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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羊与养猪，在人类生态上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原始农民所养的猪都是放牧的。在自然环境中，猪所搜寻的食物是野果、浆果、坚果、菌类、野生谷粒等(11)；这些，几乎也都是人可以直接消费的。因此，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猪与人在觅食上处于竞争的地位。这时，养猪并不能增加人类的粮食。相反的，羊所吃的都是人不能直接利用的植物。尤其在河湟地区，由于牧羊，这儿的人们可以突破环境的高度限制，以利用河谷上方的高地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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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全球气候的干冷化，使得原始农业受到打击；另一方面，由于马家窑时期以来长期的农业定居生活，造成河湟地区人口扩张与资源分配不平均。关于气候变迁的问题，将在下一章说明。在此，我先讨论资源分配的问题。前面我曾提及，在马厂与齐家文化中有些人远比其他人更富有、更有权威，所谓的“社会阶层化”逐渐形成。当时河湟地区的人们，有可能像中原地区的人们一样，选择以统治者剥削被统治者，以再分配的方式来解决生存资源不足的问题。但是，可能因为在这农业的边缘地区，没有足够的、可靠的农业生产，来支持这样的中央化威权，因此河湟地区最终也没有完全发展成中央化的阶级社会。同时，在资源不足的情形下，另一个解决之道也在酝酿中。那就是多养草食类动物，尤其是羊。羊可以吃草，人再来喝羊的乳，吃羊的肉。这样原来无法利用的高地草资源，就间接被人类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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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形可能是，在河湟地区，一些穷苦的农人发现他们能迁到较高的地区，依赖马、牛与羊过活，以此脱离谷地那些剥削他们的人。很快的，大家都发现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以农业为主的齐家文化生活方式逐渐瓦解。这种选择，最后将河湟变成与中原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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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店、卡约文化时期的人类生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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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变化，在齐家文化之后变得相当急遽。约在公元前1700——公元前600年，在考古上，辛店文化与卡约文化取代了齐家文化。这时，特别是较晚的卡约文化时期，河湟地区的人几乎已完全脱离了农业定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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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店文化人群，分布在的甘肃省西部与青海省东部。甘肃永靖张家咀与姬家川的辛店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骨。动物种属包括牛、羊、马、猪、狗与鹿，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羊，其次是猪。(12)永靖莲花台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包括牛、羊、马、狗、鹿的动物遗骨。(13)在青海大通县的上孙家寨辛店文化遗址，考古学者也发现了包括牛、马、羊、狗等动物的遗骨。比起齐家文化时期当地的居民，辛店时期的人养更多的动物。而且，虽然猪仍然被人们畜养，但羊已普遍取代猪，成为当时人们最重要的驯养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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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留下的大多是墓葬与窖穴，房屋居址明显减少。他们制作的陶器，也较齐家文化人群的陶器要小得更多。显然辛店文化的人群较从前的人移动更多，因此他们的房子结构简单，不易保存在地层中，也因此他们所拥有的陶器器形变小、数量变少，并且养羊、马、牛比养猪更重要。虽然如此，因为文化层堆积厚，而且发现了大量使用过的石制农具，因此考古学者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定居的农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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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些考古证据看来，齐家文化时期萌芽于青海河湟地区之养羊重于养猪的风气，在辛店文化时期不断地往东方扩散。终于，在甘、青广大地区人类之畜养动物中，羊的地位超过了猪。被驯养较晚的牛与马，此时也在河湟地区人群的生计中占有较重要的位置。一方面种植谷类作物，另一方面畜养马、牛、羊等草食动物，以扩大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这看来是个很理想的人类生态适应方式。但是，实际的情形可能并非如此乐观。畜养羊与行农业之间，有难以避免的矛盾。为了避免羊侵犯作物，它们必须被移到较远的地方放牧。而远离农业聚落，羊则易受野兽侵害，因而需要人力来照顾它们。因此，一边养羊一边务农，在家庭人力运用上会有无法避免的矛盾。只有在羊的数量不大，而农业较粗放的情形下，家庭人力才勉可兼顾。相反的，任何一方的扩张，无论是多养羊还是行较精致化的农业，都必须放弃另一方。在农业边缘的河湟地区，农业难以进一步扩张，因此，当资源不足时，一个较可能的发展便是养更多的羊而牺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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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游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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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约文化遗存在时代与地理分布上都与辛店文化有部分重叠，但前者时代延续较长、位置更向西延伸。所有考古学上所见的现象都显示，留下卡约文化遗存的人们过的已是游牧生活了。首先，在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文化中常见的房屋、居址几乎完全消失；唯一的卡约文化居址，在湟源的莫布拉被发现。这个居住遗址，被建在避风向阳的山谷中一个相当陡峭的斜坡上。在这里，有四个房子的遗迹。其中两个房子的遗迹，只是些柱洞与石头叠成的灶，没有墙基或屋顶的痕迹。另两个房子，没有墙与屋顶，甚至没有柱洞，只有比较硬的居住面。这几个房屋，原来必然有某种形式的墙与屋顶，可能由于它们是由可携带的材料或易腐朽的材料制成，因此不易被保存在考古遗存之中。屋内外都发现有大量的动物骨骸；在其中两个屋址，还发现大量燃烧过的羊粪。根据游牧藏族之民族志资料，羊粪是牧民最好的取暖材料，而且只有在冬天羊被圈养时，羊粪才容易被收集使用。这个居址的选择——背风向阳的山谷——也是现在牧民理想的过冬场所。因此，所有这些证据都说明这是个游牧人群过冬的居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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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约文化人群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细石器制作的石刀、骨针及可系绳随身携带的小磨石等。马家窑到辛店文化中人们常使用的农具如长方形石刀、锛、铲、凿等，在卡约文化中全部消失（见表一）。他们所制作的陶器，又比辛店文化中的更小，而且数量也变少了（见表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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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遗址生产工具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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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庄，《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张家咀、姬家川，《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秦魏家，《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皇娘娘台，《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林家，《考古学集刊》1984年第4期；莲花台，《考古》1980年第4期；柳湾，《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山坪台，《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总寨，《考古》1986年第4期；大何庄，《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吐谷台，《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阳山，《考古》1984年第5期；崖头，《文物》1981年第4期；鸳鸯池，《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花寨子，《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莫布拉，《考古》199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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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遗址陶器形制大小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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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遗址陶器（盆、罐、瓶），以口沿宽度与器体高度数值大小，分为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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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口宽小于10cm，体高小于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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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口宽10—20cm，体高20—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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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口宽20—30cm，体高30—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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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口宽30—40cm，体高40—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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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口宽大于40cm，体高大于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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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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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葬中，随葬品主要是些随身饰品。这种小型随身饰物，作为一种财产，较能配合经常移动的生活形态。更重要的是，在卡约文化人群的考古遗存中，猪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羊、马、牛等草食动物。显然，为了配合游牧生活，他们必须放弃住屋、笨重的陶器、不宜长程移动的猪以及其他一切妨碍移动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