重要的就是民族溯源。这种溯源研究法，基本上是以构成此“民族”人群的内部客观特征，如体质、语言、文化等为研究对象，追溯有相同或相似客观特征的人群在空间、时间上的分布。一般咸信，经由这种溯源，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来源，以及它与其他民族的宗裔分合关系，此即为一个民族的历史。由此看来，这样的民族史研究，其合理性是建立在一种对民族的定义上；也就是我们在上一章所谓的“客观体质、文化特征论”的民族定义。虽然，在目前台湾史学界强调社会史、经济史以及思想史的研究趋向下，这种民族溯源研究已是日薄西山。但我之所以检讨这种研究法，最重要的不只是因为它有时仍然被奉行，不只是因为过去一些对于华夏或中国少数民族的溯源研究仍被视为经典之作，而是这种研究法背后那种对“民族”“历史”的认知概念仍然流行；我认为，只要这些旧概念没有改变，就难以重新唤起学者们对民族史研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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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一章中，我将讨论这种溯源研究方法上的偏差与其限制，并提出一种介于史学与人类学间的民族史研究——边缘研究。简单地说，这种研究法将研究的重点由民族的内涵转移至民族的边缘。如此，不但能在历史与现实的族群现象上，在史学与人类学上，提供一个中介的解释层面，还能使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结群现象，以及与此有关的“历史”的本质，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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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溯源研究的基本假设及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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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学界流行的民族溯源研究，除了结合“五四”以来科学方法的人文研究，以及民族学（ethnology）的溯源研究取向外，主要是基于一个对民族的基本假设。这个基本假设是：一个民族是一群有共同血统、语言与文化特征的人群。在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中，我们可以经由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或体质人类学，来追溯这些体质、语言或文化特征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分布；这些民族客观特征在时空中的分布，也就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起源、繁衍、传播、迁移与分衍。基于这样的假设与研究方法，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经常探讨如商人、周人、匈奴或者华夏的族源与民族构成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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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已指出，客观体质、文化特征在定义族群上的困境。在此我将以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理论被用在民族史上时同样有极大的限制。首先，我们以汉代匈奴人的体质为例。根据中苏学者的研究，蒙古诺音乌拉与外贝加尔的匈奴墓地人骨，都属于蒙古人种古西伯利亚类型，而外贝加尔的匈奴人骨又可能混有欧罗巴人种成分。中国方面，内蒙古桃红巴拉与毛庆沟出土的匈奴人骨，则有东亚和北亚人种混合的特征。(1)像这样的古人类体质资料告诉我们，各地匈奴人的体质差异极大，体质特征不能当作界定匈奴人的标准。因此，任何以体质特征的相似性，来找寻匈奴人的祖先或后代都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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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混合人种的匈奴是个特别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另一个假设的例子。假设体质人类学家在甲民族中测量了一千个头骨，以某些测量项目归纳出甲民族的体质特征。但任何一个测量项目，在不同族群中所得的测量结果，都可能有部分重叠。也就是说，这些测量资料不能告诉我们划分族群的界限在哪里。因此，这反映了以体质特征界定民族的另一种限制：所谓甲民族的共同体质特征，只是以大体而言，或以大多数而言，甲民族的体质是如何如何。这样的民族体质特征，对于判别个别的或边缘的案例毫无帮助，而且它本身也不能否定不具备这些体质特征的个体亦可能是甲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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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上的民族溯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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