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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51 由表三可看出,陶制工具所占的比例一直很稳定,但细石器、角骨器、大型石器,在所有工具中的比例则有变化。变化的规律是:细石器与角骨器同增同减,而它们与大型石器的增减则相反。由第二期至第三期早段的变化是,细石器及角骨器大量增加,而大型石器则大量减少;由第三期早段至第三期晚段,大型石器所占的比例又升高,而细石器及骨角器的所占比例减少,但细石器及骨角器的所占比例,仍高于第二期文化中同类器物所占的比例。如果角骨器增加,便表示当时动物的遗骨容易取得,则细石器与角骨器同增减的现象,也说明这些细石器的使用的确与狩猎或畜牧经济有关。这个工具比例的变化,显示在龙山文化时期(阿善三期文化),畜牧或狩猎的重要性在套北地区人群的经济生活中有增加的趋势。这个变化,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500—前2100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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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53 同样的现象,也见于大青山下的包头西园遗址。这儿的出土遗物分布在东西两个台地上。西台地的文化遗存,被分为三期五段。西园二期与三期,无论是房子的形制、结构,生产工具,以及陶器的器形与组合,都和阿善二期遗存面貌相当。在生产工具上,仍然是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并存,但二期的生产工具数量及种类皆少,以磨制石器为主,特别是两侧带缺口的长方形石刀最为流行。第三期,生产工具的数量与种类都有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三期细石器在生产工具中的比重增大,石器与骨器的制作皆较为精致。(12)在东台地上,发现有石砌围墙及石砌房屋基址,房屋形制与阿善三期晚段的房屋完全相同,遗物分别属于阿善二期与三期文化。(13)因此,西园的考古遗存也显示,在接近龙山或龙山早期,这一带人群对动物性资源的依赖有加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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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55 公元前2500—前2100年左右,在阿善与西园遗址都出现有石筑围墙或城墙的防卫性聚落,(14)显示当地人群间的资源竞争趋于剧烈。事实上除此两地外,有石砌围墙的城堡还广泛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如大青山下的佳木莎、黑麻板、威俊,蛮汗山下的老虎山、板城、大庙坡,清水河县的马路塔等遗址。这种石城堡大都建在背靠大山的山麓台地上,以石块错叠,缝隙间塞碎石以胶泥黏固。城址都选择在地势险要之处,周围并不都设有城墙,而是有些地段利用悬崖为屏障。城墙厚度一般为0.7—0.8米,较厚的达1.2米。城墙高度由城内看一般并不太高,但建在陡坡的城墙,从墙外看墙体是很高的。城墙内及附近有石筑房址遗迹;有些城内并有所谓祭坛的石堆遗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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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57 总而言之,新石器时代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的人群,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受到南方仰韶及龙山文化农业因素影响而从事农业,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当地的干旱气候,他们也较前者更依赖猎取或畜养动物,以扩大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地区而言,鄂尔多斯的东部及南部地区,与晋陕中原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文化关系最密切,细石器较少。西部地区的细石器最发达,农业遗迹最少。套北地区则介于两者之间。也就是说,基本上农业的重要性由南往北,由东往西,逐渐减低;相反的,由细石器所代表的畜牧及狩猎,则由同方向逐渐增加。这与鄂尔多斯地区的干旱程度由东南往西北渐增的趋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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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59 以人类生态的长期变化而言,无论是在东部的清水河地区或是北部的套北地区,由仰韶时期到龙山时期,都有当地人群对动物的依赖逐渐增加而农业活动减少的趋势。因为在这样的混合经济中,农业与畜牧(或狩猎)原就是互补的;在某一方面的挫折,会使得人们加重对另一方面的依赖。这个变化较明显的时期,约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也是在这一时期,清水河一带的人群将他们的聚落建在较高的台地或断崖边上。套北地区的人群,则纷纷筑城堡、建石墙以自卫。这些考古学上的现象,似乎都显示此时当地人群间的资源竞争渐趋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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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61 气候变迁与农业边缘人群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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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63 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除陕北外,这一地区所有的人类活动遗迹都逐渐消退或完全消失。目前发现自新石器时代延续最晚的遗址朱开沟,其最晚的一期为公元前1600—前1400年左右。(16)这一段本地考古发现几近空白的时期,一直要延续到春秋晚期,才出现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随葬的游牧人群墓葬。这个考古遗存上的时代缺环,大约是在公元前1500—前600年之间,相当于中国史上的商代到春秋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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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65 在本地春秋至战国时期墓葬的出土地点附近,往往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但却没有关于商、西周时期遗存的报道。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附近,也经常有战国及以后的遗存,同样的,有关商与西周时期遗存的报道则非常罕见。这个考古学上的现象似乎显示,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南部边缘的陕北地区除外),许多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居住的聚落在龙山后期或商代之初都被放弃。