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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地区游牧化与华夏边缘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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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本地华夏与非华夏间的人类生态边界已经形成。这个变化的关键有二：一是燕山以北与辽西地区人群的全面游牧化，一是南方“华夏”的形成。这两种力量相激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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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地区游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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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是这个人类生态变化的关键年代。在前面我们曾提及，辽西与燕山地区的春秋战国考古遗存，主要表现在一些青铜短剑墓上。在大小凌河地区，朝阳十二台营子、小波赤，喀左南洞沟、老爷庙，锦西乌金塘，都发现有类似的青铜短剑墓。凌源三官甸墓葬中的马衔、马鏕，以及五道河子墓葬中以马牙殉葬，显示在战国时使用曲刃短剑、环首刀的墓主，更能有效掌握马的使用，因而也在文化生态上人与马有更亲密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古报告中，都未见有关人类聚落居址的报道。在燕山一带也出现类似的人群；延庆军都山、宣化小白杨、怀来北辛堡与滦平炮台山，都发现他们留下的（直刃）青铜短剑墓。在墓中流行以动物殉葬；这些动物以马、牛、羊、狗为主，除了个别的例子（如北辛堡二号墓），基本上没有猪。在这些墓葬中，出土陶器少，且质地粗糙；没有发现农业工具，也没有发现居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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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燕山地区与大小凌河地区的青铜短剑墓，以及相关的遗物、动物遗骨，显示了早在春秋时期开始，在所谓“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范围内，另一波人类生态变迁在酝酿中。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这个生态变迁明确化了。那就是，大小凌河与燕山北麓一带人群的“武装化”倾向愈来愈强，人们对于草食性动物的依赖也愈来愈重。这时马的驯养、驾驭技术已成熟而普及。利用马于战争，以及作为牧人的乘骑以牧养其他动物，可增加人类的机动性与工作效能，因而得以调节家庭人力的运用，这对于草原或森林草原游牧业的产生有决定性影响。相对的，农业与养猪在人类生态上已失去其重要性。因此，定居已无必要，反而此时人们需经常迁移。迁移，无论是为追寻水、草或为逃避敌人，对于武装化与畜养草食性动物的人群而言，都是一项有利且必要的社会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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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区人类社会的游牧化过程中，狗的地位不能被忽略。由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狗在辽西与燕山地区人类生态中都扮有重要的角色。前面我们曾推测，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它们曾被人们用来帮忙驱赶猪。后来，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由前述赤峰红山后兽骨遗存所见，它们也被用来驱赶草食性动物。当时马的利用尚未普及，因此在牧养草食性动物方面，狗有相当的重要性。后来，在春秋晚到战国的青铜短剑墓时期，马的驯养与利用已相当普及，但狗在考古遗存中仍占重要地位。甚至到了汉代，活动在西辽河地区的乌桓、鲜卑人死后仍要以狗殉葬，希望以狗牵引亡魂归于“赤山”。(69)在马被用于游牧后，狗在本地人类社会中的功能可能是作为人类狩猎的助手。汉代辽西地区的乌桓、鲜卑，萨彦－阿尔泰地区的坚昆，贝加尔湖附近的丁零，以及许多后来在这些地区的游牧或半游牧人群，都经常在林中猎皮毛动物以出售。(70)在近代多森林的东图瓦（Tuva）地区（萨彦岭），狗也是当地人狩猎时不可缺的助手。(71)这是森林草原游牧人群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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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认同的出现与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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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西周因戎祸而亡，由此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周之诸侯国间一个主要政治活动就是“尊王攘夷”。在尊王攘夷的过程中，华夏的集体认同意识逐渐被强化。北方华夏诸国一面吞并或驱逐“戎狄”，一面各筑长城以保护南方资源。在燕国方面，《左传》中记载，春秋时山戎伐燕（公元前664年），齐国出兵伐山戎救燕。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战国时“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到了战国晚期，“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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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的游牧化，与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意识的形成与强化，两者相激相成，终于造成华夏北方边缘的确立。这个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周因戎祸而亡，对周封建国或周文化圈内各邦国贵族造成相当的刺激（见下章）。“夏”“诸夏”“华夏”这样的自称在文献中愈来愈普遍；华夏成为极力维护自身族群边界，以保护共同资源的人群。燕国就在此气氛下，受到齐国的保护而得免于山戎入侵的威胁。华夏愈互保以垄断南方资源，愈逼使辽西与燕山山地人群更依赖畜养动物，以及进一步的武装化、移动化，以向南方争夺生存资源。并且，为了对付南方华夏的团结，此时燕山以北及辽西地区的游牧人群也结成较大的政治群体——东胡。北方人群愈武装化、移动化、畜业化，他们在华夏心目中的“戎狄性”就愈强；华夏的“异族意识”，进一步促成华夏巩固及扩张其北方边缘的政治军事行动。终于，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燕国北征，将东胡往北驱赶了千余里。(72)然后，建长城以御胡。这就是其残迹今日仍横绵于赤峰、建平、敖汉旗、北票、阜新等地的燕长城。(73)这个变化，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与辽西燕山地区，几乎是同步发生。燕与其他北边诸国筑长城，与秦汉统一帝国的出现，便是华夏族群边缘形成的具体化、政治化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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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恭笃、高美骏、冯永谦：《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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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观民、徐光冀：《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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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恭笃：《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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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恭笃、高美骏、冯永谦：《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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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廷善：《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第619—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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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观民：《内蒙古赤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1992年第4期，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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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苏赫：《从昭盟发现的大型青铜器试论北方的早期青铜文明》，《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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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光冀：《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载《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会编《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第8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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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恭笃：《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118、126页；徐光冀：《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第224—225页；刘观民、徐光冀：《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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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徐光冀：《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刘观民、徐光冀：《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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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恭笃：《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刘观民：《内蒙古赤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1992年第4期；徐光冀：《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刘观民、徐光冀：《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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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姿念恩：《辽宁建平县喀喇沁河东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第974—9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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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2期，第1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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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镇洪：《建平水泉夏家店文化遗址兽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第57—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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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 L. Ryder, “Sheep,” in Evolution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ed. by Ian L. Mason（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4）, p.68; Frederick E. Zeuner, 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p.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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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rederick E. Zeuner, 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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