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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段绍嘉：《陕西蓝田县出土弭叔等彝器简介》，《文物》196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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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段绍嘉：《陕西蓝田县出土弭叔等彝器简介》，《文物》196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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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青铜器图释》，文物出版社，1960，图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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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唐兰：《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文物》1976年第5期，第5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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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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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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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明珂：《西周夨国考》，《大陆杂志》1987年（第75卷）第2期，第7—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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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arshall D. Sahlins, Tribesmen,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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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关中国国族近代建构过程中“黄帝子孙”之讨论，参见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第1—77页。以及拙作《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73卷）第3期，第583—624页；与《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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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巴特利特之名著为Remember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哈布瓦赫之经典著作为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该书原始版本见Les Travaux de L’Année Sociologique （Paris: F. Alcan,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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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iddleton & Edwards, Collective Remembering, pp.2–4; Coser, On Collective Memory, pp.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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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九章 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吴太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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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随着华夏的扩张向外漂移，这是借由两种变迁过程来达成的：其一，华夏心目中异族概念向外漂移的过程，这是下一章的主题；其二，华夏边缘人群假借华夏祖源记忆以成为华夏的过程，这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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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江苏一带的人毫无疑问是华夏。但是，在战国以前这里的人曾被华夏称作“荆蛮”。春秋时期，苏南吴国的王室曾假借华夏祖先而成为华夏，这便是苏南地区人群华夏化的重要关键。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司马迁记载了春秋时吴国王室的起源及其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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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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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记载，偏居东南的吴国王室是周人后裔。由于江苏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墓及其他有关西周考古材料的出土，有些学者认为，“太伯奔吴”的历史记载在此得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因此更确信在商末曾有太伯为首的一支周人，由陕西周原迁至长江下游。在另一方面，由于渭水中游的周原与苏南句吴在地理上隔得相当远，许多历史学家怀疑这段历史记载的真实性。(1)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有学者提出，太伯所奔之吴可能不是东南沿海之吴，而是渭水流域的夨（吴）。20世纪70年代，夨国遗址在陕西省宝鸡附近的汧水流域被发现后，这个说法也得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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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将说明，目前的考古证据难以支持太伯曾奔于苏南的说法；太伯可能只是逃到宝鸡的夨国去。但是，只否定太伯曾奔于苏南是不够的。一个历史记载可视为一种社会记忆；为了某种现实理由，社会常选择、强调或创造一些“过去”。因此，春秋时期为何有“句吴王室为太伯之后”这样的社会记忆保留下来，值得我们深究。关于这一点，我将以华夏族群边缘人群“寻得或假借华夏的祖先”以及华夏“寻回失落祖先的后裔”，来解释句吴为太伯后裔之说的由来。并说明族群（ethnic group）是由集体祖源记忆来凝聚，并以改变、创造新的集体祖源记忆来达成认同变迁。因此，由春秋吴国王室家族的华夏化，以及汉魏晋南北朝时其他北方民族华夏化的例子，可以说明“找寻失落祖先的后裔”及“寻得或假借一个祖源”这样的双向或单向认同活动，是华夏改变本身族群边界及华夏边缘族群华夏化的一种基本模式。这也是人类族群认同与族群认同变迁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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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证据：长江下游西周青铜器文化及其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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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江苏丹徒县出土一批西周铜器，其中的宜侯夨簋有铭文记载虞侯被改封到宜地的事。据古文字学者唐兰考订，虞便是吴，虞侯夨是仲雍的曾孙周章，他所受封的“宜”在江苏丹徒附近。他认为，这个考古发现证实了古文献中的太伯奔吴之说。(2)后来此类出西周青铜器的墓葬在长江下游续有发现，因此唐兰的看法广为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接受。(3)并且，由于这些墓葬大多是不见于北方的土墩墓，有些器物又颇富地方特色，学者多认为这印证了《史记·吴太伯世家》之说，认为“吴国统治者是周人，人民为荆蛮。丹徒烟墩山、母子墩等墓反映中原、土著两种文化因素，体现了这种民族构成”。(4)或指出，此考古资料可印证文献中太伯奔吴后“文身断发”接受荆蛮之俗的记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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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研究中，学者大多只是以这些墓葬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来印证文献中太伯奔吴之说。但是，具有某种文化特征的器物，可能被外来者刻意收集或仿作，它并不能毫无疑问地反映拥有者的族群身份。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历史考古学”研究中，学者们以历史资料所组构的“过去”作为考古资料分类与解释的蓝图；为了符合这蓝图，学者们对某些考古资料的分类与解释有削足适履之嫌。譬如：苏南有“西周墓葬”，但这些墓主生前所住的“居址”似乎很少被发现，或有意被忽略。在同一地区，与这些墓葬时代部分重叠的人类居址也确曾被发现，这些遗存被称作“湖熟文化”遗存；相反的，这文化的墓葬却很少被发现。再者，苏南西周青铜器墓几乎都是葬于土墩的，但以本地区的土墩墓来说，学者也倾向于将有商周铜器的与没有的分开，而忽略它们在其他方面的相似性。显然因为学者为了呼应太伯奔吴之说，而将出西周青铜器的墓葬与湖熟文化居址分开，也将出西周青铜器的墓葬与其他的土墩墓分离，以表现外来的上层统治阶级与土著荆蛮的差别。(6)因此在考古学上即出现了同一时地有湖熟文化居址却无墓葬，有西周墓葬却无居址的怪现象。(7)这实在是因为太伯奔吴故事深深影响考古学与历史学学者对于考古资料的分类、命名与诠释。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将文献记载置于一旁，由所谓湖熟文化、苏南土墩墓（包括出商周青铜器的墓）之间的关联，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渊源，逐一厘清。然后再探讨这考古学证据是否支持周人曾涉过千山万水移居于此，并统治当地的原居民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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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浜文化与良渚文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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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太湖地区是考古学上马家浜文化时期。在较早的马家浜类型中，当时人们住在近水边的土丘上，种植水稻并从事渔猎与采集。他们留下稻谷粒、农作工具，以及大量的兽骨、鱼骨、螺蛳壳等遗存。墓葬特色是未见墓坑，随葬品不丰，但玉器已出现在墓葬中。崧泽类型（约当公元前4000—前3300年）是马家滨类型的发展与延续。与前期相比，这时人们使用石器增加，制陶技术更进步，墓葬中的随葬品更丰富。稻作农业是人们主要生计所依，畜养（猪）及渔猎为辅助生业。葬式仍是不挖墓穴的平面掩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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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良渚文化时期（约当公元前3000—前2200年），太湖地区居民的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并驯养水牛、猪、狗、羊等牲畜。稻作之外，当时人可能还种植瓜果植物。竹器编织与丝、麻纺织工艺有相当高的水平。良渚文化遗存中最受人瞩目的是它的玉器，有珠、管、坠、玦、璜、璧、镯、瑗、琮等(9)。玉琮上曾发现兽面纹与鸟纹，学者认为与商代铜器纹饰的源流有关。(10)在墓葬上，虽也有浅穴，但主要还是平面掩埋。有些墓的随葬品异常精美丰富，显示当时社会分化已达相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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