一直到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才又出现人类活动的遗迹。仰韶时期以来,长期在这儿活动的混合农业人群,为何就此消失?到底在龙山后期发生了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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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67 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的干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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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69 由许多证据看来,气候上的变化是造成这一人类生态变迁的重要因素。许多古气象学者都曾指出,以全球整体来说,公元前2000—前1000年是一个逐渐趋于干旱的时期。这个趋势,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达到顶点。(17)研究中国古气候的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学者指出,公元前6000—前1000年的华北地区,是较湿暖的时期。(18)呼伦贝尔沙地,由全新世早期以来形成的沙带中有三层埋藏黑沙土。对植物孢粉进行分析显示,这些黑沙土代表着半湿润森林草原环境。最上层的黑沙土,属于新石器时期到铜石并用时期,约当公元前3000—前1000年。(19)也就是说,在约当公元前1000年,这里最后一期的森林草原消失,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再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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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71 在鄂尔多斯地区,这个发生在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期的气候变迁也相当明显。受青藏高原抬升运动影响,全新世以来鄂尔多斯地区的干旱与半干旱气候便逐渐形成并持续加强。(20)根据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东南缘地层的孢粉分析及碳十四断代法,公元前9000—前1000年左右,此处是较湿润的环境。此后因气候干旱,砂炭堆积停止发育。(21)虽然中国学者所指的湿润期结束、干旱期开始的关键年代,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但由于世界性的干旱期发生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之间,因此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个干燥化的趋势已在华北地区逐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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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73 植物孢粉分析所见的气候变迁,反映的是变迁已在地表植被上造成改变的阶段。而且,无论是碳十四或是其他考古断代法,都可能有些时代误差。相反的,人类生态却常常立即、鲜明地反映相当细微的环境变化。因此在探索气候变迁时,考古学上所见的人类生态变化可提供给我们另一条线索。新石器晚期到铜石并用时期的气候变迁,在全球许多地方的人类生态上都会留下痕迹。而且,因地域性环境差别,各地有不同的变迁时程。相对而言,在原始农业边缘地带,这种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态的影响最深刻,也因此在考古上留下的痕迹较明显。因为这里的环境原来就不利于农业,生活在农业边缘地带的原始农民有如站在水中,而水已没及鼻下的人,些微的水波动荡都会使他们溺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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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75 前面我们曾提及,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混合农业遗址被放弃前,曾经有农业衰退、畜牧业增长以及人群间冲突扩张的现象。在套北地区,公元前3000年以后,代表畜牧或狩猎的细石器及角骨器,在所有工具中的比例大幅升高,显示这时气候已逐渐对农业活动不利。约当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整个大青山到蛮汗山南麓的人群都筑石墙以自卫。在此之后,人类活动的遗迹几乎消失了1500年。这似乎显示气候进一步恶化,先使得人群间的资源竞争剧烈,然后,终于使他们放弃在此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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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77 同样的,在清水河到托克托一带,晚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遗址多坐落在河谷台地上,而龙山文化的遗址则大都分布在河谷断崖上。(22)这也显示,资源竞争使得人群间的冲突变得剧烈,因此聚落位置必须选择在便于防卫的地点。同时,龙山文化遗存中出现的大量细石器,表示当时环境愈来愈不利于农业,使得人们对动物性资源的依赖增加。最后,公元前2000年之后的千余年间,这里的人类聚落也都被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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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79 朱开沟遗址所见人类生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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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81 公元前2000年左右,当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绝大多数新石器晚期居民都离开此地时,可能有少部分人群继续在此地居留。目前只发现有朱开沟遗址,当地居民一直在此居住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因此,这个遗址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变迁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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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83 朱开沟遗址之考古遗存,依时代先后被分为五段。