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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西周因戎祸而亡，由此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周之诸侯国间一个主要政治活动就是“尊王攘夷”。在尊王攘夷的过程中，华夏的集体认同意识逐渐被强化。北方华夏诸国一面吞并或驱逐“戎狄”，一面各筑长城以保护南方资源。在燕国方面，《左传》中记载，春秋时山戎伐燕（公元前664年），齐国出兵伐山戎救燕。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战国时“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到了战国晚期，“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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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的游牧化，与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意识的形成与强化，两者相激相成，终于造成华夏北方边缘的确立。这个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周因戎祸而亡，对周封建国或周文化圈内各邦国贵族造成相当的刺激（见下章）。“夏”“诸夏”“华夏”这样的自称在文献中愈来愈普遍；华夏成为极力维护自身族群边界，以保护共同资源的人群。燕国就在此气氛下，受到齐国的保护而得免于山戎入侵的威胁。华夏愈互保以垄断南方资源，愈逼使辽西与燕山山地人群更依赖畜养动物，以及进一步的武装化、移动化，以向南方争夺生存资源。并且，为了对付南方华夏的团结，此时燕山以北及辽西地区的游牧人群也结成较大的政治群体——东胡。北方人群愈武装化、移动化、畜业化，他们在华夏心目中的“戎狄性”就愈强；华夏的“异族意识”，进一步促成华夏巩固及扩张其北方边缘的政治军事行动。终于，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燕国北征，将东胡往北驱赶了千余里。(72)然后，建长城以御胡。这就是其残迹今日仍横绵于赤峰、建平、敖汉旗、北票、阜新等地的燕长城。(73)这个变化，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与辽西燕山地区，几乎是同步发生。燕与其他北边诸国筑长城，与秦汉统一帝国的出现，便是华夏族群边缘形成的具体化、政治化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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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恭笃、高美骏、冯永谦：《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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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观民、徐光冀：《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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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恭笃：《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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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恭笃、高美骏、冯永谦：《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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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廷善：《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第619—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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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观民：《内蒙古赤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1992年第4期，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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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苏赫：《从昭盟发现的大型青铜器试论北方的早期青铜文明》，《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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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光冀：《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载《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会编《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第8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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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恭笃：《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118、126页；徐光冀：《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第224—225页；刘观民、徐光冀：《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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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徐光冀：《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刘观民、徐光冀：《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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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恭笃：《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刘观民：《内蒙古赤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1992年第4期；徐光冀：《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刘观民、徐光冀：《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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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姿念恩：《辽宁建平县喀喇沁河东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第974—9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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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2期，第1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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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镇洪：《建平水泉夏家店文化遗址兽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第57—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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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 L. Ryder, “Sheep,” in Evolution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ed. by Ian L. Mason（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4）, p.68; Frederick E. Zeuner, 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p.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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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rederick E. Zeuner, 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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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北京考古的新成果》，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第4页；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近文化的初步探讨》，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第264页；张忠培等：《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载苏秉琦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第58—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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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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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李经汉、梁宝玲：《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第881—8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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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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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载苏秉琦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第129—155页；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第257—275页；江上波夫：《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1948，第7—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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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载苏秉琦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第79页；喀左县文化馆：《记辽宁喀左县后玟村发现的一组陶器》，《考古》1982年第1期，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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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郭大顺：《西辽河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文物出版社，1985，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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