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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陶宗冶：《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墓地发掘报告》，《文物》1987年第5期，第4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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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刘来成：《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966年第5期，第231—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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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郭仁：《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年第5期，第219—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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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刘观民曾注意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低温期，并以此解释夏家店上、下层文化人群的变迁，他认为：“农业发达的居民逐步南徙，接踵而至的是农业发达水平较低下的北方居民，并且这一趋势时缓时急地持续了2000多年。”参见刘观民：《西拉木伦河流域不同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的变迁》，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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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三国志·魏书》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记载郑浑的功绩曰：“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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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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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三国志集解》引《魏书》称，鲜卑产“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这些林中动物，显示当时鲜卑活动的生态区有相当丰富的森林。有关萨彦－阿尔泰地区的森林草原游牧，可参见Sevyan Vainshtein, Nomads of South Siberia, translated by Michael Colens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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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在图瓦地区，东部多森林，是驯鹿游牧、猎人与森林草原游牧人群的天下；西部为草原，是草原游牧人群活动的地方。据研究者调查，东部地区的图瓦人拥有的狗，比西部人拥有的为多。这也显示狗在森林草原游牧生态中的重要性。参见Sevyan Vainshtein, Nomads of South Siberia, 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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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辽西地区早期游牧人群因受定居人群的影响，或因循当地旧传统，曾组成类似“酋邦”或“国家”的集中式政治组合，这就是汉文典籍所载东胡王所领导的“东胡”。但是，在南方燕国建长城，强力争夺、保护本身资源，在西方东胡又受挫于新兴的匈奴后，东胡这种较集中式的政治组织解体。当地的游牧人群最后发展出“分散化”与“平等化”的游牧部落组织，这便是文献所见的乌桓与鲜卑。关于东胡与乌桓、鲜卑在社会结构上的异同，以及在考古与文献上的反映，请参考拙文《辽西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兼论华夏边缘的形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6年第67本第1分册，第230—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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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李庆发、张克举：《辽西地区燕秦长城调查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第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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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三部分 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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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河湟地区、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以及辽西地区的游牧化，是整个北亚游牧世界形成的一部分。在这人类生态变化的边缘地带，由于农业与畜牧不能兼容并存，以及因此造成的人群间资源竞争，使得定居与移动，农业与畜牧，逐渐成为人群分别“我们”与“他们”的重要根据。公元前1300——前1000年左右，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逐步东进打败商人，并以分封诸侯将其势力推广至东方。这时华夏认同与华夏边缘仍不明显；没有一群人自称华夏，而周人的西方盟邦中还有一部分是相当畜牧化、武装化的“戎人”。克商之后，周人愈来愈东方化，相对的，在他们眼中那些旧西方盟邦就愈来愈“异族化”了。公元前771年，终于，戎人与周人决裂，周人因此失去渭水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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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迁后的春秋时期，周王失去实际统领诸侯的力量，但东方诸侯却因共同之忧患意识而团结抵抗戎狄的入侵。这时，统一他们的是“华夏认同”；汉文典籍中开始出现“华夏”这样的自我称号。春秋时代，在中国历史记忆中是个夷戎蛮狄交侵的乱世。事实上，“异族”与“我族”是相对存在的概念。也就是说，因为华夏在这时发现了“自我”，因而发现并强烈感觉到“非我”的夷戎蛮狄的存在。华夏以“内华夏，外夷狄”来强力地维护、争夺其资源领域边缘，并建长城以保护南方资源，如此更迫使长城以北的人群全面游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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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认同形成后，所有自称华夏的人群都以“族源”来证明自己是华夏。春秋战国至汉代是华夏族群边界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时华夏边缘的吴、越、楚、秦等国，都因为其上层统治家族假借了华夏祖先而成为华夏之国。东南的吴国王室，自称是周王子太伯的后代；越国王室自称是夏王子少康的后代。西北的秦国与南方楚国，其王室也都自称是帝颛顼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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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华夏称四方“非我族类”为戎、狄、蛮、夷或羌、胡等等。借着这些对异族的称号，华夏也由边缘界定自己。在华夏西部边缘，被称为“戎”或“羌”的人群如果希望自己被称作华夏，便以寻找华夏祖源，并且鄙视、敌视更西方的人，来证明自己是华夏。当这些华夏西方边缘的羌与戎被接受成为华夏时，“羌”与“戎”这种异族称号就被华夏用来指更西方的人群。于是，借着寻找、争辩谁是华夏祖先的后裔（谁是华夏），以及重新定义哪些人是戎、狄、蛮、夷或羌（谁不是华夏），华夏边缘由黄河流域逐渐向东、南、西方扩张。华夏因大量吸收边缘人群而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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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代，华夏族群边缘大致已移到华夏之生产方式与社会政治组织能存在的环境与人类生态的极限；东至海滨，北连大漠与草原，西接青藏高原边缘，南至两广云贵地区。大漠、草原是游牧的世界，不适于华夏式农业的发展，自然被排除在华夏边缘之外。朝鲜与南越（粤）等农业地区适合被包含在华夏边缘之内，因此华夏以许多历史记忆来证明这些地区人群的统治家族是华夏之裔。在这些“天高皇帝远”的地区，本地邦国统治家族或接受华夏祖先，让本地成为华夏之域（如南越），或维护及建构本土祖先起源记忆，以将本地保持在华夏之外（如高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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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七章 华夏边缘的形成：周人族源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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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族源是中国上古史研究中一个受人瞩目的主题。首先，它之所以受重视，主要是因为学者们普遍认为夏、商、周三代民族为早期华夏的主体，那么周人——此族体最西方的一支——之加入其中，自然标志着华夏形成至此已至于完成阶段。至少，追溯周人的族源也就是追溯部分华夏民族的族源。其次，《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周人王室在克商前共十六代的世系，以及该族的迁徙过程。而且，在渭水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由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考古学工作已有相当成绩。学者相信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可以使周人族源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被古史辨派学者搅乱的中国古史系统，也能由此以及其他结合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研究中重获生命。因此许多中外学者纷纷由文献、语言、考古等方面投入这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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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至目前，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是相当丰硕了。现在我们应检讨这种结合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的民族溯源研究，究竟给了我们什么结论？如果学者们尚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的结论，那么问题在哪里？我们需要更精密的考古学断代、陶器形态比对与文化分类资料？或是更深入的研读史料？或是，我们应重新检讨这种民族溯源的方法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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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历史学与考古学证据的周人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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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学者多认为周人之先世活动在泾渭上游的陕西西部地区。20世纪30年代国学大师钱穆以古地名的文字训诂结合民间传说，提出周人源于山西的说法。(1)王玉哲同意钱穆的意见，并以姬姓古国在山西者独多、与姬周有密切关系的姜姓之族亦原在山西、周原一地本在山西太原等理由补充其说(2)。这个说法又得到考古学者邹衡的支持，他指出，先周文化陶器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陶器——分档鬲与联档鬲。联档鬲来自山西地区的光社文化中，分档鬲来自甘肃地区的辛店寺洼文化中；前者代表姬姓黄帝族，后者代表姜姓炎帝族。先周文化的代表人群，便是由此二者，加上以商文化为表征的夏、商各族集团共同组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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