第一至五段遗存衔接发展,层位清楚,发展序列明确。因此我们能据此探讨当地人群的长期经济生态及社会变迁。朱开沟第一段属于龙山晚期遗存。当时的人过着相当定居的生活,农业是主要经济生业。儿童瓮棺葬、白灰面建筑、卜骨及陶器,都显示与中原龙山文化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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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85 约在公元前2100—前1900年,朱开沟第二段的居民住在半地穴式或地面建筑中。大型房址多为圆形,圆形灶居中,周围有垫土墙,墙上有柱洞,垫土墙内有大量的石块及碎陶片。与第一段相同,此时墓葬中亦有随葬猪下颚骨的习俗,并随葬鬲、罐、豆、盉、壶等陶器,也有儿童瓮棺葬的习俗。但在生产工具上,无论是种类或是数量都比第一段丰富。石器有长方形穿孔石刀、石斧、石镰、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燧石剥制的刮削器、矛形器及石镞等细石器,还有骨制的刀、匕首、针、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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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87 公元前1900—前1700年左右是朱开沟第三段时期。这时人们在墓葬中殉牲的风气更为盛行;少者随葬猪下颚骨一对,多者十几对,还有数量不等的羊下颚骨及其他肉食类动物的下颚骨。同时也出现殉人葬。墓葬中出土小型铜器,如耳环、指环、臂钏等。此期也有儿童瓮棺葬。生产工具有石斧、长方形穿孔石刀、骨柄石刃刀、骨铲,及铜针、锥、臂钏、耳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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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89 第四段遗存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文化层堆积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700—前1500年之间。(23)只有少数的墓有少量随葬品,随葬陶器远不如第三段丰富。墓葬中的殉牲有猪和狗。房子以长方形浅穴式建筑为主,房内地表以黄色黏土铺垫,有的经多次铺垫,因此有些房基连在一起不易区分。生产工具有石斧、梯形石刀、石镰、石铲、石刮削器,及骨制的锥、镞、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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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91 朱开沟第五段遗存,年代可能接近公元前1400年。此时墓葬分散,如第三、第四段遗存中那样集中的墓群消失。这时的居民仍有以猪骨随葬及瓮棺葬的习俗。陶器有鬲、甗、盆、罐、簋、豆、罍等,并出现青铜容器如鼎、爵。生产工具有石斧、梯形石刀、石镰、石钻头,骨制的镞、针,以及铜戈、短剑、刀、镞等武器。出土的铜刀、铜剑,是早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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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93 由以上朱开沟遗址第一至五段遗存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现象。首先,以经济生业而言,第一至三段没有太大的差别。出土的农作工具、大量的陶器、房屋的建筑方式以及随葬猪骨等,都显示当时的人是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业的长期定居生活中。其次,由第一段到第三段时期这种生活有稳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第三段时期(约公元前1900年),这种农业定居生活发展到了顶点。当地的社会发生阶层化(stratification)现象,在墓葬中的反映便是出现人殉以及多寡悬殊的随葬猪下颚骨。但是,也在这时,一个重要的人类生态转折也在开始萌芽。殉葬的家畜以及细石器都有显著增加,并出现骨柄石刃刀这样精致的切割工具;这些都表示狩猎与畜牧业在人类生态中的重要性增加。尤其有意义的是,由第三段开始,许多讲究的墓中都随葬数量相当多的羊下颚骨。这显示“财富”不必在农业上累积(或难以在农业上发展),扩大畜养草食动物以利用广大的水草资源成为另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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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95 最后,第四段房屋的结构,可能为多次、不连续占居的结果,(25)显示当时的人已经无法在一地长久居住。到了最后的阶段(约当早商的第五段),先前集中的墓葬消失,一些墓中出现有铜兵器陪葬。铜器在此地最早出现在第三段,主要不是用在农业生产上,而是用来制造随身装饰品及小型工具。在此时又被用来制作武器;显然,人群间的冲突因生存资源不足而扩大,使得应付战争成为一些人的主要社会机能。不久之后,朱开沟遗址也被放弃了。以上这些考古遗存清楚地显示,这个遗址的全盛时期是在它考古分期的第三段。在此之后的整个变化趋势是,墓葬由集中而分散,随葬品由厚而薄,聚落由长期连续居住转为不连续重复占居。最后,资源竞争导致人群间的冲突扩大,终于造成整个遗址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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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97 这样的资源竞争,是由于定居混合农业带来的人口增长?或是由于气候上的变化,导致了农业上的挫折?定居的混合农业经济的确能带来人口的增长,但人口增长所造成的人群间资源竞争,应不会导致整个地区人群活动迹象逐渐衰退甚至消失。因此,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考古遗存所呈现的人类生态变化,都印证着环境考古所显示的气候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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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20999 这个气候上趋于干冷的变化,在华北不同生态区中都造成相当影响,只是在程度与时间上有差异而已。除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之外,青海河湟地区由晚新石器时期到铜石并用时期虽无明显的人类活动中断迹象,但在公元前1700年以后,以农业、畜猪为主的齐家文化经济,被以畜羊、缺乏居址遗存为特色的辛店、卡约文化经济生态取代。在西辽河流域,以农业为主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类生态,对这波干冷化的环境变迁的抵抗力较强,但到了商末周初时(公元前1000年左右),当地人群以农业为主的生态体系也不得不崩溃(见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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