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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游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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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约文化遗存在时代与地理分布上都与辛店文化有部分重叠，但前者时代延续较长、位置更向西延伸。所有考古学上所见的现象都显示，留下卡约文化遗存的人们过的已是游牧生活了。首先，在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文化中常见的房屋、居址几乎完全消失；唯一的卡约文化居址，在湟源的莫布拉被发现。这个居住遗址，被建在避风向阳的山谷中一个相当陡峭的斜坡上。在这里，有四个房子的遗迹。其中两个房子的遗迹，只是些柱洞与石头叠成的灶，没有墙基或屋顶的痕迹。另两个房子，没有墙与屋顶，甚至没有柱洞，只有比较硬的居住面。这几个房屋，原来必然有某种形式的墙与屋顶，可能由于它们是由可携带的材料或易腐朽的材料制成，因此不易被保存在考古遗存之中。屋内外都发现有大量的动物骨骸；在其中两个屋址，还发现大量燃烧过的羊粪。根据游牧藏族之民族志资料，羊粪是牧民最好的取暖材料，而且只有在冬天羊被圈养时，羊粪才容易被收集使用。这个居址的选择——背风向阳的山谷——也是现在牧民理想的过冬场所。因此，所有这些证据都说明这是个游牧人群过冬的居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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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约文化人群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细石器制作的石刀、骨针及可系绳随身携带的小磨石等。马家窑到辛店文化中人们常使用的农具如长方形石刀、锛、铲、凿等，在卡约文化中全部消失（见表一）。他们所制作的陶器，又比辛店文化中的更小，而且数量也变少了（见表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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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遗址生产工具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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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庄，《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张家咀、姬家川，《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秦魏家，《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皇娘娘台，《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林家，《考古学集刊》1984年第4期；莲花台，《考古》1980年第4期；柳湾，《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山坪台，《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总寨，《考古》1986年第4期；大何庄，《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吐谷台，《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阳山，《考古》1984年第5期；崖头，《文物》1981年第4期；鸳鸯池，《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花寨子，《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莫布拉，《考古》199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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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遗址陶器形制大小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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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遗址陶器（盆、罐、瓶），以口沿宽度与器体高度数值大小，分为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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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口宽小于10cm，体高小于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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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口宽10—20cm，体高20—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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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口宽20—30cm，体高30—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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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口宽30—40cm，体高40—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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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口宽大于40cm，体高大于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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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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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葬中，随葬品主要是些随身饰品。这种小型随身饰物，作为一种财产，较能配合经常移动的生活形态。更重要的是，在卡约文化人群的考古遗存中，猪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羊、马、牛等草食动物。显然，为了配合游牧生活，他们必须放弃住屋、笨重的陶器、不宜长程移动的猪以及其他一切妨碍移动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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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经济由两个基本因素构成：一是畜养草食动物，一是移动。在卡约文化人群的墓葬中，经常发现有被斩下的马、牛四肢骨，排在死者棺木的四个角上。羊的趾骨，被放在死者身边。因此，游牧对卡约文化的人来说，似乎不只是由利用植物转变为利用动物而已；以象征“移动”的动物腿骨陪葬，说明他们也意识到“移动”在这种新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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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饲养草食动物，卡约文化人群中比较早期的人群能够利用河流上游的高地，因此他们的遗存经常在较高的地方被发现。一项在黄河上游青海循化与化隆两县所作的考古调查，显示这里由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代，人类生活环境空间的利用与分布情形（见图三）。这项资料显示，卡约文化人群可以利用相当高处的环境资源，这是当地由马家窑到齐家文化中的人群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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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化隆、循化县马家窑至卡约文化时期考古遗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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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考古》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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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证据都表示，当时人们已放弃依赖种植、养猪的定居生活。他们可能还有些简单的农业，但或因农业活动太少，或在意识形态上他们觉得从事农业不光彩，因而在考古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农业痕迹。无论如何，现在他们主要过着依赖草食类动物的生活。利用羊、牛、马特殊的消化系统，他们得以突破环境的限制，来使用农人无法利用的高地水草资源。而动物的移动性不仅使他们得以配合季节移动以获得广大的水草资源，也使他们在艰苦而又变幻无常的环境中可逃避各种自然与人为灾害。最后，移动也造成他们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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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游牧人群的社会结构及其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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